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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宗神学理论与郊祀封禅(第2页)

三、郊祀与封禅

古代帝王的重大祀典主要包括对天、地、祖先、名山大川的祭祀。秦汉政权重视以神道设教,在先秦古制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祭祀制度,确立了封建政权祭天祀祖的基本模式。

帝王祭天的仪式在都城郊外进行,因此称为“郊”。古代把地神称为“社”,祭地之礼也称“社”。“郊”与“社”都是国家重大祀典。战国以来有天有五帝之说,秦和汉初祭天以之为主要对象,武帝又以泰一为最尊的天神来奉祀。战国以来,在以谁为地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汉代从武帝时开始确立以共工之子后土作为地神祠祀。

秦在雍立祀白、青、黄、赤四帝的四畤,规定了三年一郊的祭天之法。当祭之年的岁首,天子亲临郊外举行祠祀仪式。

刘邦建汉之初,问属下:“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当听说秦祠四帝时,他感到奇怪:“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属下不知所云,刘邦自己却独有心会,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他还下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把确立宗教礼仪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武帝在宗教活动方面屡有更张。元光二年(前133年),他亲郊雍之五畤,以后基本行三岁一郊之制。亳人谬忌献上祭祀泰一之方:“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曰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武帝照此办理,命太祝在长安城东南立祠,“常奉祠如忌方”。后来,又有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武帝从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后来,武帝又在甘泉仿谬忌泰一坛另造一座泰一坛。坛分三层,“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在贡物和祭祀礼仪上,泰一与五帝有严格区别。设坛同年十一月初一日凌晨,武帝亲自郊拜泰一。据说“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让五帝分司五方,而由泰一加以统摄,正是用天国的秩序照应着人世的大一统政局。

汉代在国家的祭祀活动中,一直偏重祭天。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郊雍时意识到祭地之礼缺,会影响神祇赐福。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等人议奏:“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12]至此,从甘泉泰一、雍之五畤,到汾阴后土,汉皇朝祭天地之礼算是齐备了。

成帝时,天地之祀改作较大。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好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13]经过一番讨论,成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匡衡等人又建议简化祭天地的仪式,裁撤不合古礼的祠庙,成帝一一照准。因为那些祠庙多是历朝在方士建议下兴建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论说此举“是儒生对方士的威胁,他们用了纯粹的阴阳五行说把随时随地发生的神仙庙祀打倒了”[14]。可这个胜利为时甚短,因灾异频仍,“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不久被废祠庙又次第恢复起来。从哀帝到王莽篡汉之前,诸祠或废或兴,“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王莽为了篡汉的政治需要,在祠祀上大做文章,建立了一套繁杂的祭祀制度。他用阴阳学说定了南北郊之礼。“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分属于五帝之峙。又以为“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遂在官社之后立官稷,并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把所谓的古社稷之礼全部恢复。他还建起明堂,以行明堂之礼。对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缺乏信心,使王莽迷恋鬼神**祀,一发而不可收拾。“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15]给后人留下谈说不尽的笑柄。

东汉以王莽政权为余分闰位,在天地祀典上却基本继承了王莽所定制度。

与天地同等重要的供奉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古代从帝王、诸侯,到大夫、士,祭祖之所均称宗庙。商周以来,对庙制有严格规定。对于宗周的庙制,《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中,始祖居中,以下按左昭右穆顺序排列。昭穆之间是父子关系,即父为昭,子为穆。除始祖世世供奉外,在世帝王从父、祖向上奉六世祖之祀。秦在宗庙制度方面,基本承周制,故贾谊《过秦论》中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之言。汉代庙制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七世祖以上仍以各种理由继续供奉,第八章第二节的《宗庙迭毁之议》,对此有详细介绍。

秦始建园寝之制,以祀先祖。园寝就是在先帝陵墓旁,建“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16]。在园寝设祭制度为汉所继承。

宗庙与园寝之祭的内容与形式都很复杂。汉代二者常常合为一体,有“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17]的规定。在日祭、月祀、时享的常制之外,还有古来相传的“禘”“祫”庙祭大礼。“禘”是在始祖庙以始祖配祭而举行的追祀大典,“祫”是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在太祖庙举行的大合祭。原则上说“禘”五年一次,“祫”三年一次,实际上古人常以“禘”“祫”通称宗庙合祭大典,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对名山大川的祭祀称“旅”“望”。古代祭山川的原则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山川之在其境内者。秦统一后,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所祭祀的山川。崤山以东,礼祠嵩山、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济水、淮水等五山二川;华山以西,礼祠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黄河、沔水、湫渊、长江等七山四川。汉兴,山川祭祀之礼或兴或废。虽然高祖有上帝及山川诸神各以其时礼祠的诏令,但较多采用的可能仍是帝王巡行,“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18]的方式。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曾“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19]。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也曾下诏:“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20]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对泰山、嵩山、灊山、华山、常山等五岳和河、江、淮、济等四渎,都定下祷祠时间与地点,“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祠,余皆一祷而三祠”。“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21],汉代山川祭祀之制基本固定下来。

封禅是一种特殊的祭祀天地仪式,起于何时已不可考,其意义是帝王得天下、致太平后,因“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所以要“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22]。封禅仪式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即所谓“封”,和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即所谓“禅”。“言禅者,神之也”[23],而“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24]。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宣传自己的功烈为三皇五帝所不及,以巩固大一统政权,想起了古来相传的封禅大典。

即帝位的第三年,秦始皇巡行郡县,来到泰山。他与随行的70余名齐鲁儒生博士商议封禅的具体步骤。可是这些人说法各异,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贬黜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25]。秦始皇上泰山途中,正遇上暴风雨,这使得被斥退未能参与其事的儒生有了讥讽的口实。后来秦二世而亡,人们便把这次封禅看成了无其德而用其事的典型事例。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从高祖到景帝,都未有过封禅之举。武帝在数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资力量基础上,大兴功业,取得了“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成就,报功上苍成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愿望,武帝本人又十分信奉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这样,封禅大典便势在必行了。

武帝为举行这个旷世盛典,做了数年的准备。他与公卿儒生商议此事,可这种事古来少见,谁也说不清具体的形式,有的儒生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找到天子望祀山川要亲射牲的记载,90多岁的丁公说如果不遇到风雨,就可以行封,武帝觉得可行,命诸儒习射牛事,并草封禅之仪。他又听方士们说黄帝封禅时,曾出现许多神奇怪诞之物,便留意罗致。大典将行之时,他拿出封禅时用的礼器征求儒生们的意见,可迂腐的儒生们没有揣摩透武帝急于向上天禀告功业的心思,“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知道说与古书如何不同,或是挑些习礼上的毛病。武帝在失望之余,“尽罢诸儒弗用”[26],“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27]。在做了“先类祠泰一”“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28]等一系列准备活动之后,公元前110年4月,正式开始封禅大典。对这个盛典,《史记·封禅书》作了详细记载:“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封禅期间,天公作美,无风雨灾,这使武帝十分得意。回甘泉后,宣布当年改元元封。不过,单独与他行封泰山事的奉车子侯在归途中暴卒,不免让人们对封禅真相有所怀疑。

首次封禅后,武帝定下每五年一封禅的制度,但除了他自己外,子孙们可能都未举行过这样的大典。

东汉光武帝为保住拼命打下的江山,增强新生政权的凝聚力,于建武三十二年(56年)也举行了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典礼基本采用武帝成式,不同的是掺杂了大量谶纬内容,蒙上了更浓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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