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三价值选择与超越的现代性（第2页）

我们也看到，吉登斯突出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包容性，并确定它为平等的基本内涵，而把不平等看作排斥性。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对社会所有成员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确认，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的合法性。排斥则意味着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强调社会结构具有的排斥功能，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相互拒斥。这就是说，要从社会结构上保证公民权利，突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性，给予共同体成员，也就是国家或社会成员平等的生活机会，幸福生活的机会，维护人的尊严。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问题上，如果说吉登斯突出强调了价值选择和一般社会实践机制的重要性，那么，人作为实践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作用同样也是吉登斯特别关注和强调的内容。现代化社会治理既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理性推动，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轴心”作用，吉登斯在他的论述中也特别突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主体自治是人精神力量的“裂变”。主体自治既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目标，又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社会走向理想的自组织运行，主体自治的能力及其可行性，为社会治理提供方向选择、过程监督与实践保障，因为主体是社会的基本原子，主体的自治能力具有“原子核裂变”的效应。

吉登斯强调主体自治是人的现实的“解放”。主体自治不是抽象的话语表达，而是非常现实的具在的实践，它指称的是主体的社会情境自识、目标行动的自觉和过程自主，体现着人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意识，体现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客观程度，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与状态的基本属性，是指向人的自由的解放。

主体自治是人日常的文化实践。任何主体都是时空的存在者，在生命展开的每一个时空结构中，人都是按照自我认同了的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自觉不自觉地安排、组织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的，而生活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作为整体的文化。因此，主体自治的充分实现与主体的文化自觉密切关联，通过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自觉的自我话语变革、行为规约和审美拯救，提升主体自治的能力、高度及其强度，以极好的修为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的积极实践。

总之，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治理的目标、依靠力量、过程保障都离不开主体人，主体自治在其实践生成的意义上，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主体自治无论其内容还是文化培育，又都是极其复杂的细致工程，需要每一个主体人的自觉。这也就是吉登斯强调的为什么要从传统左派倡导的“解放政治”走向他所倡导并主张的“生活政治”的原因所在。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关心的是生活机会，而他的“‘生活政治’关心的是生活决定。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①。正是在人的解放的意义上，吉登斯突出强调了把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理念运用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人类理智与实践能够实现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价值理想

在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价值思想中，他不仅基于人类现代性社会的实践经验和现实发展，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思想，归纳出一组框架式的价值理念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价值选择，他的价值选择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不仅提出了两组可供人类实践参考的国家治理方案和一般社会治理方案，多方面地分析了这些具体方案的价值内涵和实施的可能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的理想预设，从而使他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趋于完满。吉登斯把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的理想预设看作一种乌托邦构想，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策略，从而使之与他的结构化理论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一致起来，为人类理智和实践做出了长久的规划。

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是针对他自己建立的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和社会风险图式提出来的。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讨论的现代性社会发展图式相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吉登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中心主义提出了超越匮乏型体系的说法，也就是以满足需要型经济来超越匮乏型体系；以技术的人道化代替工业主义条件下“人化自然”环境的恶化，也就是用人道主义的技术观代替工业主义；以多层次的民主参与代替监督体制，恢复真正的民主机制，避免权力的滥用和极权主义；用非军事化代替军事力量中的暴力工具的滥用。吉登斯提出的这些思想，能够系统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四个基本要素。

我们看到，超越匮乏型体系是指随着人们对重新分配财富的呼声日渐高涨，首先是这种体系会先在富裕地区发展起来，然后世界规模的经济化组织逐渐增多、力量逐渐放大，形成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其次，技术的人道化表明，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察觉到了，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了许多破坏，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惯性的，道德这一命题被技术的人道化引到了人与人化环境之间，尤其是“工具性”关系中，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在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更合理地使用以维护生态健康、实现长足发展；再次，非军事化，当今，在技术创新背景下的军事工业化日益加剧，但随着地区间的相同利益和相互依赖逐渐增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人们会控制暴力工具，实现对战争的超越；最后，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它将有效地减少极权的出现，小到个人民主权利的实现，大到力求实现一个协调化的全球秩序，虽然目前多元政治只集中在民族国家，但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

