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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梦中的情感（第2页）

对于梦念中的情感，梦的工作除了承认或者将之消除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即把某些情感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为了解释梦，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条原则：梦中的每一成分本身都可以尽可能代表其对立面。至于它代表什么，只能依据上下文背景来决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对此，一般人有一种怀疑意见，认为“梦书”在梦的解析时总是采纳对立原则。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在某一事物和它的对立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想，将这一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是完全可能的。它与其他移置作用一样，也可以为稽查的目的服务，但它也经常是愿望满足的结果，因为愿望的满足无非是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物用其对立面来取代。正如有关事物的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为对立面而呈现于梦中，梦念的情感也是如此，而且很可能情感的倒转总是由梦的稽查作用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为了伪装的目的，我们也使用情感的压抑和反转，与梦的稽查作用十分类似。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说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话，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恭维，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向他泄露我的情感，其次才是选择表达思想的言语形式。如果我用并非不敬的话和他交谈，同时却露出仇恨和轻蔑的神情和姿势，那么效果与我当面表示轻蔑也没什么不同。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首先压抑情感，而且，如果我善于伪装，那么我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情感——发怒时假装微笑，想损害他人时却好像很温情。

情感的这种倒置，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个精彩的梦例。在“我叔叔的黄胡子”的梦中，我觉得对朋友P情深意浓，同时我的梦念把他看成傻瓜。正是从情感倒置的这一梦例中，我们得到了梦的稽查作用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假设是梦的工作凭空制造了对立情感。一般来说，梦的工作只是发现了存在于梦念材料中现成的对立情感，并利用产生于防御动机的精神力量使之强化，直至为了梦的形成，它们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关于我叔叔的梦中，反题对立的绵绵情意，可能产生于某种幼儿期材料（正如梦的后半部分所示），因为我在儿时最早体验到的叔侄关系的性质已经成为我所有友谊和仇恨的源泉。

费伦茨（1916）所记录的一个梦为情感的这种倒置提供了极好的例证[202]，“一位年长的绅士在夜间被妻子唤醒，因为他在睡梦中大笑不止，使妻子感到十分害怕。他随后说他做了这个梦：我正躺在**，一位熟识的绅士走进卧室。我想打开灯，但怎么也打不开。于是妻子起床帮我，但也未能成功。妻子因为在那位绅士面前半**身体而觉得尴尬，于是放弃了，又钻回被窝。这一切显得那么滑稽，使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虽然妻子问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我还是笑个不停，直到醒来。第二天，那位绅士感到很沮丧，并且开始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着了。”

“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个梦就不那么滑稽可笑了。进入卧室的那位‘熟识的绅士’，在梦念中是作为‘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这一形象是前一天在他心目中唤起的。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因此在前一天完全有理由想到死亡，梦中放声大笑就是对死亡念头的悲伤和哭泣的代替，他打不开的灯正是生命之灯。这种忧郁心情可能还与他的**有关。不久前他曾想**，但是尽管妻子半**身体帮助他，**还是失败了。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日薄西山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他的**和死亡念头转变成一幕滑稽剧，并将哭泣转为大笑。”

有一类梦完全可以被称为“伪善的”，并构成对愿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203]。当希尔费丁夫人把有关彼得·罗塞格记录的下列梦例提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讨论时，就已经引起我对这类梦的注意。

罗塞格在小说《解雇》中写道：

我一直是个睡眠很好的人，但有很多夜晚失去了安宁——因为多年以来，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平凡生涯中，裁缝的生活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失去安宁。

在白天，我好像并没有太多或太强烈地反省过往事。一个摒弃世俗外衣而试图征服地球和天国的人尚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即使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时，我也没有思考过夜间的梦。只是到了后来，我形成了凡事必思考的习惯，或者世俗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只要一做梦，梦中我就是一个受人雇用的裁缝，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师傅的店里无偿地工作。当我在他身边裁缝洗熨时，我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该这样坐在他身边，而是应该找点别的什么工作。但我总是在度假，总是有暑假休闲时光，并因而总是坐在他身边充当他的助手。这常常使我恼怒，使我感到浪费时间的悲哀，我应该有更好更有用的事情可做。有时工作出了差错时，我还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尽管我从来没有报酬。当我卑躬屈膝地在黑暗的店里工作时，我经常想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要离开。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但师傅毫不在意，我只好又坐在他身边开始裁缝了。

