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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梦的躯体来源（第2页）

这个梦乍看上去，似乎不能认为是源于一种痛苦刺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压迫的影响，但是就在几天前我因长疖子而痛苦不堪，每走一步路都如同受刑一般，最后在我阴囊的根部长了一个苹果大小的脓疱，令我寸步难行，难以忍受。由于发烧而全身无力，也没有食欲，加上工作的重负以及疮疖的疼痛让我十分沮丧，而我又不能停止我的医疗工作。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的性质，骑马比任何活动都更不适合。所以正是骑马的活动进入了我的梦境，这可能是我对自己的疾病所能想象出的最强烈的否认。我实际上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梦到过骑马（这次除外）。我一生只有一次坐在马背上，而且马背上也没有装马鞍，所以骑上去也不舒服。而梦中的这次骑马，就好像我**处根本没有长什么疮疖，或者说我希望没有生疮疖。从上述情况来看，马鞍就好像是一种催我入睡的安抚剂，在它缓解痛苦的影响下，我似乎感觉不到睡眠前几个小时的痛苦了。然后那种疼痛感又不断袭来，企图把我唤醒，于是产生了梦，梦还在安慰我：“不必醒来，接着睡吧！没有醒来的必要，你并没有生疮疖，因为你正骑在马上，如果你那个特殊部位生了疖，你肯定是不能骑马的。”于是梦胜利了，疼痛感被压抑下去，我又继续沉睡。

但是梦并不满足于像母亲丢了孩子而商人赔了钱后产生的幻觉般妄想那样[77]，以一个与病情不符的顽强意念就将我的疮疖“三言两语地搪塞”过去。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来压抑该感觉的景象的细节都在这里作为梦的一种手段，把我心中正在活动着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结起来，并使该材料得以再现。我正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它的颜色与我最后一次在乡下见到我的同事P时，他所穿的芝麻呢套装的颜色相同（芝麻呢的颜色总体看上去是灰色，实际上是黑白相间混杂而成）。一般说来，患疮疖的病人不应该吃调味品太多的食物——它至少是易于引起糖（糖尿病）的疾病，因而与生疮疖也有关系。我的朋友P自打从我手上接过一个女病人以来，一直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炫耀。实际上，我对这位女患者的医治已经有明显效果。她就如同周末骑士的马，心甘情愿地驮着我走。因此马就获得了女病人的象征意义（在梦中是通人性的马）。我感到很自在，是指在P接替以前，我在女患者家中的感觉。不久以前，城里医学界领导层中，我的一位监护人也对我谈起这个家庭，他说：“我觉得你就像稳坐马鞍。”而我在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一天坚持工作8～10小时也是一大功绩。我也知道，除非我完全恢复健康，否则不能继续坚持如此艰苦的工作。我在梦中充满抑郁，实际上是暗指自己的困难处境（那便条上写的，就像神经衰弱患者向医生所说的那样“没有食物”“没有工作”）。在进一步的解释中，我发现梦的工作已经成功开辟了一条路径，把骑马的愿望情景转移到我很小的时候，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侄子争吵的场面。当时这个侄子在英格兰。此外，梦中的一些元素来自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就包括了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如果再深入一层，就会引向性的梦念。我想起关于意大利的有关意义，记得一个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患者在梦中说“去意大利”（德文为GenItaliealien“**”相似），这也与我作为医生，比朋友P去那座房子更早，和我生疮疖的情景有联系。

在另一个梦中[78]，我同样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来自感觉刺激对梦的干扰。在这一梦例中，我偶然发现梦与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这个梦有所了解。盛夏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蒂洛尔的山上避暑消夏。我觉得我梦见教皇死了，因而惊醒。我对这个梦（非视觉性梦）无从解释。梦的唯一根据，是不久前读报时读到教皇有小疾。上午妻子问我是否在清晨听到吓人的钟声。我当时没有听到，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梦。这是我因睡眠需要而对虔诚的蒂洛尔人企图用钟声把我叫醒所做的一种反应。我用虚构出来的梦对他们施加报复，因而不再去关注钟声，而一心睡觉了。

