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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内核（第2页）

由于文化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和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在对文化内涵的追问中，具体呈现出以下几种解读方式：作为具体的文化形式，即指“从艺术到绝大多数日常事件都包括在内”①;作为人类学意义的文化，代表了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作为思想理论或价值观念，是指“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③。从以上三种文化内涵的解读中，可以看到，文化既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又是一种深入日常生活具体的存在。在20世纪初，有关文化的辩证法研究得到了丰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的审美辩证法、英国新左派的大众文化辩证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辩证法，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化的辩证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将文化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实践，以文化实践的视角，在特殊与一般、经验与理论之间不断徘徊，体现出文化内涵的辩证意义。他所关切的不是文化自身的演绎逻辑，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文化的辩证内涵，关注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辩证法解读，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审美的维度，以“否定的辩证法”④，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确定性之反面”①的辩证法；同样，不等同于英国新左派自身内部“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②。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基石、以从下往上看为研究视角，寻求文化生成的真正动力，体现出文化内涵的辩证意义，即探讨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彰显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身的内部建构作用。

在文化的定义与构成中，主要存在两种分歧：孤立特指的文化和联系发展的文化。其中，孤立特指的文化代表着理想形态的文化。就英国来讲，文化一直以来被看作精英主义者的专属地，它保持着固定的句法模式、文体风格、价值判断和价值秩序。以阿诺德、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者将文化视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的产物。他们认为文化专指人的精神生活，而文明特指人的物质生活，并提出了少数人的文化与多数人的文明的观点。这种传统意义的文化加深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对后世文化研究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然而，以霍加特为代表

的第一代新左派对传统意义的文化产生了质疑，他们开始深入思考文化的概念、内涵与价值问题。他们试图从现实生活寻求对文化思索的答案。他们指明了文化研究的基本宗旨，即不是为了文化本身而研究文化，而是要关注文化的社会功能，将文化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霍加特作为这场革新的关键人物，反对精英主义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观的殿堂，提出了文化实践的思想，使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霍加特可谓是对孤立文化批判的先驱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真正意义传播的洗礼之后，他对孤立、特指的文化观心存疑虑，文化是形而上的、唯一的?文化究竟如何生成?工人阶级没有文化吗?这些问题成为他文化思考的逻辑起点。他在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试图探讨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联系、发展的辩证思想来诠释文化。霍加特认为文化绝非主观臆想和抽象的精神活动，因为它存在于纷繁复杂、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中。正如恩格斯所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同样，霍加特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和联系的，文化亦复如是。它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对象世界。他将文化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化生成源于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相反，孤立文化的倡导者，例如利维斯、阿诺德等人企图维持他们在文化中的特权地位，以大写的、权威式的文化来掩盖现实生活的文化，漠视文化的复杂性和联系性。霍加特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反思中，摒弃文化作为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产物，辩证地处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统一。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辩证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包含着经验的直接性和文化规定性的一种张力结构。在这种文化内涵的解读中，文化既代表了普遍意义的人的生活方式，又强调了文化自身内部规定性的发展，汇聚了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霍加特试图在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文化与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两卷本著作《对话》中，“关于社会”和“关于文学”体现文化向外的延伸和向内的挖掘。霍加特对《德伯家的苔丝》的分析，认为哈代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细节”，提供了“生活的肌质感”①。霍加特试图将文化从主观臆想和抽象的精神活动，置于纷繁复杂、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之中，显示出文化独特的社会功能。霍加特认为虽然文学采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但是它扮演和探讨了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质。文化不能孤立的存在，存在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文化的普遍性并不代表泛文化，同一性的文化，而应力图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具体性。无论是精英式的文化，还是相对主义的文化，都遏制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精英文化将文化固封于特定的范围，使得普通人民对文化望而生畏。同样，相对主义文化的商业化、同一化的模式看似为所有民众提供了一种文化平台，实际上，这种程式化、同一化的文化平台禁锢了普通人对文化的自主追求。

第二，彰显文化的主体性。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基石，强调文化发展与文化主体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主体与文化实践之间构成双向互动过程，即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与此同时，伴随文化主体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促进文化有效发展。