在这样令人厌烦的梦中醒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我于是下定决心，如果这种挥之不去的梦再出现的话，就用力摆脱它，并大声呼喊：“这只是骗局，我正躺在**睡觉……”但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自己坐在裁缝的店里。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具有规律性。一次，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第一次当学徒时，在他家干过活儿的农民）家工作，师傅对我干的活儿特别不满意，脸色阴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在焉地在想什么。”我想，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站起来告诉他，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让他高兴，然后离开。但我没这么做，当师傅领来一个学徒，并要我给他让出地方时，我也没有反对。我走到一个角落继续缝纫起来。同一天师傅又雇了一位短工，这是个伪君子——他是波希米亚人——19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干过活，并且曾经在从小旅馆回家的路上掉进河里。当他想坐下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他说：“你没有天赋，你走吧，你被解雇了！”我听了这话就惊醒了。

黎明的曙光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照进我熟悉的房间。我置身于艺术品之中，我那精致的书架上矗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歌德——他们都是流芳百世的人物。隔壁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刚刚醒来，正在和母亲玩耍。我似乎又重温了那田园般的甜蜜，那宁静诗意的生活，我经常从中深深体会到一种沉思的人生乐趣。然而，不是我先向师傅提出辞职，而是师傅解雇了我，这又使我感到懊恼。

我又是多么惊喜！自从师傅解雇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享受宁静，我再也没有梦见那长长的裁缝生活了——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确实令人快乐，但也给随后几年的生活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在这位年轻时曾是雇佣裁缝的作家所做的这一系列梦中，我们很难看出愿望满足的主导地位。做梦者的全部乐趣都在于他白天的存在，而他在梦中却被不幸生活的阴影所困扰，尽管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我自己做的一些类似的梦，使我能够对这一主题做出一些说明。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曾长时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却未能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娴熟技术，正因如此，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回想这种稚嫩而丢脸的初学时期。另一方面，我却经常梦见在实验室里工作、进行分析以及各种实验。这些梦和考试梦同样使人不快，而且从来都不怎么清晰。在我对其中之一进行分析的时候，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分析”一词，它为我理解这些梦提供了一把钥匙。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位“分析家”。现在我从事的正是被高度评价的分析，尽管这当然是“精神分析”。现在很明显，如果我对白天进行的这种分析工作感到自豪并自我吹嘘是多么成功，那么我的梦就是在提醒我那些不足为傲的失败的分析。它们是对暴发户的惩罚梦，就像那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雇佣裁缝所做的梦一样。但是，在暴发户的自豪和他的自我批评之间，梦如何能够与后者站在一边，并选择理智的警告而不是非法的愿望满足作为其内容呢？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一些难度。我们可以认为，梦的基础，首先形成于一种夸大了的野心幻想，但那些给这一幻想泼冷水的各种谦卑思想也进入梦中。我们应该记得，心灵中有受虐狂冲动，可能正是这些冲动造成了类似的倒置。我并不反对把这类梦与“愿望满足的梦”区分开来，称为“惩罚梦”，这也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梦的理论有什么欠缺，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权宜措施，以应对某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聚为一体实在奇怪”的问题[204]。但对一些这种梦的仔细研究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我做的一个实验梦的一个模糊的背景部分，我正处于医学生涯中最忧郁和最落魄的年龄，自己仍然没有获得一个职位，也不知道如何生计，但是同时突然发现，我可以在好几位女性中选择婚姻对象！于是我又一次变年轻了，更主要的是，她——这位与我历经多年风雨的女性又一次年轻了。于是这个梦的潜意识诱因被揭示为一个步入暮年的老人的痛苦愿望。虽然发生于心灵其他层次上的冲动，确实也决定着梦的内容，但唯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愿望——向往年轻——才使这种冲动有可能呈现为一个梦。甚至在清醒时，我们有时也会对自己说：“今天一切都好，往事不堪回首；然而那时也不错，至少我很年轻。”[205]