在前面几章我曾引用一些梦，其中也包括几个可以作为研究所谓神经刺激的例子。我大口饮水的梦就是一例，它的唯一来源显然是躯体刺激，而且来自感觉的欲望（口渴），又显然是唯一的动机。它和其他一些简单的梦相似，梦中某个躯体刺激本身似乎就可以构成一种愿望。那位夜间扔掉脸上冷敷器的女患者做的梦表现的愿望满足，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病人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而把自己的痛苦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的关于三位命运女神的梦明显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把对营养的渴求转移到了儿童对母亲**的渴求。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愿望掩盖了一个不能公开的更感兴趣的欲望。我的关于图恩伯爵的梦表明了偶然的躯体需要如何能够与最强烈的（同时也是最难压抑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在加尼尔［1872］叙述的一个梦中，拿破仑一世在一次被炸弹声惊醒前把爆炸声编织进一次作战的梦中，这就清楚地说明，其唯一动机的性质是把精神活动引向对睡眠中感觉的干预。一位初次办理破产诉讼案的年轻律师，在中午睡了一觉，其表现形式与拿破仑一模一样。他梦见在诉讼案中结识了赫斯廷（加里西亚的一座城镇）的一位赖希先生。赫斯廷（Husyatin）这个名词不断引起他的注意，他被迫醒来，发现患支气管炎的妻子正在剧烈地咳嗽［德文Husten］[79]。

让我们把拿破仑一世（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一个睡觉很香的人）的梦与这位嗜睡的大学生的梦对比一下。他不理会女房主唤醒他去医院，而是接着睡下去，他采取的借口是他已经在医院了，无须再起床去医院，因为他已经梦见自己躺在医院的**。后一个梦明显是一个便利的梦。做梦者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做梦的动机，但也暴露出做梦过程的一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梦都是便利的梦，其目的是延长睡眠，而不是从睡眠中唤醒。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这一点我们将在讨论精神因素的唤醒作用时再行论述。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能够证明，它可以用于客观外部刺激所起的作用。心灵要么对任何强度和任何意义的外部刺激在睡眠中引起的感觉都不注意，要么就用梦否认刺激，要么就是由于不得不承认这些刺激，而只好寻找一种解释，就把当前的一些生动感觉编织进有所欲求的一部分情节，并让它与睡眠一致。把当前活动的感觉编织进梦的目的是剥夺感觉的现实性。拿破仑可以继续睡下去，是因为他深信，那企图唤醒他的干扰，不过是对阿柯尔战役枪炮声的梦的记忆而已[80]。

因此，睡眠愿望（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上梦的稽查作用，以及我将在后面讨论的“润饰作用”构成了意识的自我在梦中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视为形成梦的动机之一，而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81]。关于这个普遍存在、亘古不变的睡眠愿望与其他不时被梦的内容给予满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以后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在睡眠欲望中，发现了可以填补斯图吕贝尔和冯特理论漏洞的因素，并解释了对外部刺激解释的反常性和任意性。睡眠的心灵对外部刺激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它包括一个主动兴趣和要求睡眠的结束。正因为如此，在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只有那些与睡眠愿望行使的稽查作用一致的解释才能得到认可。“那是夜莺，不是云雀。”因为云雀意味着情人之夜的结束。在可以认可的对刺激的解释当中，再被挑选出来的，才是最符合潜伏在内心的欲望冲动的那种解释。这样，梦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被决定下来，没有任何事情带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非来自错觉，而应该说是一种借口。不过，在此我们再一次指出，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移置导致某种替代，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偏离正常精神过程的作用。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的程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只要其结果不是唤醒睡眠者而是引起做梦，它们就构成了梦形成的焦点，也就是梦材料的核心。正如在两个精神刺激之间寻求中介观念一样，从材料的核心也可以寻求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在某种程度上，许多梦确实是受躯体因素支配的。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中，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某个愿望当时并未活动，只是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不过，梦别无选择，只能是愿望在一定情景中满足。似乎梦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过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材料，来寻求一种得到了满足的愿望。如果这种直接的材料带有痛苦和失望的性质，也不会影响它们用来构成梦。心灵对于那些即使满足也并非愉快的愿望是有自由支配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当我们考虑到存在着两种精神动因，以及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时，这种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如我们所知，心灵中存在着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我说存在这种愿望，并不是对曾经有过而后来又放弃了的愿望作历史陈述。对精神神经症研究至关重要的压抑理论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依然存在——尽管有一个同时存在的制约力量把它们抑制下去。用语言学的说法就是把这些冲动“压下去”。促使这种冲动得以实现的精神机构始终保持着存在状态和工作秩序。如果这种受压制的愿望一旦发挥效力，那么继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入意识）就会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痛苦和不愉快。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会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抑的愿望获得满足，尽管它要或多或少经受不断出现的稽查作用的制约[82]。

