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九章 教育与科举制度（第1页）

第九章教育与科举制度

第一节　辽代的教育与科举

一、契丹的贵族教育与学校的设立

契丹以武立国，在其兴起之初，主要的契丹官职是通过契丹人的世选补充的，知识的传授并不重要，学校教育几无可言。辽建国前，虽然通过汉人带来了汉文，回鹘人也有自己使用的文字，但契丹贵族并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课目。建国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契丹贵族就很注意引进儒学。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而言，儒学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此辽统治者更重视儒学。

嵩德宫铜铫（辽）

对儒学的尊崇，直接影响了契丹建国之初的宫廷教育。在太子倍的身边，有学问渊博的张谏，太子倍虽没有正式拜他为师，其实他就等于是太子的老师。名儒宋琪也曾担任寿安王（太宗之子）的侍读。在以后的时间里，宫廷贵族教育还设有“诸王文学馆”，文学馆内设“诸王教授”、“伴读”，指导契丹宫廷贵族的日常学习和读书。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十一月，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汉名宗政）、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和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为了全面、深刻地学习汉族文化，向圣宗乞求为他们选派读书史，得到圣宗的赞许和支持。契丹诸王不仅都有伴读，并且还可以在府内学习，有相当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据历史记载，姚景行曾任燕赵国王的教授。由此可见，契丹一方面非常重视贵族教育，另一方面也证明汉文化是契丹贵族教育的主要科目，对契丹民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契丹统治者的推崇，契丹贵族普遍地接受了汉文化，涌现出一批造诣颇深的契丹文人学者，契丹文学家萧韩家奴就把《贞观政要》译成契丹文，给崇尚儒家统治思想的兴宗阅读。萧韩家奴给兴宗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世良方。秦晋国（隆庆）妃“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颂朝野，脍炙人口……雅善飞白，尤工丹青……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寮，多出其门，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代，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1]。可见她有深厚的汉学造诣和治国才能。道宗因为她颇有治理国家的才识，所以常“诏赴行在”以备顾问，有什么大的举措，也常与之商议。秦晋国妃在契丹贵族中深受中原文化的教育，这虽然是由于她的聪颖好学，也说明契丹贵族的教育，获得了相当深厚的发展。萧韩家奴和秦晋国妃是当时契丹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典型。

在辽建国之前，契丹人还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并没有学校的设立。随着与中原王朝的频繁往来和接触，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在建国期间，为了巩固统治，笼络汉人，就在中央、地方先后设置各级学校，培养文化建设人才。

辽朝的学校，可分为辽五京的国子监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这两类都是辽代的官学。在南部燕云地区，还保存着中原的传统，村学私塾仍然存在。在某些头下州内，可能也有村学私塾之类的保存，属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民间私学。

《辽史·百官志》记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国子学博士、助教。”说明上京国子监是建国初辽太祖设置，设祭酒（相当于校长）、司业、监丞、主簿等官职。又提到国子学，设有博士、助教等专门负责教学和管理工作。《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还记载，上京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孔庙建于神册三年（918年），国子监也同时兴建。孔庙和学校同时兴建，这可以说是契丹统治者的创举，也表明契丹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燕云十六州在入辽之后，经过一段比较安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学校也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建。南京官学亦叫南京太学，辽太宗时设置。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下诏开始收授生徒，“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正式任命学官并规定学习用的课本。清宁六年（1060年）六月，又在辽中京设置中京国子监，并祭祀先圣先师，明文规定先圣先师是国子学生员学习的典范。西京“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2]，规模较其他的国子监大，学习环境也较其他的优越。史料虽记载辽五京设国子学、国子监，但都没有反映太学生的录取资格。太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费用和学官（博士、助教）的生活费用及聘金，全部由朝廷供给。

属于地方上的学校，有府、州、县学校。《辽史·百官志》记载，黄龙府、兴中府都设有府学，府学内都设有博士和助教等学官；各州县有州学和县学，其中也设有博士和助教。涿州州学设置较早，建于圣宗统和年间。应州州学龙首书院创建于道宗清宁年间，创建人为翰林学士邢抱朴。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归州上书朝廷，说归州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3]。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归州州学随即得以建立。滦州州学，建立于道宗清宁年间。由此可知，辽建国后，州学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契丹民族的影响。

县学的设立也较普遍。辽道宗时，大公鼎在良乡县任县令，曾在县内建有孔子庙和县学。马人望在任新城县令时，曾建有新城县学。萧萨八在寿昌元年（1095年）建永清县学。天祚帝统治时期，耶律孟简在作高州观察使时，也曾建学校，招生徒。三河县县令刘瑶，常以虚心礼待士人，“领袖生徒，纪纲文会”[4]，还重修孔子庙，阐释弘扬儒学，玉田县县学为乾统年间所建立，中京州州县也创建孔庙、县学。

