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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第1页）

第五章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国与周边朝鲜、越南、日本和缅甸的文化交流，较之宋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自身文化的优势地位，明代向外输出的文化具有先进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明朝也输入邻国异域的文化，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明初统治者，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吸取前朝教训，立足于稳定国内统治，不轻易对外用兵。明太祖在《明皇祖训》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他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1]同时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洪武元年（1368年），即遣使出访高丽，通报他已即位改元，取代元朝统治，希望与高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洪武二年，高丽国王遣使入明，请封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经明朝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明与朝鲜友好相处，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都优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苎布。永乐二年（1404年），朝鲜一次就赠送中国耕牛一万头之多。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促进了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

明朝科举对朝鲜的影响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向高丽遣使，颁布科举程式，准许高丽、安南、占城的士子参加本国乡试后，可以前来明朝京师参加会试，优先录取。李朝建立后，朝鲜继续实行科举制度，规定《四书》、《五经》、《通鉴》以上各史为基本教材，应试时必须写作表章古赋，使汉文学成为朝鲜文士学习的范本。因此，朝鲜便大量采购中国的图书。朝鲜使者、商人到中国后，都备有中国旧典、新书、稗官小说的书目，按照书目找书，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带回本国。李朝印刷业十分发达，成宗李娎时，不但朝廷大量印刷诸子百家书籍，广泛流传，而且下令各地刊印书册。经、史、子、集之外，《三国演义》也被翻印。许多朝鲜著作也在这时陆续印成，如《高丽史》、《三国史记》、《东医宝鉴》和崔致远以及各家诗文集等。成宗二年（1471年），还参照《唐六典》等中国法典及《朱子家礼》编成并刻印了六卷《经国大典》。这部政治纲领性质的大典的编印，使朝鲜的立国规模、典章制度趋于完备。

朝鲜铜活字与铅字印刷传入中国　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后来，朝鲜人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先后发明了铜活字和铅活字，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铜字与铅字印刷的国家。朝鲜铜活字原称“铸字”。现存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书籍，是1234—1241年晋阳侯崔怡采用铜铸活字印成的《古今详定礼文》50卷，共28本（今仅存李奎报代写的序言）。为了扭转图书仰赖中国的局面，太宗李芳远于1403年设立铸字所，由李稷主持铸造了几十万个铜活字，以提高书籍的印刷速度和质量。在15世纪李朝铸造铜活字达11次，16世纪又铸字3次。后来朝鲜的铜活字传入中国，我国也在15世纪末铸造了铜活字，但由于纸墨的质量不如朝鲜，铜活字印本也远逊于李朝的印本。1436年，世宗李祹又命世祖李瑈书写《通鉴纲目》大字，书名《思政殿训义》，浇铸铅字，用以排出正文，小注则用甲寅年（1434年）浇铸的铜活字，铅字与铜字混合排印。不久，朝鲜铅字也传入中国沿海地区。成书于弘治、正德年间的陆深《金台纪闻》载云：“近日毘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说明当时的常州除用铜活字印书，还采用铅活字，惜至今未见其印本。

汉字对创制朝鲜文字的影响　朝鲜自古至李朝末年，一直用汉字作为其正式通用的文字。李朝世宗为了推进本民族的语言，在1433年设立谚文局，命集贤殿学士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人，仿照明朝的《洪武正韵》，创制训民正音，制定新的文字。为此，成三问、申叔舟先后13次来到中国的辽东，拜访在那里谪居的明朝翰林学士黄瓒，向他请教音韵学和发音表记。在1446年秋，他们终于编印出一部《训民正音》的韵书，创造了由28个字母拼写的谚文，成为今日朝鲜的文字。谚文仿照《洪武正韵》中的声母、元音和辅音，分成初声、中声和终声。现在朝鲜通用的字母共有25个，这是明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程朱理学在朝鲜的流布　李朝建立后，一反高丽时期的重武轻文、崇佛抑儒的做法，大力推崇儒学，排斥佛教。从此，使儒家哲学替代佛教，成为李朝的建国理念，称为“儒教”。

