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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总序（第1页）

初版总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isthephilosophy-orcultivation-ofthe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1]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2]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3]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4]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从中国历史上看，“文明”一词的出现要早于“文化”。《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化”一词虽然也是古已有之，但它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加以使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秦汉时期，儒生编辑的《易·贲卦》的《彖》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文化”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这里的“文化”仍非一个完整的词，而各有独立的意义，“文”指文德，“化”指教化，即借文德行教化。其后，晋人的诗文中出现了完整的“文化”一词。如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则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至此，“文化”显然已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这与西方古代哲人强调“文化”的内涵在于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的目标，是相通的。

语汇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西方，文化的概念所以于近代以后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分不开的。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余年，沉沉一线，“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此相应，已有的“文化”一词，古色古香，其内涵也无甚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因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解体，且日益走向世界，语汇便渐生变动。在一些新的语汇出现的同时，更多的语汇增加了新的内涵。就“文化”一词来说，其新义的增加尤其是人们自觉重新探究其内涵，界定其概念，则要晚到20世纪初。梁启超诸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5]梁漱溟则谓：“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6]胡适也指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7]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复杂的整体（“共业”）和“生活的方式”，这显然是接受了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

所以，尽管国际上对文化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泰勒的定义实已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探讨文化问题的现代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除主张文化泛化者外，人们也毕竟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即认为文化可分作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来理解。梁启超曾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8]就已经有了此种见解。今天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表述：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构成了文化。具体讲，它包括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情感、意志、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等等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物化的形态或外烁的成果，如典籍、语言、文字、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风习，等等。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人们也颇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学术界一般将“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即是与“文化”并无直接瓜葛的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二是“文化”与“文明”同义。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9]他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视作同义词，等量齐观。故所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人们通常也称作“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是“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称，但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陈安仁说：“文明是指静的状态而说，文化是指动的状态而说。”[10]张崧年也曾指出：“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的两看法。”[11]

本书对文化的界定，取狭义文化。对“文明”一词的使用，则据行文的需要，兼顾三义。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史之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实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西方关于文化史的著述日多，渐渐蔚为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12]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其一，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深化的必然结果。经“五四”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不仅日益激烈，且愈趋深化。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省西方文化的思潮。与此相应，国人相信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中国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要求重新审视固有文化。为此，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自然便成了当务之急。张荫麟说：“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13]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则强调该书的旨趣，即在于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而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弁言》中，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14]

很显然，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借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谋国家复兴。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唤醒全民抗战和谋国家复兴的慷慨悲壮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康敬轩在《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跋》中说：“念一年秋，予归自欧洲，默察大势，知欲救国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复兴，而求民族之复兴，必先求文化复兴。”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也说，近世治国家学说者，皆谓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三要素，必得三者安全独立，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则，即便三者尽得，“而文化不能独立，亦遂足以当国家之名实乎”？帝国主义侵略弱国，不仅占有其土地、人民与主权，“尤且汲汲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吁！可怖哉”。[15]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化史著述虽是出自日人之手，它们对于国人著述不乏借鉴的作用，但如1903年出版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1926年出版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其有意歪曲历史和贬损中国文化，也是人所共见的。因此，编纂中国文化史，给国人以正确的民族文化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史家责无旁贷。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因之强调说：

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16]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17]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也传入了中国。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18]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20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世纪20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去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19]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同样强调说：

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为无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20]

此期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一批成果，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