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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建筑与园林（第2页）

明代陵墓建筑共四处：南京孝陵、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及昌平天寿山十三陵。

孝陵位于南京城东钟山主峰下，为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皇后马氏合葬之处，陵区周围约45里。陵区前部为引导部分，包括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石兽像（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两对，一立一卧，共十二对）、擎天柱、武臣四躯、文臣四躯、棂星门。后部为陵寝部分，其建筑有大红门、棱恩门、棱恩殿、方城明楼（宝城，圆形），地宫在宝城下。孝陵以整个钟山（神烈山）为兆域，范围甚大，域内遍植松、楸，放养长生鹿千头。明太祖所创孝陵制度为明清陵制所沿袭。

十三陵分布在距北京约45公里的昌平天寿山中，包括成祖朱棣（葬长陵）及其后世12位明帝的陵墓。陵区北、东、西三面山峦环抱，长陵雄踞天寿山主峰之南，其余诸陵各据岗峦，面向长陵。陵区南北长约9公里，东西约6公里，各陵结合地形，彼此呼应，成为气象宏廓而肃穆的整体。整个陵区的入口处起于石牌坊。牌坊格局五间，在长陵南约7公里处，正遥对天寿山主峰，建于嘉靖年间，是石牌坊中的上乘佳品。石牌坊北约一公里处，筑有大红门，门东西有崛起对峙的小山两座，宛如陵区的天然门户。此天然门户与陵区东、北、西三面环绕的山峦相呼应，为陵区营造出内敛的完整环境。十三陵神道由石牌坊至龙凤门约2。6公里，初为长陵而设，但随后成为十三陵共同的神道，各陵不再单设神道，此制为清陵所仿效。神道走向与两侧山峦地形相呼应，偏向体量小的山峦而距体量大者稍远，故其虽略有弯折，但观感颇妙。

明定陵玄宫

长陵建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是十三陵中最宏伟的一座，规模超过孝陵，堪称明清各陵的代表。陵园由墙垣包绕，主要建筑有棱恩门、棱恩殿、宫城等。棱恩门为五间歇山殿。棱恩殿是最高等级殿宇——9间重檐庑殿，面阔66。75米，进深5间，宽29。31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之一。殿内有12根金丝楠柱，最大直径1。17米，高约23米，其质量之高，形体之大，为历史上所罕见。棱恩殿殿身造型舒展庄重，虽曾经受过雷击、地震等，迄今无闪失倾斜，堪称古代殿宇建筑中的上乘佳作。宝城是地宫之上的圆形陵体，直径300米，极为宏伟，为明清陵墓之冠。地宫深埋地下，封土深厚，石券坚密，迄今尚未遭到破坏。

1956年，十三陵中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墓）被发掘，整个明陵地宫情况于是有所揭秘。定陵规模在十三陵中次于长陵、永陵居第三位。墓室以一个主室和两个配室为主体，主室前甬道中有三重石门和三重连续的大券道，这是地上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侧殿，三段连续的大券道则表示三进院落。地宫结构通为石砌拱券，石券最大跨度达9。1米，净高达9。5米，施工技术极为高超。

三、万里长城

明代修建的长城是中国古代长城修筑史上的总结性工程，无论是建筑质量、设计施工水平，还是浩大的规模，都堪称中国古代长城之最。

明代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祁连山麓。因为辽东边墙简陋，所以长期以来误以为明长城东端起点是山海关。明代长城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陆续修建，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停止修建，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里，有史可查的修建计有18次。长城长度约为12700余里，横跨今辽宁、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市自治区。

明代长城的建筑工程主要有城墙、关隘、烽火台三部分。城墙是长城建筑工程中的基本和主体部分，其位置多选在蜿蜒曲折的山脉上。墙体的结构类型有条石或块石包砌墙（内包夯土或三合土）、石砖混合包砌墙（石为墙基）、砖包砌墙、夯土墙、土坯墙、木板墙及柳条墙等数种，这显示了长城修筑中就地取材的建筑传统。

明代在长城沿线防区设置九镇，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延绥、大同两镇及其以西诸镇长城，多为夯土或土坯砌就。山西镇境内长城，多为夯土单面包砖石墙。宣府、蓟州镇的长城则多为三合土双面包条石或砖墙。辽东镇境内的长城多为木板墙和柳条墙。夯土城墙是以木板作模，内填黏土夯实，黏土中亦有加红柳、芦苇或石灰、碎石等物料的，隋以前长城多用此法筑成。土坯墙系先以黏土做成坯并晒干，再以黏土泥为黏结剂，层层垒砌而成，城墙外再抹一层黄泥作保护层。砖石包面城墙的筑法，是依山势地形或平行或水平跌落砌筑砖石夹墙，内层夯填泥土、碎石等，砖石间则以糯米汁拌石灰浆为其黏结剂，这类城墙坚固耐风雨，至今仍大部保存完好。此外，在黄河突口处，冬季还筑过冰墙。