程朱理学在14世纪初传入高丽后，到李朝而有理气之争。16世纪上半叶，徐敬德首先对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气外无理”，主张“气一元论”，成为朝鲜主气论的理学先驱。此后，李珥继承其说，认为万化之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为主气派张扬光大。李彦迪、李滉则发扬了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李彦迪认为理气不可分，但“有理而后有气”，开朝鲜朱子学主理派之先。李滉也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但“理在事先”，“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成为主理派的集大成者。李滉对佛教和陆王心学提出批评，创建了别具特色的“退溪（李滉字退溪）学”，建构了一个涵括宇宙本体和万物生成以及人性与道德精神等方面的理学体系。李滉有“朝鲜朱子”之称，他的学说为此后李朝实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李滉、李珥的理气之争，推动了朝鲜性理学的发展。李滉的继承者有柳成龙、金诚一、郑逑等，称岭南学派。李珥的继承者有金长生、郑晔等，称畿湖学派。

在李朝，程朱理学左右了一代学风，从早先以词章、训诂为主转入崇尚经、史的轨道。儒学作为社会各阶层伦理道德教育的准则，被推广到朝鲜各级学堂，直至太学成均馆。以“仁孝”为根本的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成为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

李朝文士的汉诗汉文创作　李朝的文士很多，汉文学的创作十分繁荣。他们的汉诗汉文，初学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后又一度学唐，转而采掇唐宋，尊崇并借鉴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孟浩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陆游等人的文学创作。

有明一代，中朝两国使者中，有很多文人学士，他们彼此交往，互相唱和，友情极深。明景泰年间，倪谦奉明廷之命出使朝鲜，与朝鲜名士申叔舟、成三问等都有交往。申叔舟与倪谦交往尤密，经常向他讨教汉字音韵，倪谦为之一一释疑。倪谦归国，写了首《送叔舟诗》言别。天顺时张宁、弘治时董越、嘉靖时唐皋、隆庆时许国、万历时黄洪宪等出使朝鲜，和朝鲜文士均有同样的唱酬应对，传为一时佳话。董越出使朝鲜，与馆伴许琮结下厚谊，董越归国前，许琮写了一首颇有唐诗风格的《浮碧楼送别明使》相赠，末句“眼前多少景，惆怅客将归”，韵味深长。董越后来还特地为许琮诗集作序，称赞他的诗“音律谐畅，萧然出尘”。弘治元年（1488年）王敞出使朝鲜，许琮也有《安兴道中次王黄门韵》诗相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随陈璘援朝大军开赴汉城的文人吴明济，曾广泛结交朝鲜文人。翌年他再次赴朝，还搜集了新罗以来一百多位朝鲜诗人的作品，编成《朝鲜诗选》，这是中国人编选的第一部朝鲜汉诗集。援朝的明将赵都司，在汉城亲眼目睹当地统治者的昏庸奢侈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悲愤地写下这样一首诗：“清香旨酒千人血，细切珍馐万姓膏。烛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后来的朝鲜名剧《春香传》使用这首诗，并改动了几个字，成为：“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百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赵都司的这首诗，堪称是中朝两国友谊和文学交流的佳作。[2]

