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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02（第1页）

《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02

（五）协韵之字而后人误读之例。如《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古文作谊）颇古音相叶，而唐玄宗不察，诏改颇为陂。

（六）句中用韵例。如《诗·国风》:“嘤嘤草虫，超超阜螽。”嘤与超韵。《掷风》:“有次济盈，有鬻雉鸣。”次与鹰韵。

（七）注经用韵例。如《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颛顯卬卬，君之德也。”……计共七句，每句第七字皆用韵。

（八）二声相近，二义相通，而字亦相通例。如《史记·周本纪》:或作有；盖或古读若域，有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言有也”;音义既通，则字亦相通。

（九）二形相似，二声相近，而义亦相通例。如蕉瘁班固作焦瘁，《左传》作蕉萃，《孟子》《国策》作憔悴，《玉篇》作颠额，俱形容困苦或枯稿之意。

（一o）有双声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易·说卦》:“坎为水，为沟渎”。《说文》:“渎，沟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说文》:“歔，欷也”。

（一一）有叠韵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左传》闵元年“宴安鸩毒”，《说文》:“宴，安也”。《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经义述闻》云：“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一二）补倒句例。如《庄子·应帝王》篇曰：“且鸟高飞以避赠弋之害；鼹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曾二虫之无知”（知训匹），倒文成句，犹言不能配匹二虫也。

——姚维锐，《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八号，一o一至一o九页，民国一四年四月出版。

中国民族西来辨

言中国民族西来者有二派。（一）谓所有东西各民族悉系自美索不达迷亚徙入。（二）谓东亚原始之民为黎苗。黎苗之来不可考。惟夏族则自西来，其文明亦自西移植也。考吾侪今日对于东亚为非人类发源地之说，尚无确证，故东亚住民为无原始于东亚者一说，实难凭信。且近世所发现之各种原人遗骸十七起，无一出于美索不达迷亚者。又考东亚当黄土生成时代已有旧石器之人迹，而巴比伦则无之。故第一说不能成立。

主第二说之最占势力者为法人拉克伯里氏。拉氏谓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a）、巴比伦（Babylonia）。古代霭兰（Elem）王廓特奈亨台（KudurNankundi）既平巴比伦南部，率巴克（Bak）族东徙，经昆仑山脉，抵中国西北部，循黄河入中国。奈亨台即黄帝，巴克即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即中华。又其先西方有萨尔功（Sargon）帝，创用火焰形之符号，即中国所谓炎帝、神农。又有但吉（Dunkit）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苍颉云云。此说之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一）夏族于短时期内（如拉氏所言者）自西徂东，就地上之阻碍，及当时交通方法上观之，殆不可能。

（二）或以传说人皇由藏经蜀入陕，及黄帝经昆仑，为夏族东迁之证。不知昆仑卫藏之去西亚较去东亚为尤远，不能为其由亚徙东之证，人皇事出《纬书》，黄帝事出伪籍，皆不可信。而其所谓昆仑，究为今日何地，莫能确指；百姓二字始于唐虞，以其授姓而名；华本民族之称，非国土名，始见于《左传》。

（三）论年代。我国古史在共和以前至少有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文化仅可溯至西纪前六千年，吾国有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则仅可溯至新石器，奈亨台实约当尧舜之时，乌包（Ur-Ban主西来说者以为即伏羲）约当炎黄之世，且神农在伏羲之后，而萨尔功则在乌包之先；仓颉与黄帝同时，而但吉则在奈亨台之先。

（四）论人种。华族为黄人，而塞姆人及霭南人（皆居巴比伦之民族）皆白人，苏米尔人（居巴比伦南部）亦以白种为近。羲、农、黄、仓皆黄人，而萨尔功、奈亨台为白人，乌包、但吉亦近白种。至若姓名之发音，即使相近，亦不能证明其为一人，奈亨台等诸名与黄帝等诸名其音并不相合，且Sargani-shar-ali之省称，岂神农亦为省名耶?

