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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偶格言（第2页）

当黑格尔认为有效的规则植根于事物的本质或真实性之中，他就已经把理性看成是一种推动力或力量。为了使相互关爱、理解与支持的理念植根于家庭的本质之中，现存的家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实现这一目的。要想成为家庭，它们就必须围绕这一目的来进行组织；要想围绕这一目的来进行组织，它们就要在这一程度上成功地实现这一目的。如果说某个家庭根本就没有实现这一目的，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说它是个家庭。因此，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有效的规则并不是软弱无力的。那些使其有效的条件能够保证以下这一点，即它们所适用的事物至少能够表现出实现它们的趋势。我们说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有效的规则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们并不是说，规则的有效性可以确保它能够得到理想化的满足——它所适用的事物能够以一种完满且彻底的方式实现规则。即使如相互友爱等理念植根于家庭之中，也没有一个现存的家庭能够完满地实现这一理念，许多现存的家庭与这种理念相去甚远。卡拉马佐夫一家（Karamazov）代表了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沃尔顿一家（Waltons）与考斯比一家（Huxtables）都只是电视剧构想出来的。

现在，非常明显的是，有效规则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观点非常模糊且软弱无力。某个家庭到底要如何较好地将家庭理念现实化，我们才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一理念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好到可以合适地称其为家庭。那么某个家庭能够将家庭的理念实现得足够好，我们才可以合适地称之为家庭，这完全是一个判断的问题。但是，在许多时候，有些家庭功能极为失调，我们根本就不清楚这个家庭是否真的是个家庭。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大多数家庭都能较好地将家庭理念现实化，它们可以被合适地称为家庭。那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规则这一观念非常模糊，但通过这一假定，它可能就并不像一开始那样具有威胁性。

对软弱无力性的担忧也是非常严重的。无论我们讲的这种最低层次的成功实现到底是什么，它都可能是非常低的，例如我们可以假定，它甚至只是卡拉马佐夫一家所能满足的层次。因此，有许多功能极度失调的家庭依然是家庭。随之而来的担忧就是，最低层次的成功实现乃是非常低的，导致它所提供的标准是空洞的，或者消解了这一标准的所有价值。如果说，这种最低层次的成功实现是连卡拉马佐夫一家都能满足的标准，人们就能够合理地质疑，这种标准是否还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还认为，事物一般能够在极大的程度上实现植根于它们本质之中的这些规则。这种观念很明显是模糊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一观念所适用的情境的具体范围，从而有可能挖掘出该观念所包含的力量。如果一个家庭要成为家庭，只要求它在最低程度上实现相互友爱、理解与支持的理念，那么这个家庭也就并非在极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理念。卡拉马佐夫一家就为这种家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某个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理念，但并不是完满且彻底地实现了它。如果我们说一个家庭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理念，其实这就不必要求它像沃尔顿一家或考斯比一家一样。一个家庭不必完全实现这一理念。但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正常的家庭——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理念。尽管它会展现出一些严重的问题与困难，但它以一种真实的方式体现了相互友爱、理解与支持的理念。

无论如何，事物一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那些植根于它们的本质之中的规则，这种观念派生于黑格尔的规范有效性的概念之中。黑格尔认为，有两种意义的“正常”（normal），一种是在“符合规则”的意义上的，一种是在“一般必会发生”的意义上的，这两种意义上的“正常”具有必然的关联性。黑格尔认为，为了使某个规则处于恰当的位置——成为有效的——这个规则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一般（但并不是普遍）就必然能发生。我们说，某种行为模式构成了某物的“正常运作”，这表达的部分意思就是，这种行为模式是这种事物一般都会展现出来的模式。因此，如果家庭一般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相互友爱、理解与支持的理念，那么这种理念也就不会成为植根于家庭本质之中的规则。因此，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有效的规则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得以实现。

