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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代的辞赋（第1页）

第二节　汉代的辞赋

一、汉代辞赋兴盛的原因

辞赋是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并在两汉达到了昌盛的顶点。两汉文人喜爱赋作，名家辈出，名作众多，以致人们往往把辞赋看作是两汉文学的代表。

汉代辞赋来源于《楚辞》。两汉文人袭用楚辞的体裁和夸饰铺陈的手法来叙事写物，仿效荀子以“赋”名篇，将散文与韵文结合起来，形成汉代辞赋。它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6]，它多用问答体式，极力铺张，尽力夸饰，且好用生僻字句，有很强的形式主义倾向。

这种极力铺张、语言恣肆汪洋的辞赋文学之所以在两汉达到兴盛的顶点，是有客观原因的。

其一，统一的帝国，多元文化的交汇，特别是楚文化的北上，是汉代辞赋兴盛的前提。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鼎盛皇朝，在文化上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楚文化、齐鲁文化交融一起，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汉初君臣，以楚人为主干，这样就使先秦时期局限于荆楚之地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楚文化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文人们的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清楚地指出了汉代辞赋与楚文化的联系：“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从文体源流上来说，也是“兴楚而盛汉”。贾谊《吊屈原赋》，形式上一仿骚体，精神上也是同屈原相通的。及至枚乘《七发》，方完成了散体大赋的体制，与《楚辞》分歧异派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可以看出，汉代辞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和楚文化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楚文化所具有的神秘诡谲、绮靡华彩的风韵，投射到赋体文学中，就具有了想象丰富、雄肆恢弘、铺张扬厉的特点。

其二，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为汉代辞赋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汉自建国之始，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到武帝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扩展，汉帝国雄踞东方，如日中天。中华文化，广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强，这种高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是需要一种文学样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那种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忧思悲慨的骚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体大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散体大赋会在武帝时勃兴的主要原因。散体大赋中不少篇章极力铺陈皇宫的豪华、皇帝的威仪，尽力向人们展现帝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时期帝国的豪华奢靡。

其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也是汉赋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的一些王侯贵族都奖励提倡作赋，招揽四方名士，在其门下写作，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7]。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8]。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9]。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直接为统治者服务。

其四，文体自身的发展，也是辞赋兴盛的原因之一。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看，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受其他文体的制约。两汉时期，《诗经》体式的四言诗已经衰落，五、七言诗以及乐府民歌正在民间酝酿，还没有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之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的一些文体更不能充分满足皇朝统治的需要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战国时期而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辞赋就自然成了文人注目的焦点。再者，从学术思想的统治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文学宗旨是宗经明道。汉代辞赋以歌颂为主，间以讽喻，完全符合儒家学术思想的要求，从而在两汉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汉代前期的骚体赋

自汉高祖刘邦建汉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时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仍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并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向散体大赋过渡和分流。

汉初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陆贾赋3篇、朱建赋2篇、赵幽王刘友赋1篇、贾谊赋7篇、庄忌赋24篇、枚乘赋9篇、淮南王刘安赋82篇以及淮南王群臣赋44篇。其中陆贾、朱建、刘友、刘安之赋已全部亡佚，不能具论。所余4家，以贾谊和枚乘之赋最为著名。

（一）贾谊

贾谊少年聪慧，18岁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后以廷尉吴公之荐，被召为博士，时间不长，即被超迁为大中大夫。贾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及汉初的政治经济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从巩固汉朝的统治出发，提出过诸如削弱诸侯势力、积贮粮食、抵抗匈奴以及建立封建等级秩序等一系列主张，其中有的为文帝所采用，有的则为后来的武帝所实施，极有功于西汉皇朝。然而，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却遭到权贵忌害。文帝以贾谊才能过人，准备任以公卿之位，朝中大臣周勃、灌婴等百般阻拦，间以谗言，于是文帝开始疏远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郁愤而死，年仅33岁。

《吊屈原赋》就是他被贬长沙，路经汨罗屈原自沉之所时有感而作。楚国先贤屈原忠耿忧民，无端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于楚王，被流放沅湘，最后自沉汨罗。贾谊漫步江边，望着呜咽的江水，深深怀念屈原，感慨自己的身世竟同屈原如此相似，尽忠而不见信于人主。他临水凭吊，热泪滂沱：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时逢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全赋抒发了自己对屈原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悼惜，同时又以反复的譬喻寄寓着自己的身世感慨，表示了对这个“方正倒植”的社会的强烈抗议。该赋在句式上与楚辞相同，在手法上运用比兴，以鸾凤比忠贞之士，以鸱枭比奸佞小人，有明显地模拟楚辞的痕迹。但该赋连用许多铺排句，又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策士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

（二）枚乘

贾谊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辞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其后游士兼文学家枚乘出现，所作辞赋才充分显现了极事铺张、藻饰华丽的散体大赋的特点。

枚乘（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曾为吴王刘濞郎中，因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武帝时，以安车蒲轮征召，此时枚乘已老，死于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但流传至今，确信为枚乘所作的辞赋只有《七发》一篇。

《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去问候，指出其病因在于生活过于安逸，非药石针灸可治，然后便描写了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6件事，最后以“要言妙道”启发太子，使其改变生活方式，故称为“七发”。其目的是“戒膏粱之子也”[10]，也即讽喻那些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享乐的生活而归于正道。《七发》篇制弘阔，长达两千余言，是汉初骚体赋转变为散体大赋的重要标志。

在写作方法上，《七发》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层层展开，铺张扬厉，辞采绚丽。极为细致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喻和劝诫。通篇以散句为主，间有骚句，比喻得当，描摹精彩。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了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

这一连串精妙的比喻，从不同角度状写了江涛的壮观景象，令人心**神驰。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11]，很准确地概括了它的艺术成就。

《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的定型，其主要特征就是辞藻华美，篇幅宏阔，完全是叙事写物且离开诗歌而接近散文，并采用反复的主客问答方式演绎成一段故事。《七发》问世以后，仿作的很多，诸如《七激》《七兴》《七启》《七命》《七依》等，但在艺术成就上都不如《七发》。

除贾谊、枚乘外，汉初赋坛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庄忌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24篇，而今只在《楚辞》中收有《哀时命》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