（五）论文化。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最近河南仰韶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骸用具，亦为华族所固有之物。至有史后之文物创作，如伏羲之八卦，神农之琴瑟，黄帝之乘马造旃冕，垂衣裳，苍颉之作书，皆于巴比伦无征。或谓八卦即楔形字。考楔形字由图象进化而成。八卦远出楔形字之前，而一卦代表数物，非仅为文字之用，且多少含有哲理，二者不能附会为一。

又主西来说者谓中土用马传自西方，不知黄帝乘马远在巴比伦知有马之前。巴比伦文物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如星期（易七日一来复，乃指消长之道，与取义日月五星者不同）及时、分、秒之划分，史诗、混版书皆是。此外加神祇建筑、美术品等不易悉数。

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举中巴文物一致之点七十余条，其中谬妄之点，有如上文所已辨正者，至若天文、历法、沟恤、堤防、制度等，两邦虽略有相类，然各亦不能据为因袭之证，凡民族之禀赋及环境有相似之部分，则其文化亦常因而有相类之点也。且巴比伦之闰岁、堤防、沟恤、牧伯等在古史第一期内（西纪前三千零五或三千八百年以前）已完具，而在中国则须至唐虞时始有可考。至若二十四节气，则至西汉方始完成。

综上各端，结论如下：（一）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二）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

——缪凤林，《学衡》，第三十七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

（甲）《元史》之芜陋，其故有六：主撰者俱非史才，无真挚之责任心；急于开局，史料搜集未广；速于成功，未遑考订；抄录旧文，不加润色；诸臣起草泽，不谙元掌故；汉人不谙蒙古语，无从翻译。

明太祖虽曾命解缙重修之，而其书不传。明人不敢议削官书。至清康熙间邵远平始另著《元史类编》，于《元史》略有删补，其功颇大，然有纪传而无表志，且不能取材西域，新增资料甚少。乾隆间，钱大昕继起重修，先为《考异》十五卷，又以所获资料作《元诗纪事》。据郑文焯《国朝未刊书目》，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然其写定传世者仅《氏族志》《经籍志》两篇耳。大昕于此两篇用力甚久，搜辑颇博。乾隆五十年钦定《元史语解》亦治元史者之一利器。嘉庆间，汪辉祖著《元史本证》，但就本书举证其记载之讹误、遗漏及译名之歧异。道咸间，魏源踵承前业，自创体例，采《四库》中元史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成《元史新编》。其列传以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之行也。光绪间，洪钧奉使俄、德，采译拉施特儿哀丁所著《蒙古史》并参考笔记杂史二十余种，成《元史译文证补》，于元代史料颇发新彩。屠寄继洪后著《蒙兀儿史记》，参以西方史料，证以实地调查，于《元史》大有补证，惜未成功。近人柯劭惑集诸家考证之余，再加搜采，以数十年之力，成《新元史》二五七卷。虽取舍未尽得宜，考证犹有未尽，而又无考异或案语以明其所增修及根据，然其采材之广博，组织之完备，实兼《类编》（邵）、《新编》（魏）之长，前此所未有也。以上述清儒重修《元史》之功。

（乙）清儒于《元秘史》之整理，亦有足纪者。《元秘史》乃元初人所撰，为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所必折衷，明初曾以华文译之，而未以补订正史。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录出之。顾广圻又得影钞元本，与钱抄颇异，最为佳本。《元秘史》之考核自大昕始，彼之《元史考异》即全于此着手焉。清末李文田始为此书作注，李通汉、满、蒙三合音之例，故所注极精到。同时施世杰撰《秘史山川地名考》，尝亲历塞外以取证；阮惟和亦作《秘史地理今释》。丁谦集其大成而更进，所著《元秘史地理考证》，辨稽甚勤，复附有《元初漠北大势论》及《太祖编年大事记》。