朝鲜仿制中国陶瓷　明朝常将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朝鲜李氏王朝。朝鲜君臣对这些制作极其精美的青花瓷器赞叹不已，大为惊讶。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臣尹凤献给李朝世宗青花瓷器时，世宗就下旨命李朝官窑进行仿制，“制细烧造”青花瓷器。这些仿制品，大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例如仿制的供朝鲜文人学士们使用的八角水洗，竟绘有中国湖南省洞庭湖和潇江、湘江的所谓八景：远浦归帆、洞庭秋月、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寺晴岚、渔村落照、江天暮雪、潇湘夜雨。[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医药学的交流　在医药学方面，中朝两国的交流也很频繁。许多朝鲜医学家从事中国医药学的研究，有些人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国同行的水平，从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例如，朝鲜医学家金礼蒙等人经三年的努力，于1445年编成的医药巨著《医方类聚》，多达365卷，分为总目、五脏门、小儿门计95门，收方约5万条，全书字数近千万。此书是仿照中国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及宋代《圣惠方》的体例编撰的，每论每方悉载明出处。全书征引的参考书目多达153部，除历代医学著作外，还兼收载有医药学内容的传记、杂说、道藏与释藏等。内容十分丰富，称得上是15世纪以前朝鲜医学的集大成者。

1611年，朝鲜医学家许浚，选择中国明代以前的医学著作80余种，以及朝鲜医学家的医学巨著《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等，择其精要撰成《东医宝鉴》。该书分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类，共33卷。其中内景、外形论述人体解剖、生理；杂病则分为临床各科，分别论述其疾病的脉、因、证、治；汤液为本草学专卷；针灸篇介绍针灸经络腧穴和针灸方法等。该书的撰成刊印，不但对朝鲜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对中国、日本等国的医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在临床治疗中，对某些医药产生疑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经朝鲜国王批准来到中国，向明朝太医院请教。明廷任命御医傅懋光为正教，太医朱尚约、杨嘉祚及教习官赵宗智为副教，在太医院为崔顺立等答疑，并互相进行讨论。之后，傅懋光以问答形式将答疑与讨论内容整理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中朝两国这种医学学术讨论会，明代曾举行过多次。据傅懋光《医学疑问》一书所载的赵南星题云：“廷尉（吕九如）有瘳，问谁治之，曰：太医院吏目傅君懋光。余亟请之，则知往年朝鲜使所选内医院官来，以方书药性未解者，上疏，得旨，下礼部，许其就太医质问，无敢应者。猥以言语不通拒之。至万历丁巳（1617年），复使院正崔顺立，方以傅君应之。所回答一一等记。与有间，认为未曾有，不胜郁摇俯伏而拜。至万历年己未（1619年）复使佥正安国臣来。明年（1620年）复使院正尹知微来，皆以傅君应之。于是以所问刻为三册。……无不博涉周知，叩之即鸣，不待思索。则幸太医院有人，匪傅君，则为外国所轻矣。”中朝医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是中外医学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4]

二、与越南的文化交流

明朝建立后，即与越南陈氏王朝互派使臣，保持朝贡关系。洪武后期，越南权臣黎季犛篡夺陈氏之权。后来陈氏后裔陈天平辗转逃到南京，向明朝求援。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派张辅率军征伐，俘获黎氏父子，设立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等统治机构。1428年黎利率领越南军民起义，反抗明朝的统治。建立黎朝（1428—1789年），迁都升龙（河内），史称后黎。后黎朝和明朝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郑和七下西洋，宝船队每次必到越南中部占城的新州（归仁）。中越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越南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都受到中国的影响。

汉字、汉语在越南的流行与“字喃”的创制　越南自古以来就通用汉字、汉语。越南人称汉字为儒字，是读书人使用的字，又称为“我们的字”（chuta）。越语和中国南方福建、广东通行的闽、粤语相近，和中国北方通用的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越语要用汉字表达出来，需要进一步北方化，非常麻烦。在13、14世纪，越南于是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方块象声文字“字喃”。“字喃”的意思就是南字，越南人称中国人为北人，自称南人，越南字也就成了南字。字喃用汉字表音表义，可以说是汉字的异体字。14世纪时，越南的文人已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到17、18世纪逐渐盛行起来。陈朝仁宗时的韩诠，开始使用字喃写诗，创立国音诗。黎季犛还曾用字喃翻译《尚书·无逸》。不过，字喃始终未能取代汉字，越南的文化人仍然坚持学习汉字、汉文，用来进科取士、著书立说。

