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一文化实践的主体内涵（第1页）

一、文化实践的主体内涵

由于文化内涵的不同解读，致使文化主体的指向大相径庭。霍加特在对文化主体附属地位的批判中，通过深化文化的实践内涵，使文化群体向文化实践主体进行转变，由此确立了文化实践的主体指向，即指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文化实践者。

（一）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

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被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决定论的关系。同样在此影响下，英国执行了共产国际奉行的“阶级对抗”的路线，结果造成对自身发展的严重伤害。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文化被狭隘的理解成为经济关系之下附属的存在物，文化与现实生活相分离，完全成为一种精神生产，忽略了文化在社会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人与物的关系的片面强调，漠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人成为简单的物化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元社会的发展。霍加特、威廉斯等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从单一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总体性革命。在面对20世纪现代性社会诸多问题时，他们力图从深入生活的方法，找到一条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他们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社会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单一的社会经济生产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文化问题。因此，他们对现存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批判，从文化的层面进行了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社会批判等多维度的文化批判。他们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仅关注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是以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思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思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霍加特强调文化的实践过程，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并不否认历史过程存在着决定性的因素和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冲破这种单一的决定关系。他认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文化不是单一的被决定的力量，而是人们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统一的过程。

诚如霍加特所述，“对文化研究来说，选取了非常平凡的工人阶级群体，通过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人生态度，尝试再现他们的生活氛围和品质”①，他视角下的文化概念不是单纯独立于人类生活活动之外的模型，而是在人类不断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稳定的生活方式。霍加特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为例，指明文化即代表了不同群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人的实践模式，它内化于人的生活，并自发地表现出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以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颠覆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幻想，证明现实的社会是实践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整体，无法截然分割为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开辟了文化研究的社会主义左派新方向”①。虽然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但是人的存在不仅在于发现规律，还在于能动的创造，而文化实践就为人能动的选择和创造留下了余地。

实际上，在霍加特看来，文化和实践是同一个过程。霍加特不是将文化与实践看成两个相分离的过程，也不是把文化生成中的某一个理论拿到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他以人的实践活动为轴心定义文化。文化主体和文化客体都不再是既定的对象或某种关系的附属物，应发挥文化实践的创造本质。人不只是劳动生产的主体，以及文化生成的旁观者和追随者，而且还是文化生成的主体。只有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唯有这样，每个人才会真正担负起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才不会把文化的问题推给特定必然性的规律，推给文化的制定者。霍加特强调20世纪人类面临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层面，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从文化层面对人全面的统治。因此当面对文化出现的新境遇时，如果还将社会进程停留在“经济—上层建筑”的模式中，忽略文化在内的总体性的社会问题，就会导致对人的现存状况和社会现实问题认识的偏离。

（二）工人阶级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将阶级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以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展开对阶级问题的考察，体现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仅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对阶级问题分析的不同。霍加特从文化的维度，展开对工人阶级的探讨。首先，他面临着两个挑战，即工人阶级有没有文化和如何诠释工人阶级的文化。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视角，展开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而且阐释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意义，实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重释。

在对“阶级”问题探讨时，英国新左派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关注新时期“阶级”问题的新变化，探究现实社会生活“阶级”问题的核心矛盾。英国新左派表现出与第二国际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突出表现在从阶级与经济、阶级与政治斗争单向度的思考，转向阶级与文化、阶级与意识形态、阶级与社会关系多维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变化，出现“无阶级的神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形式。这种新形式具体表现在大众媒体、公共教育和消费主义对阶级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样一来，英国新左派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发觉“无阶级”社会的幻象是造成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最为重要的原因。

对英国新左派而言，阶级问题不仅是经济关系之下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而且是关涉整体社会生活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英国新左派以“文化主义的整体化”建构新的政治观点为着眼点，从文化的角度探究阶级的问题。《识字的用途》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无阶级”社会的现象，探究了工人阶级文化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之下的变化，揭示现代性社会“阶级”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单一层面的经济斗争的问题。《文化与社会》也在探讨工人阶级的文化与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同样，霍尔在1958年《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无阶级感》，围绕着传统阶级感的断裂，揭示了经济关系之下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另外，汤普林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深度研究了阶级产生的问题，并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①。可见，英国新左派对阶级的讨论不同于第二国际思考，对阶级与政治的关系朝向了微观化和多维度的思考与探寻中，建立了有关阶级与文化的一种微观政治思想。

另外，在回顾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历程时，虽然其内部存在很大的纷争，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主要体现为两种观点：第一代新左派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分别从现实生活、生活方式、历史经验中恢复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并认为工人阶级自身存在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结构主义的代表安德森、霍尔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先天无力，缺乏革命意识，必须引入欧洲式的革命来发动社会革命。总体上，两种观点都趋向于对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关注，体现出微观政治学的特点。