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追求。在物质社会生产过程中，文化主体能动地创造属于自身的文化。霍加特以文化实践的视角分析文化的主体性，以生动、真实的生活实例再现工人阶级文化，使工人阶级切身感受到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自发地产生阶级认同、文化认同，注重共同经历和感受，获得文化归属感。霍加特试图构建一种共同认可、共同追求、共同享有的共同文化，从文化实践的意义建构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绝非发展同一的或同质的文化，而是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状态。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就在于不断打破现实世界的某种垄断，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使人们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中确定自我存在感和阶级意识。霍加特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不同于政治层面僵化的组织形式，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形式，而是将文化从本质上看成是人的实践过程，探讨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第三，文化自身内部的张力结构。霍加特强调文化自身内部的发展和文化主体意识的真正解放。霍加特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与实践的本真关系，文化不是形而上的产物，它来源于现实的生活，蕴含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性。在这样的文化理解中，普通人不再只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霍加特试图寻求的文化救赎既不受精英文化威胁，也不受商业化大众文化支配，而是源于人民内部的文化实践。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的生成不在于外部的教化或外部力量的强制，因为这些只能作为文化发展变化的条件。虽然现代性文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霍加特并没有完全陷入文化的悲观情绪之中。他试图解开文化困境的谜团，认为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定的“恢复力”，应当从工人阶级内部解读文化，而这种内部就源于现实的生活。

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辩证法解读，不只在于满足对文化的解释和说明，而是立足于现存的世界，即人的实践活动，将“认识文化”“实现文化”“改变文化”相统一。从霍加特的文化思想来解读文化的辩证意义，是对特权文化的反驳，也是对现代性社会相对主义的反思。他想要实现的就是将不同文化主体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共识性联系在一起，使文化以一种辩证的姿态给不同文化主体提供一种文化多样的“共存性”。他的文化实践思想，一方面，体现了文化内容上的辩证关系，既非孤立大写文化的单一性，也非相对主义的均质性，而是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注重文化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体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辩证法，将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不存在纯粹的文化，需要到人的文化实践中寻找文化的基石。

（四）目的旨归：文化革新对理想社会的建构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在于达致文化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的融合。文化实践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而是由文化批判所引发的文化政治学的批判，是以文化变革带动整个社会变革的批判，是始于文化实践的社会主义建构的批判。同时，基于文化实践的文化建构不是社会制度一时一刻的改变，而是深入微观文化主体思想意识变革的建构，触发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实践方式、运行方式变革的建构，始于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微观革命的建构。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具有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特征。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福利国家政策与“福利制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时，霍加特并不满足英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也不赞成已有的现实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和制度，而是倚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他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和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以“文化转向”或所谓“文化中心”为契机，把对文化问题的关切作为指向现代性社会的利剑，力图实现由文化变革所引发的一种具有联动效应的社会变革，即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文化实践方式的变革、社会管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最终达致由内而外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从而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

霍加特提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他面对现代性所造就的社会，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一味地将大众媒体看成是文化毒瘤，对现代性社会彻底拒绝，也没有如传统左派那样，留恋于昔日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不能自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无所适从，而是从微观层面对现代性社会进行解读，并由此深入整体的现代性社会批判与建构之中。下面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来分析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即文化变革引发具有联动效应的社会变革。呈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变革的“质料因”。微观文化主体和文化所指对象，即变革文化主体和文化对象的指向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霍加特认为，文化的不平等是权利、物质分配、社会等级、教育理念、法律法规、社会秩序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综合再现。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化的运行方式并不同于政治、法律、教育等自上而下的规则和秩序，因为文化无法脱离人的生活而存在，无法形而上的抽象存在。文化内在于每一位微观文化主体的现实生活。

霍加特以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为着眼点，在扬弃利维斯主义的文本自律论的基础上，将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传授给工人阶级，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人教育，推动工人阶级获得文化实践的力量。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提升工人阶级的自主实践能力，恢复工人阶级日渐淡漠的阶级意识，将他们从“无阶级”差别社会的误区中唤醒过来，使工人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真正力量。另一方面，变革文化对象的所指，使文化从作为精英主义者一家独大的精英文化，迈向工人阶级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文化共享舞台，使文化从大写、唯一、中心化、线性化的模式，转向小写、多样、非中心化、弥散化的轨迹发展。这样一来，使文化对象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指向了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主体和文化对象得到了深层意义的变革，得到双向整体式的发展和跨越。霍加特的日常文化批判促进了文化的公正发展，使文化真正成为“民有、民享的存在”①，推动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霍加特倡导的由文化实践所引发的文化变革，首先引发文化主体的变革，使得文化主体从文化精英者的专属指称转向普通人民在内的不同文化实践者的总称，将文化主体从商业文化营造的同质化的大众群体转向具有文化批判能力、自主实践能力的文化实践者。同时，霍加特发起的文化变革，又是一场文化对象所指的变革，将文化对象从抽象的审美文本走向日常生活文本，使文化从“彼岸世界”的文化带回到“此岸世界”的文化，回归于生活世界的文化。霍加特的文化变革是一场具有深层意义的变革，是与每一位微观文化实践者息息相关的文化变革。

