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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艺美术（第3页）

五、玉器

目前，有关秦代玉器出土的实物及文献记载几乎没有，因而已难以知晓其工艺水平了。汉代玉器在继承战国玉器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器物品种增加，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粟纹等多种加工方法。装饰纹样也更为生动。从而成为中国玉器史上承先启后的阶段。

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

玉羽人飞马（西汉）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

汉代玉器根据器形和用途大致可分如下几类，一类是礼仪用品，主要有璧、琮、圭、璋、璜，尤以玉璧出土传世最多。第二类是葬玉，包括“金缕玉衣”、玉塞、玉含、玉握等。“金缕玉衣”是金玉联合的大型工艺品，迄今出土的已有几十件。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土的“金缕玉衣”是其中的代表。刘胜的玉衣长1。88米，共用玉2498片，金丝1100克；其妻窦绾的玉衣长1。72米，用玉2160片，金丝约600克，玉衣的玉片编结、穿缀粘贴十分牢固与美观。据说要生产这样一套玉衣，一个熟练工人也要耗去十年时间才能完成。[23]第三类是日用品和装饰品，有玉灯、玉钫、玉佩、玉带钩、玉镯等。第四类为浮雕或圆雕的美术品。其代表作是1966年咸阳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其质料为洁白润泽的羊脂玉，通高7厘米。马肥壮健硕，口大张，尾高扬，后蹄曲踏，胸部刻飞翼，一副随时准备腾飞的模样，马上骑手束巾短衣，双手紧拉鬃毛，充满强烈的动感。造型极为逼真生动。而且，玉马的造型与同时代的铜奔马和画像石中的奔马体形体貌十分相似，可见汉代玉雕制作已达到圆熟水平。

汉代玉器的纹饰有两类，一是几何纹，一是动物纹，人物纹和植物纹还不多见。几何纹以涡纹、谷纹和蒲纹最为常见，多饰在玉璧上。汉代玉器上的动物纹形象较战国时期更为写实，并开始有了群像。如河北定县北陵43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玉屏座，上下两层玉屏片镂空透雕，雕有东王父、西王母以及侍女、凤、麒麟、龟、蛇、熊等动物形象，极为华美。

六、少数民族的工艺美术

中华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就在中原地区各种艺术品种争奇斗艳的同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艺术作品也如绚烂鲜花，竞相开放。这些艺术作品既富于民族特色，又表现出与中原文化长期交流与相互影响的事实。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的艺术创造能力主要体现在青铜工艺、金银工艺和棉织工艺上。

考古发掘证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的滇人，青铜工艺特别发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圆雕的铜扣饰出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秦汉时出土的器物更多，有釜、盉、壶、尊、盘、洗、薰炉、镜、鼓、扣饰、贮贝器等。这些器物有少数是由中原输入的，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的情况；多数是当地生产的，反映了当地青铜工艺的水平。最能代表滇人青铜工艺水平的是铜扣饰和贮贝器两大类，其艺术性之高，令人惊叹。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西汉）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贮贝器是滇人特有的用以存放货贝并具有一定政治和宗教意义的青铜器物。在贮贝器的盖上，滇人往往铸有表现集体场面的群像作品，气氛非常热烈。如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20号墓的一个“杀人祭铜鼓”的贮贝器，共塑有18个人物，有坐肩舆的女奴隶主，有抬肩舆的男奴隶，有骑牲口、步行、肩荷铜犁、跪迎、进食等不同动作的人物，还有被杀头的牺牲，等等。人物形态各异，场面既肃穆又热闹。这是与农业有关的“祈年”活动，滇人独具匠心地将这种活动的全过程再现了出来。[24]另外一件“杀人祭柱”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5厘米的器盖上塑有120余个铜人。中间坐一体型高大通身鎏金的人物，其旁列坐群僚，周围有铜鼓、铜柱、牲畜、猛兽以及活动着的男男女女的人物，据说这表现了滇王“诅盟”的仪式。有几件表现战争的贮贝器，其中一件表现了一群滇人健卒在捕杀、践踏敌方士卒。暴露了滇人奴隶制社会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另有一件贮贝器上铸造了17个纳贡的异族人物，他们头顶箩筐，牵着牛马，携着货物来进贡，每个人物身着不同的民族服饰，穿插于牛、马动物之间，使得这幅组雕起伏跌宕、丰富多彩。

滇人铜贮贝器上的雕像都是写实的，表现了2000多年前滇人的现实生活，除前面提到的祈年、诅盟、战争、纳贡外，还有纺织、赶场、斗牛、乐舞、献俘等，场面复杂，气氛热烈。

