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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儒家的伦理观（第1页）

第三节　儒家的伦理观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大动**、大分化，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分化。原在官府保藏的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等开始流传于民间，原由各级官员所讲授的诗、书、礼、乐、射、御等文化知识与专门化技术，到这时可以由私人讲授。孔子是最早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人之一，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儒家学派在哲学、教育学等各方面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这里仅就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些分析讨论。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来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这个政治与社会秩序大变动的时期。他的先祖是宋国的贵族，他出身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而他所生长的鲁国则是保存西周以来礼制思想、典籍文物与风俗习惯最多的国家。这便使孔子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无限向往西周时期特别是文武周公时代典范的政治思想和礼乐制度。实际上，在孔子的时代，由于时间的关系，夏礼、殷礼的内容已不能完全引证了，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6]然而孔子自知他对夏礼、殷礼、周礼的沿革关系是十分清楚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7]孔子认为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有所增损，周礼又是以殷礼为基础而有所增损。因此将来继周代而损益的下一代礼制的内容是可以推知的，这样一步步地沿革变化，甚至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不管夏礼、殷礼与未来新礼情况如何，从孔子思想来看，他最崇拜的还是周代的礼制和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8]这就是说，周代已借鉴了夏文化与殷文化，因而周文化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孔子十分感叹地说“吾从周”，这反映了孔子对周文化的向往和仰慕。而孔子心目中最崇拜的典范人物是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9]而孔子所崇尚的典范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局面则是西周时期：“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0]在孔子看来，政治秩序、社会环境很好的时候，则“天下有道”。天下有道的标志是礼乐征伐之命都出自天子，而天下无道的标志是礼乐征伐之命出自诸侯。而礼乐征伐之命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又到大夫，从大夫又到陪臣，则社会政治秩序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孔子说的这种情况也正是鲁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写照：“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1]这正反映了鲁国政权逐步为有实力的下层所夺取的趋势。鲁君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已有五代了，政权落入大夫之手已有四代了。连掌握鲁国政权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的后代也在衰败之中。而对这种政治局面，孔子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时代制礼作乐的典范人物，仰慕“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孔子的伦理思想，也是继承西周初期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来。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实际上主要沿袭周初姬周统治集团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孔子所关心的仁义礼治、孝道等思想，在西周时期的文献《尚书》、《诗经》的《大雅》、《周颂》以及西周金文中都出现了。现代学者均谓“仁”是孔子的创造，因为西周时代的文献及金文中还未见“仁”字。但是“仁”字就是把人看作人的人道思想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了，而且是《书》、《诗》中经常强调的主要话题。例如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人在从政前应“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明确反对“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他认为应用一种胸怀宽大的态度去对待怨恨、詈骂自己的“小人”；“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惶］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这就是说，有人告诉你：“小民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则应诚惶诚恐地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对自己的过错，不仅不敢含怒，而且应坦率地说：“我的过错，的确像那样。”特别是周公在《无逸》中告诉后人要以文王为榜样，像文王那样“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即培养美好、柔和的品德，关心爱护小民，使鳏寡孤独的老人受到恩惠。这正是一种人道观念，这些正是仁者爱人的思想。这些不见“仁”字的仁德思想后来为孔子所继承，并明确地用“仁”字来表达。因此，可以说孔子时代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上在西周时期已形成了。孔子后来继承了这些伦理观念并发扬光大。

二、孔子和战国儒家的伦理观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这就是仁、义、礼。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仁”。战国晚期的学者谓“孔子贵仁”[22]，这正是抓到了孔子思想的要害之处。

什么是“仁”？《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说文》小篆仁字从人从二，此“二”在殷周甲骨金文中是重文符号，不是一二三数字中的“二”。因此这个“仁”应该读为“人人”，前一“人”即古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意动用法，其义是“把人看作人”，或“把人当作人”。这与《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老吾老”、“幼吾幼”的表达方式相同。“仁”字的本义及其他的义项都是从“把人看作人”这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仁者，人也”，也就是把人看作人，这是在社会关系上人对人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人道思想观念。

如何实现“仁”？也就是说，如何才能把人看作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便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种出自内心的爱是仁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当然孔子的“仁”是由近及远，由家人及国人。在家行仁则必须行孝悌之道，不孝不悌则为不仁。《论语·学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之道在孔子看来是仁之根本。而对父母不行孝道对兄弟不恭不悌者均不能算作仁。他的学生宰予主张废“三年之丧”，孔子生气地批评他说：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道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3]

孔子从实际的生活体验出发，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不过是回报子女在父母的怀抱中度过的三年而已。如果连这一点孝道都不能做到，又怎么能算作“仁”呢？因此行孝悌之道以达到“仁”只不过是人类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为要对父母行孝道，父母对子女要施以慈爱之心，所以在父子做坏事之时不要张扬，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点假话，办点假事，在孔子看来是理所应当的。《论语·子路》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然，站在父子孝慈仁爱之心立场上看，则需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但从法制观念上看，则需子证父偷羊之罪的“直躬者”，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孔子认为孝慈仁爱之心大于法制观念，便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便是“直”道。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更加重视仁爱之心的。

仁爱之心由近亲推而远之，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产生共鸣，此则同情之心，“恻隐之心”。《论语·学而》引孔子之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又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这些就是由近亲而远及众人的仁爱之心。《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从这里可知，孔子所说的“仁”不仅要有十分恭敬的态度，“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而且要以“忠恕之道”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论语·雍也》说：“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些都是实行仁道的方法。

孔子所讲的“义”是指生活在社会上的人要从实际方面去适应社会的需要。义者，宜也。最初的意思就是指应该说的话，应该办的事，逐渐凝固成一种专有概念。君子应该勇于做应该做的事；要以“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求不义之财，不言不义之事，要以“义”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义”在孔子伦理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看来，只有以“义”来办事，说话做人达到了义的要求，才能算作“君子”，否则只能算作“小人”。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4]他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25]

除了仁和义，孔子还提出了“礼”的道德观念。在春秋晚期，周礼斯文扫地，礼崩乐坏，孔子对这些礼崩乐坏和诸侯大夫僭礼的行为作了相当尖锐的批判与指责：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上均见《论语·八佾》）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孙微矣。

（上均见《论语·季氏》）

礼是维护等级名分制度的工具，“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6]，但春秋末期等级名分制度遭到了破坏，面对礼崩乐坏，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么，如何做到克己复礼呢？孔子提出的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7]而要“复礼”，则必须“正名”：这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8]。这就是说，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刑罚适中，刑罚适中则民众知道如何去做事。这样，天下有道，便会达到符合周代礼制要求的政治局面。

能以礼让为国，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