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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佛教盛衰（第1页）

第二节　佛教盛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我国广泛传布，到隋唐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宗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及至文学艺术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到了明代，佛教总体处于衰微趋势之下，但是由于明代帝王们的偏好，又屡获殊遇，曾一度呈现出繁兴景象。

一、佛教发展在明代的机遇

晋僧道安有句名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明代帝王中，佞佛者居多，排佛者极少，而能够有效地利用并理智地控制佛教者，当属开国皇帝明太祖。

明太祖制定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发展开辟道路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对佛教有一定的感情也有较深的了解。他即位后，针对佛教对封建统治的利弊，制定了朝廷利用且控制佛教的一系列措施：第一，设置了佛教管理机构。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领佛教。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和觉义等僧官，其品秩很高，由礼部任命。第二，制定免费给牒制度。唐宋以来，历代各朝大多实行计僧售牒，以限制僧人数量的增多。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下令，对全国各地僧尼普遍免费发给度牒。后来又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为出家的僧尼提供更大的方便。第三，规定了佛门讲经内容及念经方式。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21]《心经》、《金刚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宣扬“一切皆空”思想，明太祖此举的目的在于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的统一，以达到“愚及世人”的目的。另外，他还对和尚应采用何种法事仪式和具备何种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他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对僧录司所下圣旨中称：“即令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申情之用。恁僧录司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知会，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内关领法事仪式，回还后习学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误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若善于记诵，无度牒者，试后，就当官给予；如不能者，发为民庶。钦此！”[22]

第四，整顿佛教，强化对佛教的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先后颁布《申明佛教榜册》及有关圣旨，针对当时佛教存在的寺滥僧窳的状况，对僧人的活动作了一些限制，如禁止僧俗混淆，禁止僧人交结官府、聚敛财富，禁止僧人干预政事，等等。目的是为了通过净化佛教，而达到利用佛教的目的。

明太祖的如上举措，表明他对佛教的命运非常重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佛教的护持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法会、大度僧尼等形式上，而是从佛教发展的长远利益着眼，从整顿入手，妥立规矩，强化管理，再为僧人的传教活动提供方便。其目的是为了使佛教在维护明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得以顺利发展。这是明太祖崇佛、佞佛却又与后来诸帝有所不同之处。

明成祖倚重僧人建功立业，积极扶持佛教　明成祖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与僧人道衍有着密切的关系。道衍是当时燕王朱棣身边的高僧，北平庆寿寺的住持。他密劝燕王举兵，发动“靖难之役”。史载“帝（指明成祖）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23]在道衍的谋划、策动之下，朱棣终于由藩王而入继大统，成为明代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成祖即位后，论功行赏，因道衍出力最多，“论功以为第一”，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死后享受的哀荣更是超过生前。

也许正是因为与佛教有这样一段因缘，明成祖即位后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护持的态度。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法华经》亲笔撰写了一篇序文，题为《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在这篇序文中，他对佛教大加赞扬，对《法华经》倍加推崇。不仅如此，明成祖还亲自为“神僧”作传，御撰《神僧传》9卷[24]，从东汉的迦叶摩腾到元代的胆巴，计收入神僧共208人。这在佛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充分反映出明成祖对佛教热衷的程度及其与佛教相当密切的关系。

明成祖还对藏传佛教的僧人大行封赏。不仅在加封人数上而且在授予的职位上都远远超过明太祖。据载：明成祖“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自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及（大室、大乘）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25]于是，明成祖首开了僧人封王之先河。成祖大封藏地僧人，其政治目的远远超出宗教意义，其结果是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对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英宗、景帝大兴佛寺，广度僧尼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这位权宦不仅热衷于权势，还专注于崇佛。他先是劝导英宗每年为僧尼发放一次度牒，随后大兴土木，营建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26]明英宗为大兴隆寺赐号“天下第一丛林”。明英宗还常命僧人大作佛事，“躬自临幸”，结果使佛教活动日益兴盛。由于昏君、权宦为佛教大行方便，一些不法军民之家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冒充僧人，以致时人有“僧尼蠹国”[27]之叹。

明景帝佞佛与英宗如出一辙，即位伊始便下令兴建大隆福寺，意欲与大兴隆寺一比高低。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大隆福寺告成，其规模之宏大为京师第一，“庄严与兴隆并”[28]。耗费达数十万之巨。上行下效，明英宗、景帝热衷佛教的结果，使民间崇佛之风盛极一时，“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29]。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不能不说与明英宗、景帝佞佛、败坏朝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明武宗自号法王，建寺宫中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非常迷信佛教的昏君。他即位不久，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间，一天之内，就“度僧道四万人”。

明武宗为左右佞幸所蛊惑，特别崇尚西藏密宗。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间，他自号“大庆法王”，命有司铸造“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呈进，并下令大庆法王法印与玺书并行。此举可谓荒唐至极，遭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他给藏僧度牒3万，以推广藏传佛教。他经常穿着喇嘛僧衣，宣演佛法。[30]更有甚者，明武宗一反成法，在西华门内修建寺庙（即延寿佛殿），用喇嘛为住持，与喇嘛朝夕相处，荒怠政务。由于他如此“好佛法”，致使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31]。他先是招请藏僧占竹至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继而又封乌斯藏使臣蝉吉我些儿为大德法王，封肖藏卜为大觉法王，封那卜坚参及劄巴藏卜为法王，封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等等，吸引大批西藏僧人来到内地和京城，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的扩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整日沉溺于念佛经、传密法的荒唐行径，进一步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明武宗大兴佛寺，在当时形成了“缁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北京）城十之一二”[32]的景象。