从黑格尔的理性概念转回到他的现实性概念上，我们有必要指出的一点的是，黑格尔认为，现存的事物展现出了实现有效规则的趋势。他的现实性概念包含如下意思：只要事物是现实的，它们就能够实现——或者倾向于实现——那些植根于它们本质之中的规则。黑格尔把本质看成合理的趋势：实现合理结构的趋势，正是根据这些结构，事物才在理性上是可理解的、合理的与善的。因此，我们说规则必须植根于它们所适用的事物的本质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植根于能够展现具有实现它们的趋势的那些事物之中。黑格尔认为，真实性能够表现出实现有效规则的这一固有趋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真实性本质上是合理性。

为了理解这种观点，关键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黑格尔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论证路线。一条路线源于他的规范有效性概念：

为了使合理性成为合理的（例如，为了使规则成为有效的），现实性就必须是合理的；它必须为有效的规则提供基础，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这些规则的。

另一条路线源于他的现实性概念：

由于本质是实现合理结构的趋势，正是根据这些结构，事物才是可理解的、合理的与善的，现实性将必然展现出一种趋势，使自身成为可理解的、合理的与善的。

尽管第一条路线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依靠事物的真实性，也就不能确定有效规则的内容；除了确定有效规则的内容这一问题之外，第二条路线认为，只要事物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说，它们之所以如此构造就是为了实现这些有效规则。因此，对偶格言既可以对认识论做出解读，也可以对形而上学做出解读。根据认识论的解读，对偶格言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要满足规范有效性的条件，这一事实也就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点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保证。根据形而上学的解读，对偶格言认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因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实性的本质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点提供了形而上学上的保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与真实性概念，现在我们要考察对偶格言的不同表达式。在1817—1818年海德堡系列演讲中，黑格尔声称：合理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宪法总体上只是合理性发展的结果。（VPRW，157）

随后，在次年所做的海德堡演讲中，黑格尔又确切地说：合理的会变成现实的，现实的也会变成合理的。（VPRHN，51）①

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表达（我所指的是上面的两种表达，分别称为第一种表达与第二种表达，这两种表达非常不简练）看上去与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考察的（我所称的）“权威”表达是非常不同的。

首先，“现实的”这个词在第一种表达中完全找不到，它可能仅仅只用来指称现存的东西。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第一种表达**裸地宣称，现存的宪法（Verfassung）——事实上的一些国家安排——是合理性的发展。但是这种解读是不合理的。它会将那种根据任何理性的标准来看都是荒谬的观点施加在黑格尔身上，除此之外，这很明显也与黑格尔思想的基本理路相反。黑格尔在现存与现实性之间所做区分毕竟是1812—1813年《逻辑学》一书的主要特征（WL，2:186-217541-553）。但不管怎样，第一种表达并没有对现存的东西做出全面的肯定。它并没有说，宪法本身就是合理性发展的结果。它说的是，宪法在总体上（überhaupt）是合理性发展的结果。这一限定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反映了黑格尔在现存与现实之间所做的区分。宪法中那些没有代表合理性发展方向的东西就只是现存的。代表了合理性发展方向的那些东西才是现实的。宪法中那些具有现实性的东西才能被看成是合理性的发展。黑格尔可能并没有在第一种表达中用到“现实的”这一术语，但他的现实性概念在所有地方都是一个意思。只要这一点依旧有效，对偶格言的第一种表达与权威表达之间就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像权威表达一样，对偶格言第二种表达运用了“现实的”这一术语。但是与权威表达不同，它对这一术语的运用可能表明，它将现实与现存这两个哲学范畴等同起来。毕竟，当黑格尔说“合理的变成现实的”这句话时，很明显，他的部分思想是说，合理的会逐步变成现存的；当他说“现实的变成合理的”这句话时，他的部分意思是说，现存的会成为合理的。不过，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认为第二种表达是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将现存与现实等同起来。黑格尔刻意地以一种不严谨的方式说出他的格言，使他的思想一方面非常含糊，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冲击力。他用“现实的”来表达“现存的”意思，尽管这一点违背了他本人一直所恪守的语言运用的严谨性的要求，但他并不是要把现存与现实等同起来。他对语词的这种随意运

