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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绘画和书法（第1页）

第一节　绘画和书法

一、绘画

和先秦绘画艺术相比，秦汉绘画有了长足发展，题材众多，内容丰富，在构图、线描造型、形象刻画、表现手法以及色彩运用上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体现出楚汉文化的浪漫色彩。

秦汉绘画包括壁画、帛画、木简画和木版画以及绘在漆器上的漆画等几种形式。

壁画是秦汉绘画最基本的形式，它包括宫殿壁画和墓葬壁画两大类。秦代沿袭了周以来宫殿庙堂绘制精美壁画的传统，“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1]，将六国不同风格的壁画技艺荟萃于咸阳，促进了壁画艺术的交流和发展。继而兴建的阿房宫，其中的壁画之精美浩大，自然可想而知。只可惜秦二世而亡，宫殿毁于兵火，其绘画资料，存留于世的也就极少了，我们只能通过考古资料来窥测强盛秦皇朝的绘画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秦故都咸阳进行过几次大面积发掘，在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及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建筑壁画的残迹。秦宫一号遗址上“壁画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规整而又多样化，风格雄健，具有相当高的造诣，显示了秦文化的艺术特点。壁画颜色有黑、赭、黄、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以黑色比例为大”[2]，反映了秦“尚黑”的社会观念。秦宫三号遗址的壁画画面保存较多，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很高，这是一组长卷式壁画，内容包括车马出行图、仪仗图、建筑图和植物图等[3]，形象刻画简洁生动，以线描为主，运笔流畅，着色富于变化，风格瑰丽豪放，其人物形象稍嫌粗犷稚拙，但总体气势颇为煊赫壮观。秦咸阳宫发现的这些壁画，仅是廊道的装饰，而不是主要宫殿的壁画，从题材到技法都还不足以代表秦代壁画的最高水平，但仅就此而论，已足以让后人仰慕了。

汉代宫殿壁画十分兴盛，目前地面上的遗迹多已不存，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略知一二。文帝时，未央宫承明殿上，画了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之类。武帝时，甘泉宫台室四壁画天、地、泰一的神仙群像。汉宣帝时，将辅国有功的大臣霍光、张安世、赵充国、苏武等11人的图像绘于麒麟阁。东汉明帝年间，为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中兴“二十八将”于洛阳南宫云台。帝王于宫殿之中命人绘制这些壁画，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均在于扬善抑恶，号召人们忠于皇室朝廷。同时也推动了人物肖像画艺术水平的提高。

除此之外，诸侯宫室、各地州郡府堂、学校、寺院等也都有壁画产生。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绘了鲁恭王刘馀所建灵光殿壁画的灿烂辉煌：“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壁上不仅描绘了千变万化的事物，还包括自远古以来的历史人物，如九头的人皇，半蛇半人的伏羲、女娲以及黄帝、尧、舜、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还有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一方面有严肃的礼教内容，另一方面又有灵异的神话形象，很清楚地反映出楚文化中绘画艺术对汉画的影响。另有一些诸侯王则按自己的喜好绘制壁画，如广川王刘海阳在宫室内画有男女**的**画[4]，反映了汉代王公贵族中****猥亵之风盛行。州郡府堂壁画的内容主要是该地历任地方官，目的是“明其品德，以资鉴戒”[5]。学堂内则主要绘制孔子及72弟子像，有的加上三皇五帝、三代君臣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寺院中就有壁画出现，内容不外佛教人物等。

由于缺乏实物资料，现在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窥见汉代宫殿壁画的题材特征，但不能很好了解其技法和艺术风格。可是，汉代墓葬壁画的发掘出土，却为我们了解这些内容提供了印证。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壁画，其中见诸正式报道的就达30余处。它们分布在北到辽宁、内蒙古，南达长江流域，东至山东，西达甘肃的广大地区内，时间涵盖两汉，内容极为丰富。有的表现贵族生活方式，较常见的有显示墓主人生前显赫生活的出行图、饮宴百戏图、庖厨图等；有的宣扬历史人物的事迹，较常见的有贤君名臣、贞妇烈女、孝子贤孙等；有的表现天界神仙鬼怪；有的则反映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如劳作场面等。

从艺术表现上看，汉代墓葬壁画已能深入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将人物内心世界表现出来。技法上则有勾勒平涂，有设骨法。线条有粗有细，用笔已有刚劲柔婉的区别。着色上有浓淡的渲染。我们不妨以具有艺术代表性的洛阳卜千秋墓壁画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壁画为例来窥测一下两汉墓葬壁画的技法和艺术风格。