我自己经常做的另一类梦也可以看成伪善的[206]，其内容是与断交多年的朋友重归于好。但分析表明，总有些原因使我与这些昔日的朋友彻底断交，并与他们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但梦表现的宁愿是相反的关系。

要对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记录的梦做出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他在记录过程中已经省略了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细节，这样会造成一些问题。只要梦的内容被详加报告，那么这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奥托·兰克曾向我指出，格林童话《小裁缝》中有一个完全类似的暴发户的梦。那个裁缝已经成为英雄，并且成为国王的乘龙快婿。一天晚上他和公主同寝时，梦见过去所学的手艺。这引起了公主的怀疑，于是公主第二天晚上派警卫窃听他的梦话并打算逮捕他。但是这位小裁缝在梦中受到警告，就有意地改正了自己的梦。

梦念中的情感要变为梦中情感，需要通过删除、凝缩和倒置这些复杂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在详尽分析后适当加以合成的梦中看出来。我再引几个梦中情感的例子对此进行验证，人们会发现我列举的几种可能性，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五）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我们应该还记得，在梦中我并没有应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我于是产生一种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的愿望，因此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经因为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经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种思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的满意感一直持续到梦醒之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所指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出生相一致。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就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个来源的加强。这另一个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进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会遭到反对。

遗憾的是，对此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主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但是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允许流露这种冲动，因此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抑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被憎恨的人因为自己做了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尽情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没有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有另一来源，也就是我对他的憎恨而得到加强。在社会生活中，当大家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也会普遍发生。他们受到惩罚，一般来说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错之前是没有着力点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是执行者长期以来保持的压抑被解除会带给他们满意，而且自己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然。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就像大门一旦打开，就会有很多原计划允许以外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某种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解释。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抑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且是合法的。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考察被压抑的和起压抑作用的各种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的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只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是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一些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发现。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使之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还未提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询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们。手术后的前几则消息并不确切，让我很不安。我本想亲自去看望他，但那时疾病缠身，无法启程。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207]。因为来晚而受到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被表现为这样一个场景：我学生时代就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个［关于弗利斯］的场景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个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能去看望他的自责和羞愧，他低调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个起因，对我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我接到不好的消息，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有不必要的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于消息传递者的笨拙和谨慎。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会让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是涉及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一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位都很尊敬我），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多此一举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受到了谴责，而且到现在仍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就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我目前由于被告诫不要和别人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而引起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种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经说明，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比我优越，我又是如何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根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被这一情境取代，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该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梦的解析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件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自己先抢到手并且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来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用“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个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这个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把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应该的，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等。于是这些思想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在这里，晋升又慢又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有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机会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公开地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用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搞不好还有更丑恶的目的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经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该受到压抑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208]。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天就塌下来了。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给扰乱了。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经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活得都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与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的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要死的那一个。

不可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经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这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进行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且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藏被压抑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个层次上想：“我已经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容易建立新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庆幸！”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我的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就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却妹妹的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关于梦中情感这一主题，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稍做补充。睡眠者心灵的支配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境”，或者某种情感倾向，而它可能又对睡眠者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能起源于前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能起源于躯体因素。这两种起源都可以伴生其他的相关思绪。不管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心境，还是以某种躯体因素为基础而解释的情绪倾向，次生地唤起了这些观念内容，从梦的建构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别都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情况下，梦的建构都服从一个条件，即梦只能表现那些作为某一愿望满足的事情，而且，只有从愿望中，梦的建构才没有区别。从愿望满足的意义上来讲，这种差异既可以忽略，也可以做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通过产生梦所要实现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动机力量。至于心境被附以何种材料，则取决于材料能否表达愿望的满足。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并处于支配地位，那么最强烈的被压抑着的欲望冲动就越要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在梦中得以表现。因为，本来不愉快的情感已经存在，欲望冲动的表现所要完成的艰苦工作也已经完成。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焦虑梦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在下文看到，这些焦虑梦构成了梦活动的边缘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