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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手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第2页）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秦汉时期中国的铜主要有三大产地：一是汉丹阳郡，《汉书·吴王濞传》及大量铜器铭文都可说明丹阳产铜。二是湖北大冶铜绿山，该处古铜矿井内还发现过河南汉代冶铸作坊生产的铁斧。三是今四川、云南一带，《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后汉书·西南夷传》等都曾言及。此外，在各地也发现了不少冶铜遗址，出土的铜制器物及钱币也较前大量增加。

在炼铜技术上，汉代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在火法冶炼中使用了硫化矿。人类早期冶铜所用的主要是自然和氧化矿。1958年，在山西运城东汉矿冶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黄铜矿CuFeS2，品位为5％，这是我国古代使用硫化矿炼铜的重要证据。二是对铁与胆水中的铜的置换作用有了初步认识。《淮南万毕术》云：“曾青得铁则为铜。”“曾青”即天然硫酸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金属置换作用的最早记载。三是发明了一种叫“伪黄金”的新型铜的合金。据《淮南子》记载：“饵丹阳之伪金。”《汉书·景帝纪》载：中元元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从字面上看，此“伪黄金”当为颜色等物理性能与黄金相似的铜合金。这一技术的出现，是炼铜技术的一大进步。

（四）铸造和热处理技术

秦汉时期中国冶炼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铸造和热处理等方面。

先秦时期，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绝大多数都是由泥型铸造的。秦汉时，除了铸造一般性铜铁器外，还较多地浇铸了铜范和铁范。从泥范发掘资料看，汉代制范是需要模、模板和边框的。先将模放在模板上，套上边框，再把和好的泥料放入框内，边放边压实。泥范成形后，经阴干，再刷上银灰色滑石粉涂料，即可合范。汉代泥范也有背料和面料之分，且较以前有了改进。其具体做法是：先用背料制成了范块，在其表面打出许多夯窝，然后再涂上面料。这样做，既提高了制范效率，又节省了细料。

在汉代，层叠铸造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层叠铸造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它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陕西咸阳、西安，河南南阳、温县以及山东临淄等地均发现了汉代叠铸实物。如河南温县发掘的一处汉代烘范窑，出土有500多套叠铸范，有16种铸件，36种规格，其总浇口直径为8—10毫米，内浇口，薄仅2毫米左右，一套范有4—14层不等，每层有1—6个铸件，最多的一次可铸84件。这一铸造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古代铸造用的金属型如铜范、铁范，虽然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直到汉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汉代用铁范铸造的产品种类较战国时代大为增加，除一般农具和轴承外，还浇铸了一种四方形铁材。汉代铁范大都符合操作方便、产品性能良好的原则，范的外形与型腔较为吻合，范壁厚薄均匀，使铸件能均匀冷却而获得良好的结晶组织，因而有利于铸件质量的提高。目前在河南南阳、郑州、山东莱芜、滕县等地均发现了汉代的铁范。

秦汉时期，由于制钢术以及刀剑工艺的迅速发展，钢的淬火技术也较以前更成熟。满城出土的钢剑、钢戟、错金书刀，辽阳三道壕出土的钢剑等，都进行了局部淬火。因此，这些刀剑既具有锋利的刃部，又有柔韧的脊部，获得了既锋利又不易折断的优良性能。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关于钢的淬火始见于西汉宣帝时期。

此外，这一时期金属表面的镀锡、镀金银、镶嵌、错磨、抛光、表面渗碳等加工处理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甚至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业在中国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纺织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纺织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各种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纺织技术日趋成熟，纺织机械有了改进，染、印工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纺织技术被传播到全国各地。

（一）纺织品的种类与质量

秦汉时期，各种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均比以前有了增加与提高。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政府就从民间征集绸帛达500万匹，可见当时纺织业的兴盛。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纺织品，更清楚地反映了汉代纺织业所达到的水平。

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十分丰富，包括绢、纱、罗、绮、锦、起毛锦、麻布以及刺绣品、印染品等共200多件。其丝织物丝缕均匀，单丝的纵面表面光滑，横断面呈三角形，与现代家蚕丝极为相似，这说明养蚕、缫丝水平已经很高。织法有平纹、纱、罗、斜纹和起绒等形式。由于蚕丝质量高，故能织出“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纱罗来。如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袖边和领宽有5。6厘米的夹层绢缘，而总重量仅为48克，即不到一市两，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

在马王堆出土的汉代丝织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平纹织物——绢，其经线密度大都在每厘米80—100根之间，最密的达164根，纬线密度一般在经线密度的1／3到1／2之间。这不仅要有高超的纺织技术，还需要有先进的织机。