那么，为什么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发展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从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呢?因为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社会发展模型。我们看到，这个模型的运行机制不仅以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为基础，把它贯彻到所涉的四种一般制度中，而且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吉登斯仍然从主要包含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入手来分析问题。超越匮乏型体系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重要性，更意味着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意义的首要性，因此，在这里是把人作为中心的，而不是把利润、资本或所谓财富作为中心，这就是新的超越的现代性的价值选择的核心作用，以这样的价值理念作指导，对于技术或工业的要求就是技术的人道化，对于监督体系的要求就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军事力量的要求就是和平，一旦系统中出现与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因素，就会把这种作为输出的信号反馈到输入端，通过输入端的信号的重新定位，以制度的形式来遏制那些不一致的因素，从而使系统保持价值思想的一致性，也就是保持它的稳定性和平衡，这与现代性社会发展机制的正反馈正好形成相反的运行机制，以此使社会发展能够一直保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之下，从而实现吉登斯的乌托邦的理想预设。可以预见，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吉登斯自己称其为一种理想化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吉登斯强调这样的乌托邦是有意义的，它是社会发展的正确的原则和理想目标，人类在长久的实践践行过程中是能够趋向实现的。在我们看来，吉登斯社会哲学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实践意识。

对于吉登斯现实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合理性的澄明，吉登斯从马克思那里为自己找到了辩护词。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其他形式的经济系统没有资本主义这种不断扩张的本性。显然，这不仅是空间的扩张，还是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动力。……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①。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该原则（即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作者注），“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①。

或许，仅仅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种辩护是远远不够的，吉登斯深知这一点，因此，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人的现实的实践中来。从现实的人类实践来看，吉登斯把他的乌托邦构想的实现寄托于社会运动，也就是革命斗争上来，认为通过长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实践，人类会逐步接近于他的乌托邦的构想。

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②，社会运动是社会生活中最广泛最重要的斗争模式。

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劳工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也对应包含四种维度，即劳工运动主要依靠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实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去影响国家权力，是争取言论自由以及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工具；言论自由运动或者说民主运动起源于现代国家的监督，它内含了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夺参政权力的运动，能防止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平运动倡导停止使用核武器等暴力工具，避免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生态运动反对现代性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威胁，尤其关注知识的反思性的运用结果：人化环境

吉登斯把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首发处，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切中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和对立的本质，劳工运动是超越国家权力困境的一种基本的斗争方式，目的在于向资产阶级争取平等、自由和权利。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运动为核心，工人阶级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工作，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承受资本家的剥削。所以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最坚决、最彻底。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劳工的历史地位已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因而赋予劳工运动以改变历史的使命已没有意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同时也有赖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工人阶级内部已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沆瀣一气，他们共同压制工会及其工人运动，这也使现代工人运动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

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的目的不同于劳工运动，虽然劳工为了维护其工作场所而进行的斗争含有争取民主权利的含义，但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却直接根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由于监督同行政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二者共同维系了国家对组织和个人的控制，并深入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正是针对这种威胁的努力，这又必须回到监控这一权力中介的核心范畴。人民在争取言论自由及相关权利方面，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政府的决策和权力运用。民主运动并不是一个追求权力的过程，而是能积极促进国家权力在运用中趋于合理化并增加透明度，从而尽量避免走向极权主义的深渊。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民主化的实质和斗争方式，是建立社会民主化的良好机制。

吉登斯赋予生态运动丰富的内涵，他把生态运动看作重塑人工环境的运动，认为环境保护比自然保护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他除了关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关心城市环境以及环境问题对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体系的影响，并且开始和人权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等联系起来。环境运动为生态运动的形成和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生态运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改变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生态运动不仅从宏观上关心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的生态问题，而且进一步深入到关心物种的生存状态和生态系统的演化，体现出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的和谐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观。

和平运动旨在宣扬祥和有序的社会活动应该摒弃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理念，其实质在于消解暴力、冲突与不和平状态的根本原因，以及消除引发这些冲突的利益纷争。和平运动的兴起不仅以反对战争为目的，更应该从平衡利益和预防战争冲突方面着手。从削减核武器、常规武器和裁军方面，进一步避免战争的发生和冲突的升级。现代和平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反对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等等。

作为一种乌托邦构想、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体策略，吉登斯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理想预设，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纲领。作为一名具有世界眼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深谙政治的价值所涉、内在意义以及对指导人类实践和生活的重要性，正是在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的意义上，吉登斯把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称作激进政治纲领，由此可见政治对于吉登斯的首要性。这就是说，吉登斯把他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的理想预设政治化了，因此，实现他所说的乌托邦的理想就是践行一种政治纲领，它的落实需要从各不相同的地方开始，需要从人的现实生活和理想追求切入。这是一个必须和必要的逻辑展开过程，是在人类实践中缓慢实施的过程。地方的政治、生活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是内在关联的。

