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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贫穷（第1页）

第三节贫穷

市民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贫穷。在黑格尔看来，贫穷是一种可怕的恶，它是由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引起的，对于这一问题还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法。因此，很明显贫穷构成了和解方案的一个障碍，至少在某些层面上，它比由战争和离婚所造成的障碍要糟糕得多。那么，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我们如何能够与产生贫穷的社会世界取得和解呢?

我们首先考察，黑格尔所认为的贫穷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认为这是一种恶。当然，贫穷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物质匮乏。贫穷是一种缺乏、渴望与需要的状态。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恶。但是，对黑格尔来说，最重要的是，物质匮乏无论如何是贫穷的最重要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贫穷在最根本意义上取决于如下环境，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缺乏一些必要的手段——资源与技能——他们如果想要有意义地参与到他们这个社会的公民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话，这些手段都是必需的（PR，§241;VPRHN，194—195）黑格尔相信，贫穷的水平事实上是由参与特定社会所要求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社会中，贫穷的水平是不同的（PR，§244;VPRG，608）。即使一个人拥有了维持肉体存活的基本手段，他可能也是贫穷的。只要他缺乏有意义的社会参与所要求的资源，他就是贫穷的。穷人“缺乏市民社会的必需品”，黑格尔的意思不仅是说穷人需要物质品，同时也需要别人承认他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成员（参见PR，§§189，253，R），穷人“仍然……或多或少被剥夺了社会所提供的福利，例如获得一般的技能与教育的能力，以及获得司法、获得医保，甚至常常还被剥夺获得宗教抚慰的能力”（PR，§241）。

黑格尔认为，财富上的贫富不均会加剧贫困。因此，在他看来，市民社会的一个可怕之处就在于，有些人骄奢**逸，有些人一贫如洗（PR，§243;VPRG，608）。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充满“极度奢侈和极度悲苦的地方”（PR，§185）。然而，黑格尔并不认为，贫困是由贫富不均所决定的。事实上，他也从未对社会不平等捶胸顿足。相反，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一个恰当的功能就是要提供一个场所，来表现人们在天赋、技能与努力上的差异。他认为，表现出这些不平等，其实也正是每个人表现个体性的一个基本方式（PR，§§200，R;同时参见PR，§49R，Z;VPRHO，218）。因此，他反对如下观点，即社会应当确保社会平等，并且，社会平等是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想价值。然而，他认为，社会必须确保每个成员都具有平等权利（这是司法与公共权威的任务），他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理想与穷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之间之间存在着张力。无论如何，黑格尔并不认为，穷人之所以穷，仅仅只是因为他比其他人占有相对较少的资源，或者因为所占有的资源明显少于他人而变得可怜：对于黑格尔来说，穷人之所以穷，在于他们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的收入、技能与资源。

对于贫穷这一现代现象，黑格尔认为最令人困扰的一点在于，它会导致一个群体的出现，我们今天称其为下层阶级，马克思以嘲弄的口吻称其为流氓无产阶级（Lumpe），黑格尔也同样以轻蔑的语气称其为群氓（derP?bel）。①穷人中有一群人，他们作为群氓构成了社会的最底层群体，这群人的成员都聚集在城市，但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参与到主流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去。在群氓之中，弥散着一种我们今天称为贫穷文化的气息，①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表现出一种针对富人、政府与整个社会的愤懑与戾气等内在态度（PR，§244Z;VPRG，609）。黑格尔称之为“群氓心态”（P?belhaftigkeit），是群氓的显著特征。黑格尔认为，只要人们堕入群氓之中，他们就不仅贫穷，而且会带有这种敌视的心态（同上）。②

令人惊讶的是，黑格尔认为，这种态度反映出了对群氓客观环境的一种正确理解。更具体地说，他认为，群氓心态主要源于群氓把握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对于有效地参与市民社会所必需的手段，他们有权获得；③其二，他们没有这些手段，并不是由某种自然过程所导致的，而是由市民社会的组织方式所导致的（VPRHN，195）。黑格尔如下这段话正好表达了这一点：

在市民社会中，穷人要努力抗争的，并不是那种单纯的自然过程所带来的不幸。给穷人造成不幸的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相反，社会意志才是。穷人总是感受到自己与一个随意的意志联系在一起，与人的偶然性联系在一起；从最终意义上讲，这正是穷人感到愤懑的根源：正是通过这个随意的意志，他才被抛入到这个分裂成不同阶级的国家之中。（VPRHN，195）

在黑格尔看来，群氓们认识到，他们的处境最终是由社会的意志所导致的：社会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某种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又不会让他们参与到社会中来，因此，便激起了群氓的愤懑之情。

