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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成员身份（第1页）

第二节社会成员身份

转到黑格尔的社会成员身份观念，我们首先可以考察以下这一点，一般而言，黑格尔认为人本质上（wesentlich）都是社会性的。他认为，他们之所以是社会性的，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他们要满足生物性的、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需要，就必须依赖社会。第二，他们要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类能力，如思想、语言和理性，他们也必须依赖社会。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也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类的属性——即精神性的存在，因而也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存在。这种观点可以看成是对亚里士多德如下理论的一种解释，即人是政治的动物。

除了这种一般化的、人所皆知的观点之外，黑格尔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即现代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世界的成员。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观点。

当黑格尔说现代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世界的成员，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的成员：这种社会是围绕着现代家庭、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国家组织起来的。这种观点比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亚里士多德的立场要强得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是简单地说人本质上是社会的成员，但并不是某种特定社会的成员。另一方面，尽管黑格尔认为，所有人都是由生于斯的国家文化所塑造的，他们根本不能完全套用其他具体的外来文化。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否认如下这一明显的事实，即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依然是人，或者依然是精神性的存在。黑格尔并没有认为，现代人本质上只是特定国家的成员，相反，他认为，现代人本质上是由一系列普遍的社会安排所决定的成员，这些社会安排能够在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中得以具体实现：这一系列普遍的社会安排构成了现代社会世界。

当黑格尔说现代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世界的成员，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参与到社会世界的主要制度之中，（至少潜在地）把自己看成是这些制度的参与者。黑格尔认为，他们之所以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是因为他们出生在这里。黑格尔意识到，从原则上讲，具体的个体可以离开现代世界，进入一个没有围绕现代社会制度来进行组织的文化中来，或者完全脱离社会，例如成为一名隐士。但是，黑格尔会说，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现代社会世界中的人根本没有选择，他们只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到这些制度中来。这些制度所形成的框架，正是他们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①黑格尔认为，现代人至少潜在地把自己看成是家庭成员、市民社会的成员与公民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正是通过参与到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中来从而形成了自我观念。通过参与这些社会安排，现代人（潜在地）逐步把自身看成是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成员。

当黑格尔说现代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世界的成员，他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还是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的角色（这些主要的社会角色）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本质性的”。在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些主要的社会角色都是本质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极为重要的。黑格尔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成员、市民社会的成员与公民的角色对于现代人的心理构成来说非常重要。黑格尔认为，内在于这些角色的态度、习惯与观念构成了人格与性格的核心特征（PR，§§147、153、268）。这些角色也与基本需要和欲望有内在关联。例如，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世界中的人需要并期望某种亲密性，这是理想的现代家庭生活能够提供的。尽管家庭生活的责任（例如，照顾小孩）有时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但是这些责任并不是什么外在的要求，完全脱离了人们的情感与价值。相反，它们反映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正是人们的基本价值与期望的一部分（参见PR。§147）。

黑格尔认为，自我与角色之间的契合可以通过制度化过程得以解释，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化过程，人的需要与价值才得以形成。因此，他的道德心理学扎根于他的社会学之中。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些最为核心与最为根本的需要与价值通过Bildungsprozeβ（一种社会化、文化互动与教育的过程）得以形成（参见PR，§187R）。在现代社会世界中，这一过程发生在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中。这些制度引导与塑造着人们的需要与欲望，使得现代人慢慢需要并看重内在这些制度之中的生活形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便塑造了现代社会世界中的人所具有的意志。①

黑格尔认为意志的形成过程是制度化的，他的意思不是说，社会制度的运行不需要那些初级的、生物性的物质基础。他认为，社会制度一开始对意志的塑造，主要的途径就是引导与塑造那些与生俱来的冲动、需要与欲望（PR，§§161、194）。教化（Bildung）主要就是对生物性的需要给予确定的社会与文化塑造的过程（PR，§§161，163R）。例如，家庭将性与繁衍的自然欲望（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以满足）塑造成了婚姻生活和家庭这种社会化了的欲望（这只能是在具体的制度化背景中得以满足）。它使得这些最初的自然欲望“社会化”，因为它为这些欲望提供了社会化的——即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界定的——目标（婚姻生活与家庭）。这种以婚姻生活和家庭为目标的社会化欲望引导人们走向婚姻，这种欲望已经不再是最初的生物欲望的简单延续。因此，意志形成的制度化过程对于塑造个人性格与品格具有非常强烈的作用。