吉登斯的乌托邦政治纲领认为，“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①。随着国家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国家联盟等世界性组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地方主义的兴起，地方要求自治和获得更多权力的倾向性突出。地方政治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只是到了现代性阶段，地方政治的表现日趋活跃。吉登斯认为，在一种时空分延的现代性社会关系体系中，一极的事件（或现象）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连接地方和全球的纽带——现代性的风险，运用吉登斯的解释就是现代国家权力运用中所形成的一种高风险的世界性危险。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当民族—国家把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划归所有的时候，任何决定及其后果都不能同其脱离干系，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正相关关系。

吉登斯指出，“至少就某些抽离化机制的后果而言，……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如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围内起作用的方面，也会影响到生活在高度‘发达’地区之外的那些较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而在那些发达地区，在日常生活的本质中，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结已被束缚在一组更深刻的演变中了”①。

地方的政治化的另一种突出表现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地方的政治和全球的政治是现代性下直接延伸的两种倾向。全球的政治在某些地方激起了相应的对抗，或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在这种意义上，地方政治问题凸显，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演化的主要倾向之一。从吉登斯的这些思想不难看出，在地方政治与全球政治密切关联的现代，要使他的乌托邦的政治纲领得以实现，需要从改变地方的政治诉求起步，进而改变全球的政治意识，当然，这种改变的思想基础就是他所说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择。

从吉登斯对解放政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解放政治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中解脱出来；二、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三、服从于由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②解放政治是启蒙精神的现实追求，解放意味着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生活组织起来。

那么，解放政治将如何过渡到生活政治呢?吉登斯得益于马克思的启发。马克思主张，那些为把犹太人从宗教压迫与残害中解放出来而作的斗争，都纯粹是为争取获得局部的利益而作的斗争。因为在把犹太人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他们也将会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已经含蓄地指出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的连接模式。“从马克思的讨论来看，这是一种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普遍性自由。但还可以进一步概括这一原则，凭借倡导相互容忍的态度最终使每一个人受益的做法，使得这种解放受压迫群体的斗争也能够有助于使他人获得自由。”①

事实上，在吉登斯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中，生活政治是其总的构想。在晚期现代性到来之际，人类需要面对的是启蒙与现代性共同作用的社会现实。他们共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晚期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高度的反思性。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个体的反思**之中，个体及其组织在做出选择时不得不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及其未来，生活政治的提出正是这种自我选择的尝试，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②吉登斯给生活政治的定义是：它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③据此，我们看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也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从选择性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作为转化能力的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二、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三、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我们理解解放政治是凭借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而生活政治则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生活政治关心的是从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他们想要表明的，就是靠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反抗和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为。

从如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吉登斯赋予他的乌托邦的价值选择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并以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深信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乌托邦会变为现实。吉登斯说：“我们必须正视另外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①乌托邦并不是幻想意义上的乌有之乡，它是生命的过程，因而能够成为客观想象的关联物，并拥有一种前景。②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机遇及时抓住，以便充分地进行乌托邦的想象。③

在吉登斯看来，现实主义乌托邦蓝图的实现，必须做到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保持警惕；需要意识到在风险环境中的道德承诺和良好信念的潜在危险；必须是政治的、富于策略的；必须创造出良好社会的模式；需要将解放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结合起来。通过这样一种赋予实践的激进卷入，吉登斯在聚焦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解释与批判的哲学基础上，运用他的结构二重性解释模式，在个人与社会、地方与全球的辩证联系中，建构了给人类以善的帮助的“一种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批判理论”，它的导向其实是一种对现实和理想进行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是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总之，吉登斯给出了人类的出行道路：乌托邦现实主义，告知了这条道路的行走方法：社会运动，并且进一步告诉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要用超越匮乏型体系标准，建构一种世界政府的方式超越高度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吉登斯是积极乐观的，也是现实的行动者，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他构造出来的这条道路，“目标是把世界的生态健康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这是一条超越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后现代秩序的建设道路，在这条路上，人和外部环境是和谐的，人和人是平等的，人自身是安宁的。吉登斯说的这样一条理想之路虽然还未出现，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①。

综上所述，我们全面地讨论了吉登斯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论思想，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看法，这对于人类发展反思的现代性社会、利好的现代性社会和超越的现代性社会，推进人类理智和实践的进步，具有不可多得的启迪意义。

在吉登斯高度现代性的哲学分析中，他不仅特别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社会的分析，而且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根本在于一种‘制度性的转变’，即在制度性、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秩序的改变。它具体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结果：一是对社会而言，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二是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②。然而，根据吉登斯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知道，无论是制度性、还是文化或生活方式，都是人类特有的自我反思的实践与实践结果，“作为人类，我们不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③。吉登斯的超越理论，就是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社会现状理解、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起的一个具有超越性诉求的激进政治框架。他尝试超越传统的各种认识和论辩，在理论上的创新是很大胆的，同时也给出了基本能够自圆其说的论证，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