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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元代的教育与科举制度（第2页）

中书省遵照上述诏令旨意，所列条目更为具体详细。

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第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天下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

会试，于乡试次年二月初一举行第一场，科目与乡试相同。第3日为第2场，第5日第三场。会试共录取100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

御试，三月初七，前期奏委考试官2员，监察御史2员，读卷官2员，入殿随试。考试内容为试策一道。每举一名，派怯薛歹（宿卫士）一人看守。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1000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500字以上成。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名次，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人、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乡试、会试，除《礼部韵略》外，不许再怀挟其他文字。举人试卷，各人自备三场文卷并草卷，各12幅，在卷首书写三代姓名、籍贯、年甲，考期前月交投到印卷所。

元代对应举之人也作出了限制：“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49]

举人于试场内，毋得喧哗，违者治罪，仍殿二举。

举人与考试官有五服内亲，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殿二举。

乡试、会试，若有怀挟及令人代作者，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服应举者，并殿二举。

元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对于会试下第举人，拟定优待办法。对于蒙古、色目人，年龄在30岁以上，并且两举不第者授予教授；以下授予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龄在50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授予教授；以下的授予学正、山长。不愿做官的，令备国子员。

元代科举考试，从延祐首科到元末，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录取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而言，与唐、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元代后期五十多年的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一千二百余人。这个数字，占相应时期中文职官员总数的4％。从比例来说，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110强。

《雁门集》（元）·萨都剌著

唐代科举入仕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50]，在整个官僚构成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初唐以后，凡入相者几乎都出身进士。宋代进士科也被时人视为“将相科”[51]。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52]，“十二年可至辅相”[53]。元朝复科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共95人，其入相年数总和，占同时期参相官员在职总年数的3％强。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部）、行省宰相及路总管的，亦不过60～70人。大部分“例不迁七品官”而已。

元代科举与宋代科举相比，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各方面：（1）元代民族歧视政策贯穿于整个科举制度中。如蒙古、色目人只考二场，汉人、南人考三场；而且考试题问的繁简、深浅、难易也大相悬殊。蒙古、色目人的题比较简浅，易于及格。（2）元代科举取士，实际上只有进士科，而宋代科举除进士科外，还有明经、明法诸科。（3）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和《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宋代考试内容除一度采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之外，大都用“九经”或“五经”。（4）元代禁止应试的对象较宋代稍微宽些，只限于“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而宋代则规定“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弟、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5）元代科举取士名额较少，如延祐二年（1315年）廷试进士及第、出身56人，延祐五年（1318年）50人，天历三年（1330年）97人，取士人数最多的是顺帝癸酉科，人数达到百人。而宋代科举取士较多。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7年），御殿复试得109人，又复试诸科得200人。至于“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54]。南宋偏安东南，绍兴二年（1132年）廷试，得张九成以下259人。[55]两相比较，足见宋代应举之人多，而录取人数也多。

综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极其狭隘，因此，它对元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不过，元王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以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开科取士，维持了将近600年，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注释

[1]《全辽文》卷八《秦晋国妃墓志铭》。

[2]张起严：《崇文堂记》，见《辽史拾遗》引《山西通志》。

[3]《辽史·圣宗本纪》。

[4]《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全辽文》卷十。

[5]《契丹国志》卷七。

[6]《辽史·道宗本纪》。

[7]同上。

[8]《辽史·天祚帝本纪》。

[9]《辽史·王棠传》。

[10]《辽史·圣宗本纪六》。

[11]《王泽墓志》，《全辽文》卷七。

[12]《梁援墓志铭》，《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13]《王师儒墓志铭》，《全辽文》卷十。

[14]《辽史·杨晳传》。

[15]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

[16]《辽史·天祚帝本纪》。

[17]《辽史·兴宗本纪》。

[18]《辽史·天祚帝本纪》。

[19]《辽史·邢抱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