明神宗颁经华严寺，耗巨资修寺庙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既佞佛又重道（教）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的万历二年（1574年），曾斥巨资重修位于北京城南的海会寺。[33]与此同时，位于京城西南的承恩寺和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处的慈寿寺也拔地而起。万历五年（1577年），明神宗又在西直门外七里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万寿寺，非常壮观。这位热衷于建寺庙、办佛事的皇帝曾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34]因此，他将明初官刻的佛教大藏经《北藏》637函及续编藏经41函一并颁赐给云南鸡足山的华严寺。

金字写本《华严经普贤菩萨行顾品》

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也一向有“好佛”之名，她自号“九莲菩萨”，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指神宗）亦助施无算。”[35]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名僧紫柏达观和尚来到京师，慈圣皇太后表示要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寺庙，神宗皇帝也屡赐御札，与他讨论佛教问题。于是佛教在万历年间兴盛一时，士大夫信佛讲禅蔚然成风。

明代诸帝中亦间或有限制佛教的，而排斥佛教最为激烈的当属明世宗朱厚熜。明世宗因迷信道教，妄想长生，极力排斥佛教。他曾“刮正德所铸镀佛金一千三百两”[36]，晚年又采纳真人陶仲文的建议，焚毁佛骨1200余斤。排佛限佛的皇帝在明代终究是少数，而大多数皇帝都“与佛有缘”。明代诸帝不论佞佛还是恶佛，各代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时，都要剃度一位幼童替身出家[37]，足见明代皇帝确有佞佛的传统。明代佛教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维持存在并且向前发展着，并在历代皇帝的扶持推崇下，获得了一次次繁盛的机遇。

二、佛教的发展状况

明代佛教的基本状况，如僧尼、寺院的数量都缺乏精确数字，我们仅可能从散见在正史与野史的零星记载窥见大略。

僧尼数量及其政治地位　明初，朝廷对各州县僧尼人数有明确规定，即府不得过40人，州30人，县20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38]这一点与对道士的规定是一致的。洪武初年，官方给牒的僧尼有几万人，实际数字恐怕不止这些。成化十二年（1476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度僧20万。据此可推断，成化年间，全国僧尼数目已达50万人。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曾一天度僧道4万人。崇祯末年，兵连祸结，国家财源枯竭，兵源几尽。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条陈，其中一条建议便是“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39]。由此可以想见，明末僧尼数量不会低于50万，甚至更多。

米黄釉阿弥陀佛瓷像

明代僧人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明初的许多上层僧人常常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坐而论道”。如历事六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的名僧智光，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宣传圣化”，“眷宠之隆无以复加”。由于僧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许多人有机会靠近权贵，结交权贵，享有一定的特权。史载“京师僧如海”，京师“游僧万数”，这正是明代僧人“趋鹜宰官”[40]、希图获取政治特权的表现。其中，尤以道衍（即姚广孝）的地位最高。道衍在辅助明成祖登上帝位后，作为朝中重臣处理政务，“冠带而朝，退仍缁衣”[41]，亦官亦僧。他监修《太祖实录》，又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对永乐初年的军国大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吉祥天母鎏金铜像

寺院及其经济实力　明初规定，各府、州、县只许各保留一所寺院，则全国佛寺最多也只有一千多所。但是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这些。据《大明会典》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仅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达639所。万历年间，京师“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42]。就仅宛平一县，竟有佛教寺庵351所，其中寺有211所，庵有140所[43]，可见明时佛寺之多。

明代佛教寺院都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一般寺院通常拥有“常住田地”，即普遍占有的土地；敕建寺院除了拥有“常住田地”外，还拥有“钦赐田地”。寺院里设置专职人员管理财经事务，说明寺院的土地不在少数。建文年间，曾有人提出限制寺院田地。明成祖即位后，宣布不再限制僧道占有的土地数目，因此有的寺院占地多达千亩，甚至万亩。寺院的田地一部分来自朝廷的赏赐，大部分来自地方缙绅、富商的布施和绝嗣户的遗产。寺田名义上是寺庙公产，但多数都被有权势的住持所据有，他们成为土地占有者和剥削者，享有与其他封建土地占有者相同的特权，受到封建朝廷的保护。明末名僧元来，曾住在金陵的天界寺，史载该“寺故广袤数十里，可容数万人。是时，冠履相趾，寺为之小。香积之费，日至巨万。”[44]可以窥见当时寺产之大。

《大藏经》的刻印与成就　明代官刻、私刻的佛教《大藏经》共有六个版本，在汉文《大藏经》刻印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六个版本的佛教《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和《嘉兴藏》。

《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代官方主持刻造的三个藏经中最早的版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于金陵蒋山寺开始点校，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雕印完成。收佛教经典共1610部，6331卷。永乐六年（1408年），雕版遭火灾焚毁，刻本几乎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