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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代的官学与私学（第1页）

第二节　汉代的官学与私学

汉代建立以后，注重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政策上一改秦朝暴虐的统治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汉初黄老无为政治的实行，为民间学术活动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后，民间儒家经学传授活动日趋活跃，私学兴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官办教育。高祖时陆贾主张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明人伦；文帝时贾山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贾谊、晁错等也都提出类似的建议。但由于当时国力尚未恢复，统治秩序亦未稳定，这些建议均未能付诸实施。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黄老政治，尊崇儒家，并设立五经博士，官方兴学由此开始。纵观汉代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前后各有不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制度，但从学校教育的类型上，仍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

一、官学的设立

汉代官学的设立，得之于董仲舒的建议。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诏举贤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向武帝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重视礼乐教化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强调古圣王的长治久安，均有赖于此。他认为，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10]，而要推行教化，就必须求贤养士，养士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设立学校，“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故而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11]。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50名，汉代官方办学正式开始，并由此逐渐发展起来。汉代的官学，如果细分的话，可分为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太学以及比较特殊的宫邸学、鸿都门学等和地方政府主办的郡国学校等。

（一）太学

汉代太学的设立与博士制度紧密相连。其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为标志。博士即太学教师，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太学设立之初，规模较小，只有弟子50人，各自随师专经学习。之后规模渐大，太学生名额年有增加，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增至200人，成帝时更效仿孔子弟子三千制，将博士弟子定员为3000人。王莽秉政，一切摹仿古制，扩大太学，筑舍万区。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太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汉和帝刘肇为表示对太学教育的重视，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赐博士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一时京师名儒云集，四方学者，咸来听讲，甚至远及边疆地区，匈奴亦派遣弟子前来就学。[12]汉顺帝时，将毁坏的太学房舍修缮一新，并拓建房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13]，前来就学的太学生愈来愈多，到质帝时竟达到3万余人，可谓盛极一时。

太学有博士舍、内外讲堂、学生住宅区，还有商业区和治安管理机构，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高等学府。在管理上，太学由居九卿首位的太常总负责，皇帝亦不断亲临太学视学，特别是东汉的皇帝，视学更为频繁，经常召集师生讲论经术，观看太学的礼仪活动。这种皇帝视学的传统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汉代太学的教授，都由博士担任。博士乃博学之士，战国时魏、齐等国已有博士之职。秦统一后，朝廷中设博士数十人，汉承秦制，仍沿用其名。博士的重要职责是“掌教弟子”[14]，除此之外，应对朝廷、巡视吏治民情，也是分内中事。博士在汉代官制中品阶不高，汉初秩为四百石，宣帝时增为比六百石，品阶只相当于县令。但博士极受尊崇，其地位远优于同级或级别更高的官员。据《汉官仪》所载冠冕之制，博士与卿、大夫、尚书及二千石级高官享有同等待遇。其升迁之途也很优越，“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15]，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尊师重教的广泛社会影响。

汉代太学择师极严，博士选拔相当严格。他们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由诸科始进，或由他官迁升，来源不一，但都必须兼顾德行、学识、才干、身世以及身体等诸方面的条件，并有限年50岁以上的惯例。经过一番严格的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名儒。“严于择师”对保证太学的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汉代太学的学生，起初称博士弟子，东汉时称“太学生”或“诸生”。西汉时太学生的来源，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皆有补选的资格；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皆可入选。[16]汉代选任博士弟子的规定也相当严格，凡选送不实，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降至东汉，似无定制，或以“父任”入学，如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17]；或公卿子弟，或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员额，《文献通考》记载顺帝“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18]，就是此类情况。博士弟子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家累千金的达官显宦之子，也有来自门卒，甚或有一些家贫如洗的寒家子弟。太学中不收学费，但生活费用需要自理，因此贫寒学生不得不靠劳动谋生来维持学业。如翟方进靠母亲随京为人编织草鞋提供生活费用，儿宽承担给同学做饭的事务，自己得以果腹，东汉公沙穆、桓荣、庾乘等人，靠为人做佣工以维持学业。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五经。博士专精一经，太学生分经受业，从事研习。由于汉代经学中存在着今古文的问题，教育领域亦受此影响严重。今文经学偏重于阐述经书“微言大义”，旨在从经书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并在儒学中渗入了阴阳五行思想，宣传灾异迷信，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故而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被立为“官学”，所以汉代太学博士所传儒经皆今文经。为保证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博士传经有所谓“家法”和“师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9]也就是说，“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由于“师法”和“家法”的存在，汉代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官学中还是私学中，学生对师长都恭敬尽礼，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制三年的丧服。“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20]并一直沿袭于整个封建时代。