越南的汉诗创作　后黎朝的君主都酷好中国文学。圣宗黎灏在1495年曾发起诗会，召集全国文人吟诗唱和。他才华横溢，自称“骚坛元帅”，用汉文写了《琼苑九歌》的诗篇，东阁大学士申仁忠等28人群起唱和，称为“骚坛二十八宿”。此后越南的汉体诗文创作盛极一时。随着后黎势力的南进，越南南部在16、17世纪也开始重视汉学。涌现出阮居贞、阮登盛、吴世璘等一批精通中国经籍和文学的“博识之士”。

越南的瓷器生产　越南烧造瓷器，在后黎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越南古瓷窑，大多集中在北部。北宁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据说该地主要的陶窑是从老街迁入的中国陶工在1465年创建的。北宁烧造的瓷器，受到江西瓷窑的明显影响，15世纪中叶起已转销国外。越南出产的瓷器，品种已相当丰富，有青瓷和各种单色瓷，还有乳色和棕色的二色瓷，以及钴蓝器、珐琅蓝瓷等。釉下蓝彩瓷器产品众多，使用的钴料，过去一般认为大约来自于中东，但可能也有的来自于中国的云南、江西。

中越的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和越南的医药学交流更为频繁。越南的医药学家很重视学习中医。中国的《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医书相继传入越南。越南的名医黎有卓，在参阅《内经》等中医古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著《海上医学心领》一书，对中越两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越南的犀角、奇南香、金银香、土降香、檀香、龙脑、苏木等药材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医药。

明朝也从越南引进医生和药材。如根据《明史·外国传二》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曾下诏访求越南山林隐逸、明经博学、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录用”。景泰元年（1450年），越南曾“以土物易书籍、药材”。

此外，中越两国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也很密切。明成祖修建北京城，越南的阮安曾参与设计，他“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阮安技术高超，勤劳而廉洁，景泰年间在治理张秋河时，死于道中。[5]明代还从越南得到神机枪炮法，明成祖特设神机营专门操练火器。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黏稻米，也都是从越南中部的占城传来的，称为“占城稻”。成化初年，福建漳州府人民曾从越南引进一种稻种，五月先熟，称为“安南稻”。

三、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相当于日本室町文化、江户文化初期），日本人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纷纷来到中国求学取经，把明代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到日本，而渡日的明僧也积极主动地将国内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日佛教僧侣的交往　明代有不少中国佛教僧侣东渡日本。其中，有的是作为明朝政府的使者出使日本的，如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曾派嘉兴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作为使臣，并请金陵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和在杭州天竺寺任藏主的日本僧侣权中巽二担任翻译赴日；建文三年（1401年），由明惠帝派往日本的使臣也是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两个僧侣。与此同时，来华的日本禅僧数量也很多，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记载，“单就我曾寓目的就有一百一十余人”[6]。这些入明的日本僧人，在明初的洪武、建文年间，主要是前来中国求法的。他们三三两两搭乘商船来到中国，在宁波登岸，游历江南五山十刹等著名寺院，各按所好寻求住处，结交中国名僧和文人，学习禅学、诗文和书法，滞留的时间一般都较长。永乐初年中日实现“勘合贸易”以后，明政府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只许持有勘合的船只靠岸，严禁其他日本船只来华，日本僧侣便都以日本遣明使、居座、土官或其从僧的身份前来中国。他们居留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一两年。当时明朝的都城已迁往北京，他们在宁波登岸后，便由运河或内河北上，在往返途中可随处游历附近的名刹胜地，视野比求法僧要广阔得多。