然而，黑格尔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与品格完全是由这一过程所决定的，他也不认为它们完全由社会角色来确定。在他看来，主要的社会角色构成了现代人心理的核心特征，而不是说它们穷尽了现代人的性格与品格。换句话说，他认为，主要社会制度塑造了现代人的基本需要与价值，但现代人又并非完全受它们的束缚。

我们同时也要强调，人们有时认为，人只是其社会角色的“机械反映”（mereparticularizations），其实黑格尔并没有这么认为。黑格尔认识到，个人的特殊、古怪和癖好完全是各式各样的。而且，他认为市民社会和现代家庭为人们特殊性的不同方面得以实现提供了一个场域。他论证道，现代人可以在家庭之中表现与发展他们的情感和心理需要（PR，§§164R，175），可以在市民社会中表现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天赋与技能（PR，§§182-187）。

主要社会角色极为重要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角色和制度为现代人真实生活的基本生活形式提供了基本要素与结构（参见VPRHO，485）。某人结婚的具体对象以及某人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构成了他所过生活的基本要素。然而，这些要素依赖于围绕家庭和市民社会组织起来的社会世界。而且，工作与配偶的选择构成了基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现代人正好生活在这种生活形式之中。人们在做出这些选择时，就选择了他要过的具体生活。在黑格尔看来，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世界所提供的基本生活选择。它们代表了现代人在其中进行个体选择的主要领域。①同时，我们可能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有人选择不结婚或不工作，或者没有能力找工作或结婚，他的基本生活选择依然还是由社会世界构造出来的，他的地位依然还是由制度化的术语来界定的（例如，失业的、结不到婚的）。①

黑格尔认为，主要社会角色极为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如果人们拒绝它们的话，他们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就会非常高昂。如果有人在思想中拒绝这些角色——例如，拒绝通过它们来设想自身——那么他的自我理解就会变得抽象与贫乏。例如，如果有人拒绝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公民，或者拒绝承认人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公民，那么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为祖国的外交政策感到尴尬与愤怒。②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世界中，如果有人在实践中拒绝这些角色（例如，如果他拒绝参与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来），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抽象与贫乏。除了放弃参与到这些制度之中所带来的善之外，他也不能认识到一些基本的潜能，不能满足一些更为根本的需要（如需要一种最为深厚与稳定的个人关系，需要认识自己独特的天赋与能力，需要以自觉与理性的方式追求共同的善）。黑格尔论证了，在这两种情境中对这种必然产生的抽象与贫乏所做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人们拒绝主要的社会角色也就是拒绝他们自己人格与品格的主要特征。在拒绝它们的时候，人们也就是在拒绝可以给他们的生活提供内容与意义的东西。

我们指出下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认识到，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人们从社会世界中脱离出来也是合理的。例如，他说：“当现存的自由世界对于一个更完善的意志来说已经变得不可相信，那么这个意志也就不再能在这个世界中所认可的那些义务之中找到自身，它就必须在理念的内在性质中找回已在现实性中遗失掉的和谐性”（PR，§138R）。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斯多葛学派所生活的社会世界为这种历史环境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黑格尔并不认为，有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可以保证人们总是能够在现存的社会角色中找到意义。

我们强调下面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黑格尔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这些角色深深扎根于现代人的人格与品格之中，并为之提供了基本要素，同时也构成了与他们所生活的基本生活形式，因此现代人就应当接受这些主要的社会角色。黑格尔也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拒绝它们个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现代人就应当接受它们。尽管黑格尔认为，这些考虑确实为接受这些角色提供了理由，但他也认为，我们如果能够表明这些社会角色通过反思之后依然是值得接受的，也是很重要的。《法哲学原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表明社会安排——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本身是在人们反思之后可以被接受的，从而表明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这些角色也是人们反思之后能够被接受的。黑格尔方案的这一层面内容我们将在第六章着手处理。