第二，文化变革的“动力因”。文化实践在于变革文化存在方式，以作为实践活动的文化观念，促进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霍加特将文化实践作为变革社会的突破口，强化文化的实践意义，从而变革精英主义文化对整个英国文化的操纵。一直以来，权威知识的生产系统将文化鸽笼式地分布在既定范围之中，特定社会精英者的思维理念和实践方式成为文化唯一聚焦的对象，文化被精确化和权威化。这种大写的、单数的文化悍然位于普通大众文化生活之上，文化此时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然而，实践维度的文化内涵，就使得文化被分解成一个个小写、具体、复数的文化，将文化的内涵延伸为普通人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再现和表达，把文化看成不同文化主体的分类实践，在思维方式上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界定和意义。

文化实践思想试图转变现代性的群体文化行为。按照资本逻辑发展的商业文化，利用同一化、线性化的手段，将普通人作为实现文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消费对象，普通人成为被动的、无意识的文化群体，进行着无特质、无差别的文化行为。而文化实践关注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以提升普通人的实践能力为核心，保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强调文化的特质和肌理。

文化实践思想冲破了精英主义者对文化狭隘、片面地强调，使文化从一种虚无的、唯心主义的存在迈向了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存在。同时，这一思想改变了第二国际奉行的经济决定论，将文化从作为经济的附属物转向了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文化不再是经济关系之下的衍生物，而是变革社会的关键力量。文化实践思想在于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并存关系，发挥文化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单一的经济关系，转变成人与生活、人与文化、人与社会整体而多样性的文化关系。

文化实践的目的旨归在于改变人的生活，建构合理、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共筑适合人类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霍加特力图建构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一过程就需要通过文化实践改变普通人的思想意识，提升普通文化实践者的实践能力，变革原有的思维方式，直至达致整个社会的变革，建立“公平可致的理想社会”①。

第三，文化变革的“形式因”。文化运行机制在于变革文化传播秩序，并使之成为社会积极发展的“活性剂”。霍加特借助文化主体实践方式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推动整个社会由内而外深层意义的变革。在霍加特看来，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社会变革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匮乏、物质短缺的问题，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权利与财富分配的集中化和特权化。他力图打破社会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变革社会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旧秩序，建构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始于文化批判的社会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在于，通过包括以微观文化实践者、普通人为主体的微观革命，强调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双重变革，而不仅仅停留于机械般的社会机构或社会体制的改革，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始于心灵的变革。

为此，霍加特为通达人类心灵的变革，开启了一条文化实践之路，改变文化运行的旧秩序，建立文化运行的新秩序。而这条文化实践之路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层面一，强调文化生成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文化实践在于让普通人认识到自我文化存在的价值，珍视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凝结而成文化的意义。文化实践使普通人拥有理想，因为理想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同时，让普通人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于现实的日常生活，文化实践可以让普通人从中汲取共筑理想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使人们感受到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蕴含着建构理想社会的信念。

层面二，将科学的文本阅读方法传授给普通文化实践者。霍加特为普通人提供了具体的文本阅读方法，为普通人提升文化能力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这种文本阅读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传统意义的文学文本，还包含了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文本，同时，还指向了意义深远的生活文本，是霍加特所称的成熟文化实践。

第四，文化变革的“目的因”。社会主义主体的全面发展在于，变革文化价值观有效提升社会主义主体能力，共筑社会共同体。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来讲，霍加特不满现实已有的各种社会主义制度，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各种社会主义制度，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形式、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形式、以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议会道路，以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同时，他也不是要走向后现代，建立所谓后现代的国家或者社会，而是要建立属于英国新左派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而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结合英国的实际，寻求能够超越现实的现代性或替代现代性的一种精神、一种制度、一种思想理念。

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立足点，力图实现文化实践的目的旨归，即由文化实践引发整个社会的变革。他强调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发挥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将提高微观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力为己任，从而改变现代社会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激发文化主体思想意识的转变，引发真正意义上文化变革的联动效应，最终达致现代社会制度、人实践方式、人思维方式的变革，建立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自主的、共同参与的、价值体系不断丰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筑维护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共同体。

尽管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定义和诠释的概念之一，但是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乐此不疲地探讨“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的主体是谁?”“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又在何方?”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尤其是今天，当我们面对以市场为导向“相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大量良莠不齐文化的涌现时，如何看待文化的新变化，如何在当代现实的语境下来解读文化似乎成为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全新认识和理解，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在此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霍加特文化实践内在总体纲要进行分析。其一，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起因。霍加特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具体的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和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提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这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针对现代性所造就的两种文化场——精英主义文化秩序、相对主义文化秩序——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文化内涵的日常生活化为基础，强调文化的实践意义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其二，着重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的形成路径。他在对现代性的文化悖论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以文化实践思想阐释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包含了对文化概念两条线索的探讨和对文化内涵双重视角的解读，实现了文化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内在统一。其三，系统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内核，主要表现为：以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活动为核心理念；在对两种文化观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实践方式的紧密关联达致整体性的文化生成为内在机制；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基本特征；以消除异化、变革社会为目的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