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元朝与毗邻诸国的文化交流
一、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
蒙古国时期,高丽就向蒙古统治者朝贡。元朝建立后,双方依然保持朝贡关系。为了加强控制,至元二十年(1283年),世祖忽必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把高丽与内地一样对待,由高丽忠烈王与元朝大将阿塔海共同管理。后来行省被废。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又设征东行省,撇开高丽国王,任命大将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生杀予夺,皆出于他一人之手。此人骄横跋扈,全然不顾高丽人的利益,弄得怨声载道,成宗被迫撤销行省建置。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又置征东省。七年之后,元朝为明所亡,高丽恭愍王乘机废除征东省。
尽管元朝与高丽时有龃龉,但因两国疆土毗邻,双方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仍很频繁。贸易分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在官方贸易中,高丽向元朝输出的物品有金、银、铜、铁及金银制品、丝织品、黄漆、樟木、动物(马、牛、鹰、鹞子)、人参、海产品、纸张、书籍等,元朝向高丽输出的物品有服饰、金银制品、丝织品、瓷器、钱币、武器、葡萄酒、香、马具、书籍等。此外,两国官吏或使节经常到对方购物,购买的物品也包括书籍在内。如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元朝官员携带“匹段、绢”来高丽购买《大藏经》[71],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高丽博士柳衍以“宝钞150锭,购得经籍18000卷而还”[72]。
高丽女子以温柔婉媚著称,元顺帝时期,出身于高丽的祁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73]。京都人平日所着衣服鞋帽器物,都仿效高丽式样,宫廷更甚。时人有诗云:“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74]流风所及,其他处也有高丽装束者。“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浙江杭州),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怯薛,则内府执役者之译语也。”[75]
元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很活跃。搞这类贸易的多是手中有特权的权贵和官僚。如元世祖时的行省宰相朱清、张瑄;元末割据东南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等。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沉船,打捞出的7168件器物中,绝大部分为瓷器,共为6457件。除3件被确认为朝鲜瓷器外,其余皆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有青瓷、白瓷、黑釉瓷、钧窑系瓷等。青瓷中又以浙江龙泉窑系青瓷和江西景德镇窑系的影瓷居多。据行家测定,沉船上的中国瓷器无论是造型或纹饰,都与元代中、晚期的瓷器风格相同。因此,“沉船中的中国瓷器年代是元代中晚期的,具体地说,即元代大德(14世纪初)以后的产品”。至于沉船的开赴地点,专家们推测“是中国开往朝鲜、日本的贸易船,船上装载的胡椒,是朝鲜人喜爱的调料,船上发现的三件质量非常精美的高丽青瓷器,说明此船曾在朝鲜停泊,但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地。当船离开朝鲜时,由于某种突然的事故而沉入海底”[76]。
元朝时期,高丽学者、使节、应试者纷至沓来,或做官,或侨居,或出使,或游学。他们以文会友,与元朝学者唱答酬和,切磋学问,关系非常密切,从而把双方的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程朱理学在元代传入高丽。第一个传播者是曾经在大都学习过的高丽学者安珦。他从大都带《四书集注》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说,因仰慕朱熹的为人,自号晦轩,寓意是向晦庵(朱熹的号)看齐。他的弟子白颐正又专门赴元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积极传授,“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元朝),未及东方(高丽),颐正在元学而得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承”[77]。以后学者蜂起,都以讲解传授程朱理学为己任,安珦弟子权溥建议刊行《四书集注》,俾便更多人阅读。学者李穑曾在元朝国子监学习过,回国后主持朱子学讲授。一个叫郑梦周的人,对朱子学说造诣颇深,李穑称赞他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推崇程朱理学,无非是因为这一学说对于巩固其封建统治有很大好处罢了。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犹想君家屋乌好。记当年,远道华发归来,妻子冷,短褐天吴颠倒。
卜居少尘事,留得囊钱,买酒寻花被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
另一诗人李谷,也颇有民胞物与的思想,他的诗直抒胸臆,敢于抨击权贵,倾诉百姓的痛苦,如《橡栗歌》:
君不见,
侯家一日食万钱,珍馐星罗五鼎列。
驭吏沉酒吐锦茵,肥马厌谷鸣金埒。
焉知彼美盘上餐,尽是村翁眼底血。
这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轻肥》诗中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买花》诗中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句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真是鞭辟入里!