用，能够使他的第二种表达被赋予很大的力量：即在变成现存的过程中，合理性（事物内在的合理趋势）变成现实性，也正是在变成现实的过程中，现存的变成了合理的。在第二种表达中，问题有些复杂，因为黑格尔所讲的“现实的”意思也正是（他专业术语意义上的）“现实的”。当他说合理的变成现实的，部分意思是说，正是从能够更充分地在现存事物中得以实现的意义上，合理的变得更为现实。当他说现实的变成合理的，部分意思是说，正是在能以一种更充分的方式实现其本质的意义上，现实的才变得更为合理。

这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达与权威表达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前两种不同的表达说的是必然发生的东西、必然发展成的东西与必然变成的东西，而权威表达说的是事物本应所是的东西。这种比较的修辞效果是非常大的。这种比较也可以看成在哲学上较为基本的。权威表达可以轻易地解读为直截了当地断言了当下的合理性，与之不同，后两种表达似乎暗示了未来——不是当下——才是合理性的真正所在地。权威表达似乎把现实的合理性表达成了一种静止的状态，与之不同，后两种表达清楚地把现实的合理性看成一个过程。而且，从黑格尔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后两种表达都可以被解读为黑格尔对普鲁士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同样，权威解释就可以被解读为拥护普鲁士的王朝复辟。而且，后两种表达可以直接地被解读为对政治改革主义的集中表达——在一般意义上表达了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且合理的——而权威表达可以直接被解读为对政治保守主义的集中表达——在一般意义上表达现状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这些差异非常醒目，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哲学意义很容易被夸大。①权威表达并不意味着要否认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合理性或现实性。权威表达假定了，社会制度的现实性与合理性都能通过过程得以实现，也正是根据这些过程，社会制度才能维持与繁殖自身。例如，家庭通过抚养其成员从而维持并繁殖自身，使社会成员能够按照维持且繁殖家庭的方式（完成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采取行为。黑格尔相信，正是因为发生着这些社会繁殖过程，合理的才是现实的，现实的才是合理的。尽管权威表达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它预设了这一点。其他两种表达是向前看的，而权威表达并不如此，但是这两种表达并没有直接否认当下的合理性。当下是不合理的，而未来会变成合理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并不属于黑格尔。黑格尔极为反对如下看法，即合理性（或理念，或神）只能在当下之外的地方——在某种超越之境中——才能找到。这两种表达确实表达了对未来的某种乐观，但是这种乐观必须通过植根于当下的基本真理之中才能得以理解。这里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即当下的时代包含了令其毁灭的种子（像资本主义），而是说当下包含了它自我发展的种子。整个视角是改革主义的，而非革命主义的。尽管权威表达的语言是静态的，但与其背后所潜藏的理性概念相比，在其他两种表达中出现的理性概念并不缺少活力。

事实上，在关于对偶格言的这三种表达中，发生作用的基本理性概念是一样的。除了其他东西以外，理性也表现了社会世界要变得更为合理的基本趋势。根据黑格尔的看法，社会世界要变得更加合理，关键的一点就是社会安排要慢慢能反映出那种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

黑格尔认为，这种转变是通过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发生的，即他所讲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世界历史的第一个阶段都由某个确定的民族原则（Volksgeist）所代表的，既可以表现在具体形式的家庭、经济与政府中，也可以表现在具体形式的艺术、宗教与哲学中，这种民族原则与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自我理解是相一致的（VG，74-7564）。任何民族，只要它的民族原则与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自我理解相一致，那么它就会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参见VG，5951-52）。它的世界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发展它的民族原则（VG，6758）;在发展这一原则的时候，它要推进人类精神的自我理解。只要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完全发展了它的民族原则，它就会进入一个衰落期，发展一种更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的任务就会转到另一个民族那里（VG，6960）。世界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不断变得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的连续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人类精神概念是通过不断相续的、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进行发展的。那么，社会世界变得更为合理的这一基本趋势，就在于它倾向于能够发展出一些与不断变得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相一致的社会安排。当黑格尔把理性描述为一种“无限的力量”时，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趋势（VG，2827）。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有许多层意思，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通过世界历史的过程，以缓慢的、更为充分的方式将自身现实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