中日僧侣的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汉诗文、数学以及茶道等的发展。14世纪末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掀起了汉诗文的创作热潮，形成了独放异彩的五山文学。日本的禅寺既学习佛法，也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在中国数学的影响下，在那里从事研究的学者，积极钻研中国的数学，交流禅僧带回的学术信息。日本数学在554—1623年进入中国数学采用时代。14、15世纪朝鲜翻刻的宋元数学著作，如《杨辉算法》与朱世杰《算学启蒙》都流传日本，《算学启蒙》还被日本长期用作数学教本。日本大数学家关孝和受到中国应用筹算解线性方程组的简便运算的启示，在1683年发表《解伏题之法》的著作，创造出世界最早的行列式，比莱布尼茨在1693年提出行列式早了10年。

14世纪入元的禅僧，将中国饮茶风习带回日本。从此，在日本禅僧和与禅僧关系密切的武士社会中，开始盛行唐式茶会，品茶、赛茶、猜茶成为一种十分活跃的社交活动。这种唐式茶会在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逐渐流行，到室町时代（1378—1573年）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饮茶、品茶、点茶很讲究礼法，使用的茶具，进食的点心、果肉，都以中国风味和禅林清规为准。举行茶会的茶亭仿照中国禅寺的亭榭建造在风景绝佳的庭院的阁楼上，茶亭内部的陈设也都流行中国式样，要悬挂中国书画、禅宗佛画，摆设中国家具、古玩。至15世纪下半叶，禅僧村田珠光得到幕府将军的许可，制定茶室的法度，开创了日本茶道。后经不断发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日本的茶道以禅宗依赖内心省悟的“和敬清寂”作为基本精神，在16世纪已经完全平民化，而为一般日本民众所接受。

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汉籍和训　明代中国的儒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推朱子学、阳明学。

南宋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在明代已在日本流行起来。许多日本学者和僧侣都积极推广朱子学的新注，在15世纪初出现了汉籍和训。汉籍和训是将汉文原著按照每个汉字的原意，标注日本假名，使汉文程度不高或不识汉文的日本人，也能领会内涵。早在平安时代汉籍和训虽已初见端倪，但其正式形成却始自歧阳方秀的《四书和训》，将近一个世纪后，到桂庵玄树使用桂庵标点才真正确立。歧阳方秀号不工道人，早年跟随梦岩祖庆，由禅入儒。1386年后从南禅寺的硕学高僧义堂周信专修程朱理学。后来成为东福寺的座府，在15世纪初开讲宋学，使用从中国运去的《四书集注》和《诗经蔡传》作为教本。他为了推广新注，运用土俗世话编写和训。此后五山禅僧宣扬儒学，都以歧阳方秀编集的和训为准。歧阳方秀的高足桂庵玄树，曾入明六年，向硕学名师请教朱子学。回国后在萨摩（鹿儿岛）开创桂树院，宣讲宋学。又在东福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处居住讲学，为发扬朱子学说做出重大贡献。1481年和1492年，桂庵玄树曾二次翻印《大学章句》，延德四年的第二次翻印本称“延德版大学”，是当前日本保存的宋学翻刻本中最早的本子，被定为日本国宝。桂庵玄树又积极改进和训，将早先的汉文直读变为适合初学者通读的汉文译读，在1501年刻印其所著的《家法和点》，1502年又刊布《和刻四书新注》，开创桂庵标点。汉籍和训从此开始定型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普及。

由于宋学著作付梓的日渐增多，汉学研究在日本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歧阳方秀的弟子云章一庆，对程朱理学研究多年，他的著作《理气性情图》、《一性五性例儒图》是日本已知研究宋学理气最早的专门著作。云章一庆的弟弟一条兼良也著有《四书童子训》，这是一部讲述《四书集注》的讲义。研究宋学的专门著作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相继问世，表明宋学已经深入日本的学术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5世纪下半叶，日本宋学逐渐形成京师朱子学派（以歧阳方秀为代表）、萨南学派（以桂庵玄树为代表）、海南学派（以南村梅轩为代表）和博士公卿派（以清原业忠、一条兼良为代表）四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