在探讨阶级的问题时，霍加特注重从文化实践对“工人阶级”形成的探讨，从文化与社会层面思考阶级的形成，关注阶级经历形成的阶级意识。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跟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在关涉工人阶级的问题时离不开工人阶级现实生活。在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关系的分析中，汤普森曾对此进行过区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①。霍加特虽然没有像汤普森那样，对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关系加以区分，但更加关注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共同的阶级经历或阶级经验，而结成的阶级感受和阶级意识。

在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探讨中，霍加特着眼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以现实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从工人阶级生活的内部出发，将日常生活文本作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来源。霍加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日常空间环境和日常文化语境使得工人阶级感受到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我们”世界的确认中，工人阶级阶级感得以形成。正如汤普森所述，“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②。同样，霍加特特别关注工人阶级在共同经历以及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获得的阶级内部的认同感和阶级之间的差别感，力图揭示“无阶级社会”对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幻象，揭露同质化的商业文化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的危害。

需要指出的是，霍加特对工人阶级形成的探讨，源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的思考。如何恢复“失去行动张力”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成为摆在霍加特面前首要解决的问题。霍加特结合现实发展的具体语境，将目光聚焦于文化，认为文化是变革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问题的关键因素。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将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社会存在一社会意识”关系中，汤普森强调两者的“辩证互动关系”①，加入“经验”的作用，使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对于霍加特而言，强调“文化实践”对搭建“社会存在一社会意识”的桥梁作用，主张文化对象和文化主体之间“实践”作用的内在关联，使得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生产深度融合，以文化实践为轴心促进社会整体协调运行。

霍加特坚持自下而上的批判维度，把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放在工人阶级的身上。霍加特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对战前工人阶级童年生活的详细描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变迁的分析，采用生活写作的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解读。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对工人阶级文化得出某个具体的结论，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和动态的存在。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文化与物质结构相互作用的过程，从文化生活“内部”的阶级分析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结构之中。文化维度的阶级分析并不排斥经济因素对工人阶级的形成作用，但也并不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

另外，在对工人阶级概念进行梳理时，“愤怒的奖学金男孩”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社会历史变化的积极而巨大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越发引人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正在挑战原有社会结构，改变着阶级构成。“真正‘阶级内部的运动’源自于受教育的机会”①，奖学制度设立使得很多工人阶级有机会感受到其他阶级不同的生活经历。威廉斯认为，公共教育开创了“一个新的和不断扩张的阶级”②。此时，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愤怒的年轻人”“奖学金男孩”的出现，他们从小成长于严格的英国阶级体制之下，但是通过学校教育之后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错位感和混沌感，开始对原有社会结构、阶级构成表示不满。

“愤怒奖学金男孩”的出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同样也是多数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经历，他们共同发起了对精英主义文化权威的挑战。“奖学金男孩”的问题成为探究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切入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问题已不仅是阶级问题唯一的聚焦点，阶级的特征更为重要还来自阶级的态度和意识。而“奖学金男孩”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即便良好教育可以让他们的物质生活有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阶级认同性，他们不自觉地对现有经历与来自工人阶级的背景进行对比，产生一种叠加效应的强烈冲击。他们不但不会沦为精英主义的随从，反而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精英主义文化是维护阶级等级的有力工具。

这些“奖学金男孩”从个体的生命力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寻求文化的真谛和阶级存在感，使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器。像霍加特、威廉斯一样的“奖学金男孩”都在试图恢复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工人阶级的具体生活和历史语境，强调形成于工人阶级内部生活的文化。实际上，这些“奖学金男孩”所探寻的文化之路，正是对他们亲身文化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思。“奖学金男孩”的经历是文化实践的现实例证。同样，英国新左派正是在经验式的论述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阶级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认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有所改善时，关于社会阶级的问题出现了新变化，尤其表现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淡漠。为此，霍加特分析了“无阶级社会”的现象，从现实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入手，试图破解“无阶级社会”的假象。

在谈到何谓工人阶级时，霍加特从“无阶级社会”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写道：

人们常说，目前在英格兰没有工人阶级，一个“不流血的革命”正在发生，它正在减少社会的差异，我们大多数人居住在非常平坦的平原，较低的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看到这一陈述的真实性。我并不想低估最近社会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程度。但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变化，因为它特别影响了工人阶级。我们只需再次阅读来自世纪之交的社会调查或小说。在一定程度，我们可以感受到工人阶级在很多情况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利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低等秩序”中的一员，而觉得他们属于其他阶级。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高于“低等秩序”的秩序中，每一个人在这种世界判断的方式中充满着优越感。①

首先应当表明的是，霍加特对当时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无质疑。正如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在《一种福利文化?——50年代的霍加特与威廉斯》中所写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已经结束，新型工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信息技术的变革、消费文化的兴起促使阶级文化随之衰退，“‘无阶级’是对这一过程的深度描述”①。但是，是否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是否人们已经普遍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无阶级社会”?显然，霍加特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这种“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对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危害，不但不会有助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提高，而且会促使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逐步丧失。

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角度，诠释了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认为“对‘工人阶级’做出更加具体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②。他首先分析了目前几种对工人阶级误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