我们已经考察了，现代社会角色在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黑格尔还认为，在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意义上，这些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由于我对黑格尔进行重构的时候，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避免进入黑格尔理论的形而上学层面，所以我不想大篇幅地考察这一点。但是，由于黑格尔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认为主要社会角色是重要的，我们就必须解释这一事实。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它到底不是什么。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主要的社会角色是重要的，黑格尔所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那种对于分析的心灵哲学家来说极为核心的问题，即对于一个人的持续存在来说，何者是必要的。黑格尔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黑格尔感兴趣的东西很不一样。他在哲学上关注的问题是，到底要具备哪些条件，人们才能够把自己实现为类的存在物。黑格尔认为，人在根本意义上作为类存在物就是精神，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最为根本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①相应的，黑格尔认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主要的社会角色是重要的，这里的形而上学意义是指，现代人为了把自己实现为精神，这些角色都是他们必须践行的。

这种观点建立在他的如下观点之上，即现代人为了把自己全面实现为精神，他们必须参与到那种能够表达出对人类精神的正确理解的人类社会生活形式之中。他认为，这种人类社会生活形式可以在由市民社会、现代家庭与国家所构成的社会安排系统之中找到。因此，现代人参与到这些安排之中，通过践行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这些角色，将自己作为精神而得以实现。

黑格尔并不认为，践行这些角色是把自己全面实现为精神的一个充分条件。参与到艺术、宗教与哲学之中也是必要的。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一点是，他确实认为践行这些社会角色是把自己全面实现为精神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于主要社会角色是重要的这一点在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都是很重要，我们在前面关于黑格尔对这两种意义的理解已经有所解释。我相信，这种解释很清楚地表明了，黑格尔的现代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看来，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角色并不仅仅是“外在的”角色，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人格、性格与本质毫无关联。相反，它们构成了人们的人格与品格的核心特征，为他们的基本生活形式提供基本要素与结构，与把他们的本质实现为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正如黑格尔认为的一样，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现代人是成熟的社会成员。

我将对黑格尔的现代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与另外两种观念进行对比，从而结束这一基础性的讨论：一个观念是他关于古希腊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另一个是他关于社群主义的（unitarian）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

黑格尔关于古希腊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代表了他如下观点的另一面，即古希腊人并不是强意义上的个体。①由于古希腊人没有那种可以脱离社会角色的自我观念，他们的社会成员身份是“直接的”（immediate），因为它并不需要自我观念作为中介。当黑格尔说：“因此，（希腊世界的）个体是在普遍目的（如维护共同体）之中无意识地结合在一起的（inumbefa）”（VG，249202），他的意思表达的正是这一点。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依次有两点评论。当黑格尔说古希腊人没有自我观念，这种自我是指脱离其社会角色的自我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把自身看成是那种弱意义上的个体，或者他们不能进行反思性的思考。他只是说，他们不能设想自己具有那种从给定的社会角色中脱离出来的能力。黑格尔的意思也不是说，由于古希腊人的物理构造天生缺乏些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不能把自己从社会角色中脱离出来，相反，他认为，他们缺乏这种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在抚养长大的过程中从不以此为目标。他非常合理地假定，这种从社会角色中脱离出来的能力是教育与培养的结果，即教化的产物。他也假定，确实存在一些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从未被教导去努力脱离其社会角色，我依然认为这一点是合理的。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黑格尔关于古希腊的观点，它所表达的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一种直接的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也是可能的。

在社群主义的社会成员身份观念中，人（包括现代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角色与群体成员身份对于他们的本质来说是关键性的。他们是在如下意义上认为这些角色和对群体的依附（attats）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是关键性的，即他们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拒绝它们。①

这种观念背后有一个直觉，人们认为，他们的社会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对于他们的自我理解来说非常关键，一旦脱离了这些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社群主义者指出，许多人相信，如果他们放弃了这些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那么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带来转变，他们就成了彼此不同的人。②