城墙的高度视地形起伏和防御需求而定，一般在3～8米间，厚度视材料和构造亦有不同，顶宽一般在4～6米间，可容五马并骑或数人并行。城墙顶面以方砖或条石循着墙体的起伏砌成一定坡度或阶梯形的路面，以便于行走。

城墙顶部外侧迎敌方向修筑有两米高的齿形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击敌人时掩护自己的工事。垛口下端起点约与人胸腹部平齐，垛口的宽度约1。5～1。6米，上部有一个外八字形的小瞭望洞，下部砌有向下倾斜的射孔。在城墙顶的内侧，筑有一道与垛口并行的矮墙，高约一米，叫宇墙，又叫女儿墙，它起着栏杆的作用。

城墙上根据需要每隔几十米至二三百米即构筑一座外侧突出于墙身以外的城台，为瞭望敌情和击退敌人攻击的据点，有实心、空心两种。实心城台只能在顶部瞭望射击，一般称为墙台。空心城台是明中叶的新创造，里面可以住人及存放较多的粮秣、武器，构造上高可二层或三层，一般称二层者为敌台，三层者为战台，中有楼梯可供上下，多为拱券结构。此外，也有用砖石砌外墙而内部用木楼层的敌台或战台。

在城墙内侧，每隔不远就建有一个供士兵上下城墙的阶梯通道，设在券门之内。

明代长城砖

长城沿线凡军事要冲地带都设有关隘，防御设施极为严密。一般在关口置设关城并加建一道或数道城墙形成纵深防御系统。如雁门关是由大同通往山西腹地的重要关口，明代将关隘设在两山夹峙的山坳中，关周围山岭以重城围绕，据记载原有大石墙3道、小石墙25道之多，关北约10公里处的山口，又筑广武营一座以为前哨。山海关身当蓟辽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在建筑布局上力求其军事防御体系的全面坚固。山海关关城高13米多，厚6米多，砖砌墙面，外有护城河围绕，关城东西两边分别筑有东罗城和西罗城，罗城南北与长城连接。在南北长城内侧分别建有南翼城和北翼城，两翼城与关城南北呼应，有助于加强关城的正面防御。关城东门是通向关外的门户，尤为防御体系的重点所在，设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东罗城；第二道是瓮城，呈“门”形，护卫城门，侧翼关门；第三道为关城的东大门——镇东门。镇东门门洞为砖砌拱券结构，城门上方城台上建有一座高13米的两层城楼，楼面上层宽17米，下层宽20米，歇山重檐顶，上层房檐下悬挂的“天下第一关”巨匾为明人萧显所书，城楼东、南、北三面计有68个箭窗。居庸关是京师北部的孔道，因而在两山夹峙长约25公里的山道中设立城堡4座。其中岔道城为前哨，北部建城墙一段，山上建墩台以为掩护；往南为居庸关外镇，建在八达岭山坳，东西连接城墙，形势极为险要；再往南是居庸关，为屯重兵之所在；最后为南口堡，为内部接应之所，并起着防守敌兵迂回袭关的作用。其他如娘子关、嘉峪关等防守重地，亦皆筑有坚固雄壮的关城。

烽火台都建在山岭最高处，彼此相距约1。5公里，一般为夯土筑成。台上设施有瞭望室、火池、火种、柴草、牛马粪、木梆及铳炮等。当发现敌情需要报警时，则白昼发烟、夜晚举火，同时辅以敲梆、放炮等，如是各烽火台次相传递，可将消息很快传到营堡，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

除上述外，在长城沿线附近还建有一些驻有士兵的墩台，作为掩护和策应附近城堡营寨的据点。

从长城的修建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卓越的建筑工程技术在明代已发展到很高水平。

四、园林、住宅

明初，久承战乱，经济凋敝，不论皇室苑囿还是私人园林的修造都较少。如北京的苑囿主要是利用元代的太液池、万岁山等扩建成包括有北海、中海、南海在内的西苑。至明中叶，由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剥削阶级掠夺聚敛了大批财富，达官显贵们兴起竞相造园之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松江、嘉兴等城市，成为天下园林的荟萃之地。

在北京积水潭、海子一带及城东南泡子河周围，地近湖边，便于借景及引水成池，故成为私人园林密集之地，其著名者见于明人笔记的就有十余处。西郊的海淀勺园及李园（清华园）、西南郊的梁园等，皆曾名盛一时。

陪都南京园林之盛，侔于北京，仅中山王徐达的后人在南京就拥有私园十余处（现存南京瞻园为中山王府之遗迹）。明末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共记录了南京的36处园林。

今苏州留园的前身，为明嘉靖时徐泰石的东园。东园在清朝时又曾易名寒碧山庄。在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东园园容有了极大的改观，但其假山却仍留有不少旧日的风采。假山为当时叠山名手周秉忠所筑，山体为土筑，叠石为池岸蹬道，多用黄石，气势浑厚，整体看去，山石嶙峋，意境甚佳，名扬江南。苏州的另一名园拙政园，最早为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所建。此地原本为一积水洼地，经疏浚整理成池，环以林木，便焕然而成一个以水为主的风景园。据文征明所作《拙政园记》和《拙政园图》记载，明中叶建园之始，园内建筑稀疏，而茂树曲池，水林明瑟旷远，极富自然情趣。