在众多的纺织品中，斜纹锦是汉代的一大发明。这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就有。还有一种起毛锦，例如有一种绀地红矩纹起毛锦，以绀色经线织地，用红色粗绒经线织成有高有低的绒圈组成的小矩纹，立体感很强，是一种属于重经提花的起绒织物。过去人们以为中国元、明时期生产的漳绒、织金绒、天鹅绒等起绒织物是从外国传入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起毛锦，证明这项技术为中国传统技术。

（二）纺织技术

缫纺技术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热水煮茧缫丝法，秦汉时这一技术得到了推广。《淮南子·泰族训》说：“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春秋繁露·实性篇》也说：“茧待缫以绾汤而后能为丝。”可见，热水缫丝工艺在西汉时期就已普遍施用。用热水缫丝，可以加速茧的膨润软化和丝胶的溶化，既有利于丝的逐层舒解，又有利于丝的捻合。

纺织画像石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还发明了一种脚踏纺车。1974年，在江苏泗洪县曹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幅脚踏纺车图，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脚踏纺车资料。脚踏纺车的使用，不但将右手解放了出来，使双手都能从事纺纱或并线，而且轮的牵引力也提高了。欧洲直到6世纪才出现脚踏织机，13世纪才被广泛应用。

织造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汉时期的织机，主要有斜织机、多踪多蹑花织机、束综提花机、罗织机和立织机等。此外，梭和筘也是重要的引纬和打纬工具。先秦时期出现的平纹及其变化、斜纹及其变化、绞经、经二重、纬二重、双层、提花等织物组织和品种，这时仍广为应用，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多种织机的使用和整个织造技术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生产出了许多纱、縠、罗、绮、绫、锦等色泽艳丽、图纹华茂的作品，体现了汉代纺织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

（三）染印技术

秦汉时期，染印技术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看，其印染织品的色彩十分鲜艳富丽，色相达到36种之多。不但使用了植物染料，而且还使用了矿物染料，并使用了媒染剂矾。有的布面十分光滑，说明印染后经过浆碾加工。根据《说文解字》所列，当时的染料和颜料品种已达39种。

在印花工艺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织物有两种，即印花和印花敷彩。两者均十分精细，工艺手法是板印、绘画相结合。板印部分为图案的主干，起定位作用；而绝大多数线条为绘制而成。图案线条多细媚流畅，纹样多系卷枝、卷草、卷云或云纹，大概为当时的时尚。

引人注意的是，这时出现了套色型板印花技术。在此之前，织物花纹主要是靠画绘。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两件铜质印花凸版以及部分印花织品，这是中国汉代印花技术进步的有力证明。其中一件印花版呈扁薄板状，正面花纹近似松树形，有旋曲的火焰状纹凸起，均在同一水平面上，印版大部分厚度仅0。15毫米左右，其上可见因使用而磨损的痕迹。同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了一种金银色印纹织品，图案与南越王墓印花版的十分相似。

（四）纺织技术的推广

秦汉时期，纺织技术不仅在中原汉族地区广为流传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已发展了具有各自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纺织业。

据《后汉书·地理志》和《哀牢传》记载，中国海南岛的黎族和西南哀牢山一带的拉祜族、傈僳族等，在汉代也有了自己的纺织技术。黎族主要用木棉织广幅布。木棉是一种木本植物。织法是在一个圆泥饼上插一根细竹棍，或者用一枚大铜钱代替泥饼，做成纺轮。将木棉梳理成条，在腿上搓捻成线形，然后在纺轮上加捻成纱，并卷在纺轮的竹棍上形成纱锭，在腰机上织成布匹。这种用木棉织成的广幅布，一般幅长为180厘米，宽35厘米，合四幅成被，宽140厘米。哀牢夷地区少数民族的织物，《后汉书》称之为“桐花布”，说是用“梧桐木花”做成。实际上也是木棉布。

在西北的新疆地区，汉代出土的文物表明，当地不仅有毛纺织品，而且还有棉织品。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以北的大沙漠中发现一座东汉合葬墓，出土了大量的织物，其中就有棉织品。

四、酿酒及其他制作行业的技术进步

秦汉时期，中国手工业技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行业以外，在酿酒、陶瓷、漆器、机械制造等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一）酿酒业

中国酿酒的历史十分悠久。秦汉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大量增加，酒业生产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酒肆作坊遍布全国的都市和乡镇。西汉中期，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同时，一度“榷酒酤”[38]，对酒实行专卖，这也足以说明当时酿酒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继承前代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这一时期酿酒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