汉代太学除博士定期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外，主要靠学生自学，其学习期限没有限定，以考试成绩如何决定是否可以为官，故而汉代太学特别重视考试，以之作为管理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时，规定“一岁皆课”，能通一艺以上者，即可为官。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后，又定“二岁一试”制，要求通二经以上，按名次高低补充官员的缺额。考试的方法有三种：“口试”、“策试”和“射策”。“口试”主要测试太学生的诵读及口头表达能力。“策试”主要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射策”则类似于后来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将儒经中较难懂的问题书之于策，加以密封，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太学设立之初，岁试分甲乙两科，到平帝时，王莽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东汉初年，仍复甲乙两科之制，旧时射策制度已不复存在。由于太学考试极为严格，而且补官越来越难，因考试不合格而滞留太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年逾60岁而仍滞留太学者。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和出仕的艰难，使得太学生爆发过几次政治斗争，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涉及统治者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不畏强暴、砥砺名节、激浊扬清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制度完备、史实翔实可考的学校。自此，历代最高学府多泛称太学，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其次，汉代太学还是统治者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开始。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或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士—官僚”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二）宫邸学与鸿都门学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除太学外，在东汉时，还有两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族学校，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设立“四姓小侯学”，是为宫邸学的一种。“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称其为“小侯”，是由于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汉明帝为四氏子弟设立学校，置五经师，聘请名儒讲经。后来，学生对象扩大，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皆可入学受业。

汉代宫邸学制度不完备，时兴时废，与执政者的好恶有关。到汉安帝时，邓太后秉政，由于邓太后幼学经书，提倡教育，于是下诏为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的子弟，无论男女，凡年在5岁以上40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开办学校，教授经书，并亲临监试。[21]可见，东汉时这种时兴时废的宫邸学校不止一个。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类似于今日的艺术学院，所学以尺牍、小说、辞赋和字画为主，并从事各种创作活动。由于汉灵帝刘宏嗜好文学艺术，故而这些被儒家士大夫所瞧不起的“雕虫小技”，因极受皇帝赏识而兴旺发达，鸿都门学中的学生也多被破格录用，“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2]。与当时太学生出仕艰难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东汉鸿都门学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遭到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反对，而太学生也站在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一边。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宦官虽屡屡得手，但在舆论上一直不占优势，因此他们深深认识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相对抗的重要。于是他们便利用汉灵帝嗜好文学艺术这一点，怂恿灵帝设立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自设立之初，就遭到朝中士大夫的反对，要求废除的呼声很高。鸿都门学只存在十余年，就消失了。鸿都门学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且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冲破了儒家经学对学校教育的垄断，重视文学艺术这些专门艺术的教育，为后世各类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能抹杀的。

（三）郡国学校

汉代地方官办学校创始于汉景帝末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特别重视教化，为改变巴蜀地区的落后风习，他一面选送当地俊优之士入长安从博士受业，一面在成都市中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宫”，招收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依其学习成绩，分派官职。文翁平时治事，喜选高材生在旁视事，出行时则带他们传达教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23]，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这是我国地方官学的创始。

汉武帝时，在兴建太学的同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因资料缺乏，这道诏令实施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随着太学的建立，博士弟子员的增加，地方官学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应是无疑的。到宣帝时，郡国学校日渐增加，东郡太守韩延寿在任期间即修治学校，崇礼义，纳谏争，为后人称道。

汉平帝时，各郡国普遍设立官学。元始三年（3年），王莽上书，请求立官学，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学制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今天看来，学、校约相当于中学，庠、序约相当于小学，只不过当时尚无严格划分。与此同时，又在郡国设立宗师，以教授王室子弟。从地方官学学制的建立来看，当时学校已渐有体系，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王莽为汉代学校发展所作的贡献，应予肯定。

东汉历代皇帝，对地方教育都较重视。光武帝时，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一批地方官学兴起。兴办学校成为循吏的一大重要标志。当时办学颇有声名者，如冠恂任汝南太守，“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24]；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25]；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26]，等等。在边远地区兴学的，如卫飒为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迁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名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27]。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宣传儒教，推广文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对于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情状，班固《两都赋》这样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