无锡的寄畅园亦始创于明代，原名为凤谷行窝，是兵部尚书秦金的别墅，隆庆年间改为现名。今存建筑已多非旧物，但其池沼假山、回廊亭榭的布置多存旧时遗意。此园选址甚佳，西靠惠山，东南有锡山，自然环境优美，因而在当时便有借景之长，如透过树木空隙便隐约可见锡山上的龙光塔，从水池东面北望可见耸立在园内假山后面的惠山，很好地增加了园林的景深。就园内整个景物来看，以山水林木为主，建筑物为辅，自然风光浓郁，视觉上颇为开朗、亲切，堪称园林佳作。

明代园林的建筑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叠石造山技艺上，追求宛自天开，大块写意，反对矫揉造作，烦琐庸俗，故其时园林中无论峰峦洞壑，还是峭壁危径，多有巧夺天工之作。今存苏州留园周秉忠所造假山及上海豫园中张南阳所叠假山，皆是概括性很强和艺术水平很高的杰作。园林中亭台、楼阁、厅堂等的修造，皆较为精致。各方面造景技术达到成熟阶段，造景时力求再现山水自然之美。景点的设置既注意与周围景观的和谐，又注意富于变化、生动。造景的手法有分景、隔景及借景等，尤其是借景可使园林纵深大为增加。例如寄畅园选址在锡山与惠山之间，站在园中四望，东南锡山上的龙光塔仿佛迎面扑来，西北的惠山挺拔，似乎立于园内，近在咫尺，一园借景两山，其深邃之感，自不待言。《园冶》论及当时的借景原则时说：“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即通过取舍达到所借之景巧而得体。在明代的造园活动中还涌现出一批专业造园家，如计成、张涟、周秉忠等，他们原是文人，擅长绘画且热衷于造园设计与施工，因此能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总结和发展中国古典造园技术，特别是计成在崇祯年间写出《园冶》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造园理论和明末江南一带的造园技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造园著作，此书传入日本后，被命名为《夺天工》。此外，明代造园工人技术也提高了，有专门叠山种花木的“花园子”，有的还承担从设计到施工的全部工作。

私人园林往往是住宅的一部分。明代民宅建筑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明朝初年重申住宅建筑的封建等级制原则，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2]。但这些规定不久便成了一纸空文，官僚豪绅、富商大贾纷纷营造广宅巨院。如现存的浙江东阳明代官僚地主卢氏住宅，便是一个规模宏阔、雕饰豪华的巨大建筑群。安徽徽州也有不少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住宅。徽州的明代住宅多为富商所建，木、砖、石雕饰富丽，尤以木雕最为精美，其刀法流畅、丰满结丽而不琐碎，装饰色彩则力求淡雅清新；格局多分为上下两层，楼层表面铺以方砖，利于防火和隔音，各间布局比较自由、开朗，不同于北京四合院那样处处体现尊卑有序、内外隔绝的布局安排。

明代住宅，南方与北方及不同民族间的结构、形式并不一样，这是中国住宅建筑上古今共同的特点。这取决于各地气候、环境条件及就地取材等因素，同时又受到各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五、塔、寺

我国砖塔建筑在明代取得较大发展。琉璃砖被用为建塔材料。塔的内部结构采取外壁、楼梯、楼层三者相结合形式，按层建造塔室，楼梯为壁内转折上伸式，塔高有至80余米者。

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报恩寺琉璃塔，是明代诸塔中的佼佼者。它建于明初，平面呈八角形，塔室呈方形，高9层，80余米，底层有回廊。塔身全部用琉璃砖砌成，外壁白色，塔檐、斗拱、底座、栏杆用五色琉璃。此塔曾被誉为世界建筑七大奇迹之一，惜毁于19世纪中叶。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是现在明塔装饰工艺较高的一个，建于正德十年至嘉靖六年（1515—1527年）之间。此塔为楼阁式砖塔，位于寺的轴线前方，平面呈八角形，外观13层，高47。63米。外壁用各色琉璃装饰，其琉璃制的栏杆、天神、动物、斗拱等都极为细致华丽。明塔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北京大正觉寺的金刚宝座塔。此塔建于成化九年（1473年），是我国金刚宝座塔最早的实例。金刚宝座塔与其他众塔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五座塔身并立于由须弥座和五层佛龛组成的矩形平面高台上。这种塔的形制肇源于印度，但其细部结构和装饰都已中国化了。五塔中位于中央的一座密檐方塔较高，共13层，立于四角的四座密檐方塔较小，都是11层。台座南面开一高大圆拱门，由此可循梯登台。台座和塔上的雕刻图案有四大天王、金刚杵、罗汉、狮子、孔雀、梵文等，华丽而不零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另外，芜湖的东江塔、延安宝塔山宝塔、陕西高陵砖塔，也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

明代建筑多姿多彩。山东蓬莱市北的备倭城、河北省遵化县高达1丈2尺的炼铁炉、山西大同的九龙壁等，也都是现存的可以反映明代高超的建筑技术的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