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制作年代大约在西汉昭帝、宣帝之世，壁画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驱邪升仙的主题。墓墙后壁上部正中绘有一个猪头怪人，这就是驱邪打鬼的“方相氏”，其下绘青龙、白虎，墓顶为一长卷式画面，自东向西依次画彩云，人身蛇尾的女娲，内有蟾蜍与桂树的满月，手持节、身披羽衣的方士，交缠奔驰的双龙，身似羊而枭首张翅的枭羊，鹰头凤尾、展翅飞翔的朱雀，昂头翘尾奔跑的白虎，头绾双髻、面向墓主、拱手下跪作迎接状的仙女，其侧还有口内含草的仙兔；乘三头乌、捧三足乌、闭目飞升的女主人和乘腾蛇持弓、闭目飞升的男主人则画在中间。其后有奔犬与蟾蜍。在西是蛇头双耳双鳍的黄蛇。墓门内的上额，则画着仙人王子乔。[6]从艺术表现来看，线描勾勒粗放、自由、有力。虽然画中人物平静安详，但由于披肩、袖口以及须发的线条流畅、洒脱，故而增强了整个画面的翘举飞扬之势。设色虽只有朱红、淡赭、浅紫和石绿，但整个画面不显单调。可以看出，画面内容虽为驱邪升仙，但其作风却是一种粗犷、奔放、自由生动的写实主义手法，给人的感觉是新颖向上的，而不是阴森灰颓的。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是东汉晚期的作品，全墓壁画有46组，57个画面，内容极为丰富，是迄今所见汉墓壁画中图幅和榜题保存最多的一处。壁画主要表现了墓主人的仕宦升迁等生活，由“举孝廉时”起，止于“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画面上出现了墓主人所经历的繁阳、宁城、离石、武城等府县城市；画有官署、幕府、坞壁、庄园、门阙、楼阁等各种建筑；有侍从之威仪；有出行之仪仗车骑；有饮宴百戏、迎宾庖厨等场面；有农耕放牧、蚕桑渔猎等图景。有表现儒家思想的题材，如古圣先贤、豪杰义侠、孝子志士、良母贤妻等历史故事；有显示道家思想的内容，如死后升仙、天国之羽人、奇禽异兽和各种祥瑞等。还有“仙人乘白象”的佛教故事。总之，这一坟墓的壁画内容极广，是研究后汉晚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文物制度、现实生活等方面之极有价值的资料。[7]

就艺术形式来说，壁画中渲染、赋彩的技法很高。线条轻重转折，顿挫婉转，伸曲自如。尤其是对马、驹的线条描画，刚柔兼到，变化多样。在刻画人物方面，已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男女、主仆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姿态，并能于细微之处表现人物个性。而且，壁画作者对于宏大场面的处理尤见功力。“使持节护乌桓校尉车马出行图”场面宏伟，主题突出，画中绘有10乘车、129匹马、128名文武官员及仆从。画的中部，乌桓校尉安坐主车上，车前后人马簇拥，浩浩****。整个画面气韵生动，运策遒劲自如，主车醒目突出，构图严谨，层次分明。车骑人物采用概括写意形式，勾线流畅，运笔转折多变，以有限的篇幅，活现了2000多年前官僚出行的盛况。

车马出行壁画

汉代除宫殿、墓葬壁画外，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绘画形式——帛画。帛画是画在绢帛等织品上的图画，因作画方便、可以移动传看，故而大受统治者青睐。据两《汉书》及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所载，两汉时期帛画数量浩大，内容丰富。只可惜天长日久，绢帛容易毁坏，再加上天灾人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代帛画，只能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之类的随葬品了。

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几幅帛画“非衣”。“非衣”是人死后绘制的“旌幡”，埋葬时盖在主棺上殉葬。这几幅帛画都是西汉前期的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也颇为相似，反映了大汉帝国的初期，大一统就已渗透到包括绘画在内的各个领域。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形帛画“非衣”是汉代帛画创作的代表。该画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5厘米。分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上部代表天上，右上角画一轮红日，中有金乌，日下为盘缠的扶桑树，树叶间有八轮小型红日。左上角为一弯月，月上有玉兔和蟾蜍，日月之间为女娲，女娲人首蛇身，披长发，着蓝衣，双手抄于袖中，面左而坐，蛇身缠绕蟠踞，肃穆端庄。女娲两侧有仙鹤五只昂立。日月之下各有一吐舌巨龙，左侧有翼，为应龙。月下有女子轻盈而上，象征墓主升天。两龙之间有两鹤飞翔。下悬一铎，两位兽首人身的司铎骑异兽，手牵绳，似在振铎作响。铎下画天门，门阙上伏一豹，门阙内两守门神拱手对坐。这就是汉人想象中的天国景象。帛画中部代表人间，画面正中是一位体态雍容的老妇人，身着彩衣，拄杖缓行，这大约是墓主人。身后有三位侍女随行，身前有两个跪迎的侍者。他们6人均立于长坛之上。他们上方绘有由花纹、鸟纹组成的三角形华盖，华盖下方为一展翅鸱鸮，两侧则绘有瑞禽、祥云等，构成一种向天界冉冉上升的氛围。长坛由两神豹托起，豹踩两龙。两龙龙身交汇一圆孔中，圆壁下悬一磬，左右有流苏，流苏上有羽人。悬磬下有一案桌，上置鼎、壶、杯、盘等祭器，案前有6人左右拱立，象征墓主家属在祭祀。其下便是地下，一**“地祇”双手托起象征大地的平板，下方有蛇及两条交颈大鱼，两侧有大龟、鸱鸮等神异动物，是想象中的地下世界。整个画面构图诡异，足以代表汉人冥想中的宇宙。

