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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衣食住行（第3页）

陶院落（东汉）1959年河南郑州出土

秦汉时，居于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住所，因其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异。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族，多以穹庐为舍。穹庐是用毛制品旃为材料而制作成的。居住在山谷中的西羌，虽喜放牧，但已开始开山种田，故建有草舍。西南夷及南越诸族，一般以耕田为业，居室稳定，建有木、竹和石屋。

（三）室内用具

秦汉时期，上自帝王，下及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因此，席为居家必备之物。席一般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莞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曰：“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莞席有四件，其中完好的有两件。一件长2。19米，宽0。81米；另一件长2。22米，宽0。82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0。20米左右。这大概是当时席的基本形状。

汉代注重礼节，坐席也不例外。一般尊者有专席，如家庭中的长辈、讲堂上的老师、宫廷中的帝王与皇后等，均设专席。从座次看，秦汉时以东向为尊，其余座次为南向、北向、西向。凡同席者，身份应当相同，否则被视为不恭。其坐姿为屈足向后，以膝抵席，臀部依在脚后跟上，如同今日之跪。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围以栏杆，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没有栏杆。**一般都铺席，唯贫者和清贫之吏才坐光板床。**的用具有枕、被、褥等。床有时也作坐席用。

百花灯（东汉）1972年河南洛阳出土

东汉末年，西域的“胡床”传入中原。因为这类床可以折叠，且较轻便，深得京师贵族人家青睐。

富贵人家为显示自己的身份高贵，往往不坐席，而坐榻。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榻以一人坐的独榻为多。

室内主要的实用性装饰是帷帐，冬以御风寒，夏则挡蚊蝇。有的人家还有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各种图案。

几案在当时使用较为普遍。官吏、儒生之室备有书案，以承文书或书卷。此外，案上常放有笔、墨、纸、砚。有的用来放置碗、盘等，相当于饭桌。几案腿短，适应了秦汉人坐席的姿势。

住房中不能没有灯烛。烛在很早就已开始使用，而灯则始用于战国。秦汉时，灯的使用更为普遍，制作更为精巧，形制也越来越多。现在所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形灯等。灯用铜、陶、铁等材料制成。不少灯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此外，当时居室用具还有香炉、簏、箧、笥等。

四、便利的交通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交通道路的开辟以及车船制造技术的改进，人们的交通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它又反过来对国家的统一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陆上交通

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并推动各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秦汉两朝都十分重视陆上道路的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关中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网。

驰道是秦汉道路网的主干。它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驰道本为天子道，最早出现于庞大的宫殿群中。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所经之处，皆修驰道，驰道遂由关中伸向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0]。在秦代，驰道与各郡县的道路相连接，在长江以北的黄淮流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网。

驰道全由黄土夯筑而成，路面平整而无杂草。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驰道规模颇为壮观，“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11]。驰道中间的三丈之路，属皇帝专用，任何人不得妄入；而“厚筑其外”的旁道，才是一般平民可以自由来往的通路。

因为驰道系土路，所以需经常维修。西汉初期，基本上保留了秦代的驰道，同时岁月的流逝也不免使驰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武帝巡幸天下，封禅于泰山，于是“天下郡国皆予治道桥，缮故宫”[12]。这是汉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路行动。以后历朝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修路之举。终东汉之世，驰道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东出函谷关，分别伸向我国的东部、东北和东南地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陆上大道。

除驰道外，秦汉时期在各地还修建了不少交通道路。如秦始皇时，为了抵抗北方劲敌匈奴的入侵，巩固北部边疆，修建了一条自咸阳西北的云阳出发，一直到今包头市附近的秦九原郡长达1800里的直道。汉武帝时，在西北边境修建了著名的回中道。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抵抗匈奴、乌桓的骚扰，命人在今山西大同附近经今河北蔚县一线一直向北延伸，修筑了飞狐道。在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巴蜀及西南夷地区，秦汉时代也分别修建了子午道、故道和五尺道。在岭南地区，陆路交通也有所开辟。如东汉初年卫飒为桂阳太守，“凿山通道五百余里”[13]。西汉时期，随着张骞通西域的成功，还开辟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举世瞩目的国际商道——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西域、越葱岭、折西南而入印度的求佛法之途。

秦汉时期，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是车和马。车有大车、小车和手推车之分。所谓大车，就是牛车，亦称方箱车。小车，源自古代的兵车，以单辕为主，多为曲状辕，服用的是马。手推车，也叫鹿车，其形制与独轮车相仿。此外，还有驴车、羊车等。人们因身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车。先秦时，贵者用马车，庶民用牛车，因此汉初“将相或乘牛车”，被看成是一种反常现象。但到后来，尤其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都十分坚固，且十分华丽。车上竖有高九仞、垂十二旒，画着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在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校猎用猎车。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车厢）画虎，轼上画鹿，旗垂九旒，画降龙，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官吏皆乘黑丝盖车，其中又依各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明确的规定。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

一般平民或步行，或用手推车，所用畜力因地而异。

除车外，马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秦汉时期的驿传多用马，宾客过往也常用马。马还是重要的战争装备。

（二）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的水路交通，分为海上交通和内河航运两种。

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当时的齐、吴、越诸国均为从事海上航行的强国。秦统一天下后，海上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近海航运和远海航行之举。著名的秦代方士徐福，为替秦始皇“入海求仙药”，据说到了日本，至今在日本大阪附近和歌山县新宿市还有徐福墓。

两汉时期，近海航运较为发达，其中心在齐地和合稽郡。海运往往与内河航运相联系，省时又省费用，大大弥补了陆上交通运输的不足。两汉重要的海上、内河连通线，南起交趾，中经东冶，至临淮入淮水，又转由鸿沟入黄河，再追溯而上，沿洛水至洛阳。还可再溯河而上，直抵长安东郊。当时主要的海港是会稽郡的东冶与南海郡的番禺。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远海航行主要是向东至日本、琉球诸国，向南至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直至印度。

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或利用天然河道，或开凿人工运河。利用自然河流通航，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秦汉时则更为发达，著名的黄河、长江及其相关水系，均可通航。岭南地区的主要水道，亦可行船。至于运河的开凿，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开凿邗沟、鸿沟等记载。秦代修建了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汉代又兴修了不少大型的开挖运河工程。

大量的水上航运，必然要求有较高的造船技术。秦汉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锚等设备。

秦汉多楼船。汉武帝平定岭南所遣将领中就有楼船将军。东汉时，马援伐交趾，所将大小楼船竟达2000余艘，可见当时楼船之多。在广东德庆汉墓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型，该船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楼舱为船的主体，可能为梁柱结构。《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大修昆明池，中有楼船，竟高达10余丈，可见汉代造船工艺之高。

商船大者在5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而一般民用船，则规模较小，也有三舱，但没有施楼。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就没有楼，但有16条桨，尾有一舵，当是一艘货船。

除船以外，水上交通工具还有竹筏等。如《后汉书·岑彭传》载：“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十万乘枋箄下江关。”又同书《哀牢传》载：“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这里所说的“枋箄”、“箄船”，就是竹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