除了李齐贤、李谷外,还有李穑(李谷之子)和郑梦周等人。他们的诗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属上乘之作。
元杂剧也传入了高丽,元代的优伶曾到高丽宫廷演出,如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年),高丽忠烈王“宴于大殿,元优人呈百戏。赐白银三斤”[79]。元代的优伶能够演上百出的戏,说明他们掌握的剧目还是很多的。
高丽在元代学汉语之风很盛。事实上,汉字在战国至西汉初“即已传入朝鲜。此后,朝鲜人民接触汉字,使用汉字,汉文成为交际工具。但汉语多是作为书面语言学习。汉语作为口头语言学习,始于公元10世纪的泰封国(亡于918年)”[80]。由此可知,高丽最早只是把汉语当作书面语言学习,作为口头语言学习,是比较晚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丽设立了专门从事传授汉语语言的机构——通文馆。“通文馆的设立,为高丽研究汉语语言,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更好沟通与中国的交往,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均有重大意义。”[81]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老乞大》《朴通事》两种汉语教科书,关于书名,一般的解释是,《老乞大》中的“乞大”就是契丹,老乞大就是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指翻译,朴通事是姓朴的翻译[82]。关于书的内容:“《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83]
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加工整理,清代康熙年间,两书分别成为《朴通事谚解》《老乞大集览》。试举《朴通事谚解》中的一段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
《赵太祖飞龙记》疑即托名赵普撰的《龙飞记》,记赵匡胤受禅建国事,今此书已佚,只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中,大概元代尚在坊市流传。《唐三藏西游记》也已不存。从这一段对话中,可知高丽百姓对中国历史是很有兴趣的。
高丽人喜爱汉文书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力蒐集购买汉文书籍,如延祐元年(1314年)高丽忠肃王成均提举司入元购书,“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沦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84]。民间购书颇为庞杂,从《老乞大谚解》来看,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儒家著作,如《四书》《毛诗》《五子书》(五子是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等。二是史书,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君臣故事》等。三是名人文集,如《韩文》《柳文》《东坡文集》等。四是工具书,如《翰院新书》(疑即托名宋人谢枋得撰的《翰苑新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类书中)等。五是文学作品,如《三国志评话》等。
元与高丽均重视佛教,佛教有藏经。元之前有《宋藏》《辽藏》,高丽则有《续藏》。元廷多次遣使以重金赴高丽购买藏经。如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以香15斤,匹缎30匹,绢300匹,钞864锭来转藏经”[85]。大德七年(1303年)、大德九年(1305年),又遣使赴高丽购买藏经。元朝还多次遣使到高丽请佛经纸,又请求高丽派写字僧来元抄写佛经。应元朝之请,大德九年高丽一次就派写经僧100名赴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元朝派人携钞5800锭赴高丽赏赐写经的僧人。高丽僧人也在元朝讲经。《朴通事谚解》记载,位于今北京市宣武门附近的永宁寺,就有高丽僧人步虚在那里说法;位于今北京西长安街附近的庆寿寺,是元代著名的佛寺之一,也有高丽僧人在那里讲经。高丽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大都南城之南建了一座兴福寺,成为高丽僧人的聚集之地。高丽名僧赴元者甚多,与元朝的骚人墨客交游往还,诗文酬答,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元朝的历法也为高丽所采用。元朝的授时历是由许衡、郭守敬编成的,高丽忠宣王居住大都时,马上命令随行的宰相崔诚之学习。“忠宣(王)留元,见太史院精历,数赐(崔)诚之内帑金百斤,求师习业,尽得授时历术。东还,遂传其学,至今遵用之。”[86]
在医学上,元与高丽经常派医生为对方诊疾,双方的医术得以交流。
高丽的造船业比较发达,他们制造的战船规模大,速度也快。元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混一宇内后,便打算东征日本,于是想到了高丽的造船技术,便指名索要高丽的金方庆、洪茶丘两人监造战船。因为元世祖督促甚急,如依中国传统的造船方法,不仅成本甚高,而且旷日持久,耽误船只的使用。金方庆情急智生,“用本国(指高丽)船样督造”[87],按时完成了任务。高丽虽然造船业发达,但战舰上的武器装备落后,杀伤力不强,他们便从元朝学习制造火药,用以制造火器,然后装在舰船上,从而提高了高丽水军的作战能力。
元朝与高丽在其他方面也有互相学习之处,如高丽使用了元朝的衡器,高丽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喜欢中国的丝织品等,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
二、元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