正是这种情况使一组焦虑梦的出现成为可能——梦的结构不利于愿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梦则显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焦虑就如同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也就达到了梦的愿望满足目的失败的临界限度。但也有一些焦虑梦（如第一组），其焦虑感来自躯体，如呼吸困难来源于肺病或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利用梦的形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强烈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如果这些愿望由于心理原因而进入梦中，也会导致焦虑的缓解。然而要调解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焦虑梦也并非难事。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倾向，另一种是观念内容，两者密切相关。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在当时异常活跃，它甚至可以在梦中唤起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观念内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从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焦虑的缓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由躯体决定的自我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整体上是精神决定性的，但受压抑的内容很容易被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代替。影响我们理解的所有困难都与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困难产生的原因是我们触及了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在内部机体刺激中，无疑包括了身体的一种普遍感受性（或弥散的一般感受性），它能支配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提供了梦的内容，而是它强迫梦念去选择梦中出现的材料，选取与它性质相适合的部分而阻止另一部分。除此以外，前一天遗留下来的肌体普遍感受性也无疑会把它们自己和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物联系起来。这种总的心境可以在梦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转变为对立面[83]。

因此，在我看来，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源（睡眠中的各种感觉）除非具有超乎寻常的强度，否则在梦的形成中，它与最近几天遗留下来的那些新近但无关紧要的印象所起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相信，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契合，就会帮助梦的形成，否则就不能帮助梦的形成。它们被看成随手可取的便宜材料，随用随有，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必须以指定的途径才能获得。打个比方，就像一位艺术爱好者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宝石（如条纹玛瑙）雕刻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这块材料的大小、颜色、纹理都可以帮助表现某种主题和景物。如果材料只是大理石或沙岩等普通材料，艺术家只凭他自己当时想象的观念就可以加工了。所以在我看来，以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的内容，并不在每晚或者每个梦中都出现。[84]

我最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这样更会让我们回到梦的解析问题上去。

一天，我想发现手脚滞碍、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现象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感觉经常在梦中出现，与焦虑梦十分相似。当晚我做了如下一个梦：

我衣冠不整，正在上楼，上楼时一步迈三个台阶，并为自己充满活力而感到高兴。突然，我看见一个女仆正下楼向我走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企图加速上去。可是我觉得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步也动弹不得。

梦中的情景来自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拥有一幢楼房的两层，但是只有公用楼梯。我的诊室和书房在一楼，我的起居室在楼上。每天很晚时，我完成了下面的工作，上楼去卧室。在做梦前一天，我确实衣冠不整地——我已经取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走过这段路程。在梦中我穿得更少，但和平常一样，又有些印象不清楚。我通常上楼也是一次迈两三个阶梯，这在梦中可以认出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轻松地上楼说明我自己的心脏功能很让人放心。还有，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来梦中受滞碍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无须证明——梦的运动动作表现得完好无缺（人们只要回想一下飞行梦就可以了）。

但是，我上的楼梯并不是我家的楼梯。开始我没有认出来，后来向我迎面走来的那个人，其身份帮我弄清那是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我一天为她打两次针的那位老妇人家的女仆。楼梯也就像她家那个我一天走两次的楼梯。

那么，这个楼梯和这个女人是怎么进入我梦中的呢？由于衣冠不整而感到羞愧无疑与性有关，但是我梦见的那个女仆比我年龄还大，而且毫无吸引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我每天早晨去拜访这个家庭，在上楼时总有一个要清清喉咙的愿望，于是就把痰吐到了楼梯上。因为这栋楼上上下下没有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不能保持清洁，那么错就不在我，而在于没有痰盂。那个女管家是个稳重的老妇人（也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人）。她对我这种做法很有意见。她常常窥探我是否又弄脏了楼梯。如果她发现我又这样做了，就会大声抱怨。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见面时，她连招呼都不打。在梦的前一天，女管家的形象又以女仆的形象得到加强。和往常一样，我匆匆看望了我的病人，这时女仆在客厅里拦住我说：“你应该擦擦你的靴子，你的脚把红地毯弄脏了。”这正是楼梯和女仆出现在梦中的原因。

在我匆忙上楼和吐痰之间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咽炎和心脏病被认为是对吸烟恶习的两种惩罚。由于我吸烟，所以我家的女管家对我也不比另一家的更好。所以这两件事在梦中就合成了一个。

在能够解释衣帽不整这个典型的梦之前，我必须先把这个梦的进一步解释推迟。我只能从现在这个梦得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梦中运动被禁制的感觉，只能在前后特殊情节需要时才能发生。梦的内容中这部分原因不会是睡眠时我的运动能力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前不久（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我还轻快地跑上楼呢[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