从表面上来看，社群主义的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与黑格尔对古希腊社会成员身份的理解是极为相似的，二者均包含了不能将自己脱离其社会角色的看法。但是，它们还是极为不同的。如果人们不能脱离其社会角色和对群体的依附，他们就是在直接的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如果人们相信，他们不能拒绝其社会角色以及对群体的依附，他们就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因此，按照这种理解，社群主义的观念并不承诺如下看法，即现代人没有能力脱离其社会角色。③社群主义的社会成员身份观念与黑格尔的现代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在四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尽管它也适用于现代人，但它并没有在古代与现代社会成员身份之间做出区分，相反，它只是泛泛地讲社会成员身份。④第二，它假定，现代人明确地以其社会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来看待自己，现代人认为这些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对于他们的自我观念来说非常关键。①尽管黑格尔同样认为社会角色与对群体的依附在现代人的自我观念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他反对如下假设，即现代人通常会明确地通过这些术语来看待自己。他会说，有些现代人会明确地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他认识到，现代社会世界中的许多人都以原子化的方式看待自己，因此被看成是强意义上的个体，而非社会成员。我们应当强调的一点是，黑格尔的目标并不是要使人们相信现代人不会把自己理解成强意义上的个体，相反，他的目标是要确立如下看法，即只要进行恰当理解，这种自我观念与那种根据主要社会角色来理解自己的看法是相容的；同时又要表明，将自我理解成强意义上的个体与社会成员，这两种观念是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与社群主义者不同，黑格尔很明显是强意义上的个体性观念的朋友。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黑格尔的如下看法，现代人把自己看成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这种观念通常是黑格尔所默认的。更具体地说，黑格尔认为，现代人的特征就是以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的方式来看待自身。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可能会有所帮助。某个人给他女儿去买鞋子，哪怕他不能明确地认识到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位父亲，但这个人对自己与世界都会有一定的理解，换言之，哪怕他没有明确认识到他具有父亲这一角色，但他的目的、他的责任感以及他对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的理解都是他父亲身份的表现。他具有这些目标、责任与理解就是因为他是父亲，他之所以把自己看成父亲，是由于这些目的、责任与理解等构成要素。一个人可以从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或国家成员的角色来看待自身，但不需要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长或公民；事实上，甚至不需要认识到，人们要以一个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或公民的方式来看待自身。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帮助读者认识到，他们事实上可以把自身看成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成员。黑格尔采用了如下策略，他首先向读者表明，他们可以像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和公民那样看待自身。只要他们理解了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认识到，他们隐含地将自身视为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只要他们理解了这一事实，随后他们也会慢慢明确地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身。因此，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来看，社群主义者一开始就认为现代人明确地根据他们的角色来看待自身，这实在是走快了一步。现代人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身；这恰恰是他们最终止步的地方。①在黑格尔看来，慢慢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与公民，这是主观和解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第三点不同如下，社群主义的现代社会成员身份观念认为，人们一般都相信他们不能拒绝自己的社会角色。②但是，黑格尔否认这一点。黑格尔认为，现代人一般都认识到，他们有能力脱离——与拒绝——他们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参见VPG，308252）。当然，黑格尔也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世界中，有些人相信他们不能拒绝他们的社会角色。但在黑格尔看来，他们实在是弄错了。可以说，这些人只是不愿意拒绝其社会角色，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用不可能性来表达了这种不愿意，他们事实上有能力拒绝任何既定的社会角色（参见PR，§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认识到，拒绝任何一种主要的社会角色，所付出的代价都是非常高的。①但是，他认为，这种代价是人类能够承受的。他认为，现代人之所以能够拒绝这些角色，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否定外在决定性的能力是自我之中最深层、最稳固的一个特征（PR，§5;EG，§382，Z）。例如，“在意志的这种要素（它有能力脱离出来）内在地包含如下这一点，即我能够使自己从一切东西中解放出来，能够否认一切目的，能够脱离一切东西。”（PR，§5，Z;VPRG，111;VPRHO，

112）当黑格尔说，现代人能够拒绝主要社会角色时，他并不是极力贬低这些角色的深度或意义。②相反，他是在肯定人类自由的价值。

第四点不同在于，社群主义的现代社会成员身份的观念倾向于强调较小群体（如家庭）与较小共同体（如邻居）中的成员身份，而黑格尔则强调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所构成的较大结构中的成员身份。③诚然，黑格尔认为，这些较大结构中的成员身份通常表现为某个家庭成员、某个市民社会和某个国家中的一员的形式，但是就黑格尔的观点来说，这些成员身份会在具体的地方得到体现，不过它具体在哪些地方体现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④对黑格尔来说，如果我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那么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只要成为某个特定国家（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视情况而定）的一员，我才能成为国家（thestate）的成员。就此而言，黑格尔对现代社会成员身份的理解要比社群主义更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