（丙）此外可称之零星作品足补元代史书之缺者，清儒之成绩亦尚复不少，梅定九于《元史》年月之讹记多所订正。而元代遗书，如邱处机《西游记》、张耀卿《纪行》、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及《元典章》，皆有清儒之考证注释。李文田又有《和林金石考》，集和林唐、元二代之碑刻。今人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二百余种，取材及于方志，亦前此所未有云。——郑鹤声，《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一至二三页；又第五期，一至二二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及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民族之原始及其远古（TheinandAntiquityoftheesepeople）（一）中国历史大略可追溯至西纪前二千五百年。考证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神话人物，尧舜为历史人物。此五帝者，创造中国文化之祖也。耕稼、衣服、文字等等之制造，相传皆起于羲农时代，实则或当更前乎此，亦未可知。而农业之不始于是时，更无可疑。传说更有谓五帝以前，尚有万余年榛狂之世，其民生活简陋，以树为栖。此不过后人测度之词，不足尽信。然华人之自知其民族起自野蛮，不与他民族之好夸张，自谓起源于黄金时代者相同，此则正可注意之点也。关于史前之遗迹，在甘肃、河套则有Lit及神父之发现，属旧石器时代；在河南满州则有安特生教授之发现，属新石器后期，去历史初期不远。惜所获不多，未能使吾人于史前华人得一确定观念。历史时期中之最要发见为殷墟甲骨，甲骨文所纪多关于田猎祀祖之事。昔日之未开化习俗，如以鲜肉祭地祇，以生人作牺牲等，亦皆于此发见。其字形不固定，每有同字异样者。就考证所得，甲骨盖属商代之物。然甲骨中曾见一鹿角，其种今已绝，据此推测，则遗物之一部，或更早于所假定之时期，亦未可知。总之华人风俗及今回溯至有史前之野蛮时代，实可有五千年之久云。

（二）中国文化约在二千五百或三千年前，兴起于黄河流域。此说证之于各传述，均各相符。如《诗》《书》《易》中所载事迹大抵在河渭附近。虽《禹贡》所载地域颇广，然此书是否禹作，尚属可疑。若以其他较为可靠之载籍为凭，则当时疆域实属甚小。且其地险阻四环，有甚于今日之情形，故与他族常相分隔焉，华族单音制之语言，据学者研究所得，共有六百音左右。古文字数不甚多，殷契所载才千五百耳。中国文字之象形字（standardideograph），根据学者研究之所得，约有千数。据瑞典Karlgen氏之研究，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今日之各处方言，以广州语为比较的稍近古音。就作者所知，华语之与他国语言，至今不能证明其有何关系，即蒙古语亦无与华语相关之迹可巧。就地质上言，蒙古与中原间之地理的阻隔，必已存在于历史时期之初，文化殊难越此而移殖。华化来自蒙古之说，可见不足深信。

（三）或有谓中国象形字与埃及古字相类，因谓华化源于埃及。然夷考其相似者不盈五六字，皆属浅明之象，几凡小儿皆能用之。且埃及字在西纪前四千年已完成确立，而华字则在西纪千年或千五百年前，尚无定形。或又有谓埃及神话与华多同者，然安知其输入不在纪元之后。或又有谓华化与巴比伦有关，谓亚克特（Akkadian）象形字（巴比伦文字所本）与华字相合者。然实则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相符合耳；且亚克特文之古音，至今未能确知。而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今亦全无可考。故若就音而论，其相同亦殊不足为据也。或又有谓华化与美洲有关，谓墨西哥土人之字与华字相近。然亦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尔相同，且此种相似之字，与其谓为字，毋宁谓为画，且溯其西纪六百年前时最古之形式，较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文字，更为粗陋，故中美文化有关之说亦不足信。要之，各地文化不必同出一源也。

（四）结论谓中国文化在二千五百年前，独立的发生于河南附近，其所以能产生文化之故，与黄河有关。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aJournalofSdArts），

第三卷，第六期，三四四至三五一页，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山越考

两汉以前，江南未辟，吴越山居民族化外不羁。良善者白首林谷，不识郡朝；桀黠者仗兵野逸，剽掠好乱。至三国时而益盛。其民好武习战，行军部伍，以户为单位，有组织，有训练，故多精锐可用之材，所屯聚之地，首推会稽，余散居今之浙、苏、皖、赣各地，山越之所经营与江南之开辟有关者三：于山谷间广启田畴，一也；尝开道路以利交通，二也；山越所聚居之地，后多辟为郡县，三也。

三国时，山越为吴患甚烈，时受魏诱起乱，沮吴远图。孙权初降魏受封，亦由其逼迫之故。盖数十年间，尝祸及六十余郡县。寇变无时，守令常须戒备也。吴人对付之法：镇抚、讨伐与怀柔。三者并施，颇著效果。及孙权嘉禾六年，诸葛恪平山越，东南山越之患，至是稍息。吴亡后，陈高帝初年及唐德宗贞元间虽有余患，然不久即平。嗣是山越事不复见于史书，盖渐同化矣。

——刘芝祥，《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五一至六四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王玄策事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