汉墓出土“┳”形帛画（西汉）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

这幅帛画画艺精绝，对老妇人的刻画极为成功，其肥胖前倾的身姿、高傲的神情、雍容华贵的气质，毕现于帛上。构图上，既对称统一，又富于变化，且有一种灵动的上升感。线条运用更是纯熟，匀细刚劲，以长线条传达服饰绸缎柔软的质感，用浑厚质朴的粗线描绘动物和器物，稳重凝练。在设色上，多用朱红、土红等，浓笔重彩，诡异绚烂。体现了汉代楚汉文化交汇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神秘诡异的浪漫奇想。

与壁画、帛画相比，汉代木版画和木简画的成就稍逊一些。近年来在甘肃居延、武威，江苏邗江等地均有木版画和木简画出土。甘肃居延、武威出土的木版画、木简画，画面简洁，以墨线勾勒，技法稚拙。[8]江苏邗江出土的木版画在技法上要成熟一些，画面也较复杂，人物形象刻画较为生动。[9]有的学者认为，壁画、帛画的作者可能是专业的画师或画工，而木版画和木简画则不尽然，故而在描绘人物、车马、鸟兽时，用笔稚拙，形体比例欠准确，作风古朴粗放，另有一种淳朴清新的美感。

秦汉时期，漆器工艺发达，绘制在这些漆器上起装饰作用的漆画也相应得到发展。近50年来，长江流域、黄河两岸，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等地都发现了大批秦汉漆器，其中有不少精美的漆画艺术，代表了秦汉漆画的水平。

马王堆漆棺上的云气神仙纹

秦汉漆画的题材大致有两类，一类以人物和动物为主，或展示人间生活场景，或构成奇妙的装饰图案。如湖北省出土的秦代漆盂、漆梳篦等，前者绘一乌两鱼，连续萦缠，线条流利，逼真生动。后者在梳篦两面绘有图画，有歌舞、宴饮、角抵、送别等场景，线条简练流畅，人物婉约多姿，构图明快。再如在朝鲜平壤南井里（东汉属乐浪郡）出土的竹编彩箧上的漆画，绘有黄帝、纣王、吴王、越王、西施等历史人物以及丁兰、刑渠等孝子故事，人物多达94位。这些人物全都坐在地板上，但毫不单调，富有动感，人物服饰、年龄刻画各异，神态生动。特别是在黑漆地上绘以朱、赤、黄、绿、褐等颜色，绚丽异常。另一类则是表现迷信内容的，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主要绘制在棺槨上。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棺画，遍绘流畅多变的云纹，在云气缠绕中有许多姿态生动的神怪和禽兽，他们或执盾握剑，或操弓射鸟，或举矛刺牛，或吹竽弹琴，或与仙人共舞，形态各异，变化万端，画法潇洒生动，用线奔放，富有想象力，表现了驱邪升天的主题，与前述帛画中引魂升天的内容正相一致，体现了两汉人们希望长生不老、灵魂升天的观念。

二、书法与碑刻

在中国，绘画与书法是不能分开的一对艺术姐妹，中国的文字不仅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还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人们在写字时通过笔毫表达自己的心绪情感、审美意识，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极为抽象的书法艺术。

秦汉时期，中国文字书体变化多端，形制复杂，是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秦统一以前，各国文字形体不一，影响了正常的文化交流。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制度，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小篆多用曲笔，柔和圆匀，有浑厚之气。秦代刻石多为小篆，尤其是《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代表了秦篆的水平。除标准小篆外，秦人在日常交流中还使用一种书写较为草率的篆书，这种篆书体方笔直，已接近隶书，故称秦隶。秦代权量、诏版上的铭文，竹木简上的文字，大都是秦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00余枚墨书竹简，书体即为典型秦隶，结体偏方，字体厚重，饱满，多用波磔挑笔，起笔重，收笔出锋，已是隶书的写法。秦代还诞生了一批著名书法家，如李斯、程邈、胡毋敬、赵高等。

泰山刻石残字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