滇人的铜扣饰采用透雕的方法，表现的内容较简洁，有骑士、骑士俘获等。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搏斗。如“两犬斗鹿”扣饰，两只凶猛异常的猎狗追杀一只奔鹿，一只猎狗蹿到奔跑的鹿背上，狠狠地咬住了鹿的脖子，另一只猎狗窜到鹿身下，狠狠咬住了鹿的后腿根，鹿四蹄挣扎着，张大嘴痛苦地哀号，一对极度恐惧的眼睛瞪得溜圆。整个画面动感强烈。类似于此的还有两虎斗野猪、一虎咬猪、二虎咬牛、水鸟捕鱼等。

铜鼓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物，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均有铜鼓，而尤以汉代制作最为精美，式样最多。其产地主要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可分滇粤两大系，云南是其根源。一般地说，滇系铜鼓体型较小，粤系铜鼓体型较大。从侧面看，铜鼓的鼓胸、缩腰及通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干净。鼓面中央一般饰以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周边为立体动物，多为青蛙，鼓胸、鼓腰则饰以几何纹或禽兽纹，甚至有戴羽舞蹈、乘船竞渡的场面。都具有写实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羽人纹铜鼓（汉）

1954年广西西林普驮出土

云南滇人青铜工艺的特点主要是塑而不是雕，只有少数才用雕线去表现细节。这些青铜作品不仅把当时滇人的社会活动、人物形象表现了出来，而且把各种动物的形象和神态也表达无余。这些作品的艺术手法，除了受中原，特别是楚文化的影响外，突出地呈现出本民族的特点，粗犷泼辣，犀利准确。

北方地区的东胡、匈奴、鲜卑人的青铜工艺水平也很高，其青铜遗物在内蒙古、宁夏和东北地区发现不少，器物很多，有实用品、装饰品，也有动物雕塑。而尤以鲜卑、乌桓、匈奴的各种铜饰牌最具特色。

铜饰牌是挂在衣服或腰带上的一种饰物，用浮雕加透雕的方法雕成，多为动物造型。其共同特点是结构紧凑，具有张力。如内蒙古集宁等地发现的匈奴族青铜造像，有青铜饰牌20余枚，花纹以动物纹为主，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动物的偏爱。这些动物大都是侧面蹲踞的虎、马、鹿等，一般是单躯，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虎的造型与中原地区颇为不同，虎颈长，头向下而微颌，身躯有力地向上拱屈，整体效果健壮雄浑，极富原始魅力，有类于商代青铜器、石磬上的虎纹。

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发现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的古墓群（一说属于乌桓），也出土了20余件青铜透雕饰牌。有的表面镀金，花纹也是以动物为主，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有的动物温静相处，有的搏斗撕咬，表现手法鲜明有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面铜饰牌上有骑士出猎和骑士捉战俘的场面。一骑士骑马执剑，一手抓住披发的俘虏，同时一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生动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现实生活。总之，工艺家在一枚小小的铜牌上，巧妙地组合安排，装饰变形，利用镂空突出形象，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反映了少数民族工艺水平的卓越。

在北方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属于少数民族的雕刻作品，有铜鹿、铜鹤、铜羊、铜狼等，均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少数民族工艺水平的高超。

另外，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还出土了大量少数民族金器，有金冠、项饰及各种动物形金饰牌，金冠上饰以展翅翱翔的金鸟，鸟头用绿宝石琢制，华贵异常。各种动物金饰牌有虎、羊、牛、刺猬等草原上习见的野兽和家畜，造型生动优美，是不可多得的珍品。[25]

总之，北方匈奴族与鲜卑族的青铜雕刻，主要题材是动物纹，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作风也粗犷浑朴，反映了这两个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强悍的性格。但从这些青铜工艺的形式上看，显然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几种文化交接地带，因此又受到“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及阿尔泰艺术的影响”[26]。但不管怎样，他们自身的风格与特点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棉毛织工艺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当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能生产麻布，云南哀牢人生产的“阑干细布”，就是一种萱麻织物。同时，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也能生产棉布。南方地区主要以木棉作原料，如海南岛的“广幅布”，云南哀牢山区的白叠花布，都是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木棉名品。西北新疆地区生产的棉布主要以非洲棉为原料。在新疆楼兰、民丰都发现过当地的棉布残片。

汉代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毛织工艺发达，罽褐、毯、毡等都有名品。罽是一种精细毛织物，1959年在新疆民丰汉墓中出土过两块东汉时代的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花纹罽，前者典雅清秀，完全是新疆风格。同地还出土了一些毛毯残片，色彩鲜艳，花纹清晰，表现了该地相当高的织毯工艺水平。新疆制毡业也很普遍，有素毡和花毡两类，花毡色彩众多，非常绚烂。制毡技术传入中原后，与刺绣相结合，使得这一产品更加多姿多彩，使用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