上自中央五京的国子监学，下至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这反映了社会对于学习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需要培养他们的后备工具。圣宗以后，学校的设立数量逐渐增多，各州县普遍兴建学校。这与辽境内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南北通好是分不开的。

辽的国学、太学中都重视经学的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五经，至于为理学家所重视的四书则不学习。辽朝的学校教材，是由辽朝廷统一颁布的《五经传疏》，如《易传疏》《诗传疏》《春秋传疏》《书经传疏》等，都是儒家经典，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学校教育的传统。

二、科举取士

辽代的科举制度，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官势力的增长以及实现契丹民族封建化的需要而实行的。

在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辽代并没有实行科举考试。辽代科举始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据《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为南京（幽州）人，幼年时聪颖过人，读书极为用心。会同初年，室昉进士及第，被朝廷授以卢龙巡捕的官职。也就是说，会同初年，当幽云十六州地区纳入辽朝版图之后，辽朝就在幽云地区沿袭其旧有的科举制度了。

据《辽史·百官志一》记载，辽初得燕云十六州地区，“太宗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说：“辽国官制，分南、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新得的燕云十六州既为汉地，用汉人治理最为合适，而当时官员缺少，急需汉官以扶绥新附，于是就因袭汉人旧有传统和考选的内容，开科取士，选拔汉族官员。从室昉会同初年进士及第即为卢龙巡捕官这一史实，即可说明辽初得燕云十六州地区的官吏少和急需汉人为官的历史史实。

辽实行科举制度之初，开科贡举并无固定的时间规定，科举取士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只是笼络汉人的权宜之计。因此，主持贡举工作的礼部贡院，需则设置，事过则废。从统和元年（998年）朝廷下诏恢复南京礼部贡院，一直到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的44年中，开科取士大抵是每年一次，及第人数仅一二十人，多亦不过70余人。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以后，才有隔三四年举行一次科考的做法。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试士科制》载：“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这就是说，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各有本科魁首，即状元。又记：“圣宗时，止以辞赋、法律取士，辞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这说明圣宗时及其以前，辽朝的科举主要分诗赋、经义和法律三科，当时还没有设明经科。辽代科举重视辞赋，于此可见一斑。这种重进士即诗赋、辞赋科考试的现象，与唐朝相似。《辽史》中未用只字记载其他科目的考试情况，已足见其轻视态度。至今所能见到的史料可知，辽朝以明经中进士的仅一人，法学二人（包括乡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辽史》诸《纪》中所记，圣宗统和六年之后（包括辽末耶律淳在燕京设立的北辽政权），辽朝放进士55次，总计人数2338人，这进一步证明进士科（亦即诗赋或辞赋科）在辽朝的备受重视。

辽圣宗耶律隆绪以后设有明经科。至于取士的等第，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分为三等，即甲、乙、丙三科。有明确记载的计甲科5人、乙科6人、丙科2人。每等之中，再按成绩先后排列。比如，郑恪于道宗耶律洪基清宁八年（1062年）举进士，“中第三甲”，即甲等第三名。从辽圣宗（983—1031年）起，贡举分经义、诗赋两科，这是承袭宋代的科举考试传统。宋朝“罢试律义”，辽代也去除“法律”，沿袭之迹显而可见。《辽史拾遗》卷一六李世弼《金登科记》也说，金“天会四年（1126年），始设科举，有辞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辞赋之初，从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也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犹辽旧也”。这样看来，辽代的科举科目除辞赋经义外，还有同进士、同三传和同学究三种。而考进士、三传、学究都是宋朝初期的科目，辽代只不过是稍稍改换名目而已。《五经传疏》为中原朝廷传统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标准，契丹统治者学习了这个传统办法，一般的上层地主阶级，由于阶级利益支持契丹朝廷，朝廷也采用中原办法，使他们安于旧有的传统。

史籍上曾留下一些辽朝进士科举考试诗赋的题目，试题就时事选出。圣宗游猎，曾一箭射贯三鹿，当时正值南京试举人，即以《一箭贯三鹿》为赋题。[5]《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记载，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兴宗亲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于朝堂之上考试进士。《辽史》卷五十七《仪卫志》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作为考试进士的题目。《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曾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8字，为“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后六符知贡举，就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因为契丹地偏北方，而且为游牧的契丹统治者所建立，所以封建文化程度与科举水平同中原相比，自然要略逊一筹，这曾引起中原地区宋朝人的嘲讽。据宋朝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使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故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使人愕然语塞。”吕正献公即吕公著，他以辽朝科举考试题目无经典依据为话柄，反唇相讥，大挫辽使的傲慢之气，足证辽朝使臣的文化水平远不能与宋朝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