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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风格各异的语言文字（第2页）

6．萧袍鲁墓志铭　墓志上有汉、契丹、梵3种文字，墓志铭用契丹大字写成，共320字。1956年在辽宁省法库县前山村北山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出土。

7．耶律习涅墓志　上有契丹大字1616个，汉字601个，是迄今所发现的契丹大字最多的墓志。1987年在内蒙巴林左旗乌兰坝辽墓出土。

8．应历碑　因纪年为应历，故名。该碑共有契丹字390个，是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贾敬颜解放初从旧书店中购得的拓片。

再说契丹小字资料：

1．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　共有石碣四方，其中两方汉字，两方为契丹字。现存拓片，原石下落不明。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辽代庆州故址）东北二十余里瓦林茫哈（蒙古语瓦砾滩之意）发现。

2．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　1930年由当时任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组织人力对辽庆陵发掘所得，有道宗及宣懿皇后的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各一盒，现存辽宁省博物馆。

3．郎君行记　全名为《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刻在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上。明清以来的金石学著作虽有著录，但无人知道上面镌刻的是契丹字。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羽田亨、中国学者王静如始指出是契丹文，不是女真文。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等又在陕西省乾县唐乾陵献殿遗址发现了新的《郎君行记》，只不过是块残石，文字已不甚清晰了。

4．萧仲恭墓志　墓志有契丹小字2492个，1942年在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发现。

5．许王墓志　墓志上有契丹小字64行，现存2157字。1975年在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村流井沟辽墓出土。

6．耶律仁先墓志　墓志为汉文共1409字，志盖反面有契丹小字5143个，清晰可辨者4776个。1983年7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

7．故耶律氏铭石　共有契丹字699个。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毛不沟。

8．耶律宗教墓志　共有契丹小字1020个，对应汉字墓志铭935字。1991年在辽宁省北镇县鲍家乡高起村北出土。[9]

四、契丹文的研究

自从20世纪30年代辽宁庆陵小字哀册出土以后，我国学者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诸先生便先后开展了研究。了解契丹文对解决契丹族族源与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关系重大，因此这一研究也为国外学者瞩目。

罗福成等人研究契丹小字，用的是比较法。所谓比较法，其实并不复杂，也就是拿契丹文哀册与汉文哀册对比，在各个契丹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哪一个契丹字与哪一个汉字相当，然后了解那个契丹字的含义。比如某皇帝的哀册，汉文的哀册与契丹文的哀册含义应当相同；再如某皇后去世的年、月、日，无论是汉文还是契丹文，都应当是一样的，有了汉文的年、月、日，对应的契丹文年、月、日，也就可以确定了。在契丹文哀册中先找出纪年部分，再判定哪些字是表示年、月、日的，反复推敲，直到正确无误为止。这不失为一种最简捷、最科学的释读方法。我国学者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批科研成果的。如罗福成先生利用此法释读了除“五”“九”以外的全部个位数词；除了“丁”“戊”“癸”以外的全部天干和除了“申”“亥”以外的全部地支，还认出了“寿昌”“大康”“乾统”“重熙”等年号。厉鼎煃先生破译出“墓志铭”“铭曰”“词曰”“奉敕撰”，等等。郑绍宗、王静如、陈述等先生也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契丹小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5人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这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小字进行了新的探索，把对契丹文的解读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被日本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

过去对契丹文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缺陷也比较显著，主要是释读偏重语义，结合语言探讨不够，对契丹语中的特殊语法关系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总之，还没能达到把语音、语法、语义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解读契丹文字这样一个科学的要求”[10]。《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该书作者以《郎君行记》为突破口，搜集了其他契丹小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先准确无误地找出契丹小字的义，然后探索出音，由此循序渐进，辨认出一些新词。新词掌握得多了，再进一步探索出一些规律。如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音节组合的方式等。《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的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释读出契丹小字语词370多条，加上前人释出70多条，共达450多条；分析词法形态70种左右，对其中有二十几种附加成分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这些成果是很喜人的。

国外学者对契丹文也进行了研究，不过那是近几十年的事，主要是日本和苏联的学者。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羽田亨、鸟居龙藏等对契丹语言文字作过介绍，真正对契丹文有研究的是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岩松男。

山路广明认为全部契丹文都脱胎于汉字，是模仿汉字制成的。他对一些契丹原字作了分析，构拟出其音值，推测出某契丹字来源于某汉字。他运用音、义、形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契丹字并探索其造字途径，构拟出七十多个原字的音值，其中符合或接近语言事实的有十多个。

村山七郎提出，要解读成功未知文字文物须有3个条件，即：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的语言系统；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文字的文字系统；如有对译，应弄清楚未解读文字资料的内容。但是他说契丹小字的文字系统来源于突厥，前提就错了，因此研究成果也就不可靠了。

长田夏树认为契丹语从语言系谱上说应属蒙古语族，他对于契丹字出现的位置、频率和附加成分使用情况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利用统计方法获得的数据固然有助于音值的构拟，但这种方法必须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结论才能完美。

爱岩松男认为，契丹字之所以很快便被废弃，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很大弱点，因此，对契丹字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和文字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据此来考定未解读文字各自的意义与音值，走向字母和字头的分析。根据这一理论，他先认定契丹语属蒙古语系。他从分析12个日期记载入手，归纳出10个数词、天干、地支、年号和其他一些词的读法。

苏联学者鲁道夫认为，契丹文属于一种特殊的音节文字，字形总的特征是，大多数情况下与音节相一致，某些情况下与复杂的单词相一致，音节符号的排列不是一直行，而是两相并列，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如方块汉字一样，且有固定的字形，有词尾。

另一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把契丹小字与女真小字混为一谈，把金代用契丹小字写成的《郎君行记》碑文错误地判断为女真文，但是他对契丹文中三十多条词目的五十多个原字音值的推定，比其他苏联学者更正确。

契丹大字因比契丹小字解读更困难。因此国内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阎万章根据萧孝忠墓志等资料释出“大安”“重熙”“统和”“咸雍”等年号以及“年”“月”“日”，还有部分干支和数目字；刘凤翥根据《北大王墓志》释出“开泰”“太平”“元年”等契丹大字，特别是他考证出汉文中的“乣”字是混入的契丹大字，读音应为yan。金永年也考证出了一些契丹大字词语。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是很丰硕的。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手段的越来越完善，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