黑格尔虽然认识到，群氓的看法存在着客观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种看法展开批评。事实上，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群氓的成员都遭受某种道德堕落（moralischeDegradation;VPRHN，194）。他认为，群氓的成员觉得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没有工作的欲望，也没有自尊，因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尊，换句话说，他们根本没有工作伦理。而且，他们不务正业、慵懒散漫（leiigusscheu;PR，§244Z;VPRG，609）。这种慵懒散漫，再加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正义的牺牲品，就完全摧毁了他们的正直与是非观（Rechtllich-keit;PR，§244），使他们变得邪恶（b?sartig;VPRW，138）。这些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黑格尔以一种极为蔑视的方式运用“群氓”这一贬义词。

强调下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黑格尔虽然认为群氓是非常邪恶的，但他并没有将这种看法扩展到所有穷人身上。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他所认为的，群氓的邪恶性也是群氓生活的客观环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根本意义上，也是社会组织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①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不仅剥夺了群氓的物质生活必需品，把他们排除在有效的社会参与之外，同时也使他们在伦理上变得极为堕落。如果群氓是邪恶的，那么这是整个社会的错，而不是他们自身的错。②

黑格尔为什么认为贫穷这一现代问题，以及群氓的产生，均对和解方案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黑格尔看来，贫穷与群氓的产生是市民社会的固有特征。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个人堕落与邪恶而导致的，它们的出现也不是由于市民社会这一领域所具有的纯粹偶然的不完善性。他认为，只要市民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正常运作的话，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参见VPRW，138）。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市民社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因此，富人变富就要以穷人变穷为代价（PR，§195）。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一般都会导致分工越来越专门化，这必将使得更多的工人进入到那些沉闷、报酬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中去（PR，§243）。其中有些人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群氓（PR，§244）。而且，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现代经济同时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人们所生产的商品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就会缩小或倒闭，这也会使很多人丢掉工作，步入贫穷（PR，§245）。黑格尔还认为，贫穷的存在与群氓的形成决不是经济运行的一种障碍，它与经济的畅行无阻是完全相容的（PR，§243）。事实上，市民社会自发产生了一个极富阶层与一个极贫阶层，所以黑格尔才悲叹，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度富裕又极度悲苦”的地方（PR，§185）。

我们回想一下，黑格尔论证了，战争包含了某种救赎（redemption），并且离婚或战争都对和解问题构成了障碍。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黑格尔看来，相比离婚与战争，贫穷对和解问题构成的障碍要严重得多。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此予以质疑。我们可以质疑，战争是否真的具有黑格尔所赋予的那种更高的教育功能。即使我们都同意，战争具有这种功能，我们依然可以质疑，这种功能是否是战争在通常情况下都具有的。同时，我们也有可能不会像黑格尔那样乐观地认为，我们总是能够知道事物的价值。我们可以质疑，黑格尔认为战争向我们揭示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它们。政治共同体的存活可能没有保存公民生命来得重要。政治共同体的善有可能会被战争所必然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所淹没。黑格尔认为战争具有一些治疗性功能，我们也可以对此提出类似的质疑。战争真的能够恢复国家健康的伦理生活吗?即使我们假定它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真的能构成对战争的充分辩护吗?我们同时也可以对黑格尔战争观的其他方面提出质疑。

但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赞成黑格尔对战争的好处所做出的一些基本假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认为战争具有一种救赎性功能。不过，很明显，黑格尔并没有努力去表明贫穷也具有这种救赎功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根本就没法做出这种努力。贫穷根本就不具有救赎功能。为什么相比战争对和解方案所造成的问题来说，贫穷对和解方案所造成的问题严重得多，原因就在于，贫穷代表了一种严重的、没有救赎功能的社会的恶。

黑格尔反对赋予贫穷以某种救赎功能，这只是把贫穷与战争区别开，但还没有把贫穷与离婚区别开。为什么贫穷对和解方案构成的障碍比离婚对和解方案所构成的障碍更严重呢?

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与贫穷不同，离婚以特定的方式展现了和解的必然性。黑格尔认为，离婚必然具有和解的属性，因为它以一种尤为直接的方式来源于婚姻作为情感统一体这一性质。只要我们理解恰当，没有离婚的婚姻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可能存在一些类似于婚姻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把这种安排称为婚姻——离婚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能离婚的最原始的婚姻形式。但是，这些安排都没有尊重人的主体性，因此，它们不能被看成是现代婚姻制度的恰当形式（参见PR，§124R）。如果我们承认婚姻本来的面目，把它看成是情感统一体，那么我们也要承认婚姻是一种可以解体的统一体。黑格尔的观点是，如果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最初所认为的婚姻中存在问题的地方（离婚的可能性），同我们认为婚姻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婚姻作为情感统一体的性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那么我们也就会认为，我们最初认为婚姻中存在问题的地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此，这样也就获得了和解。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会说，黑格尔把贫穷与群氓的产生看成是“必然的”:即黑格尔认为它们是市民社会的固有特征。但是，黑格尔从来没有认为，它们的必然性具有像离婚的必然性所展现的那种调和性质：他并不认为，同时也不应当这么认为，理解了这些特征的必然性也就是与它们达成了和解。总之，贫穷与群氓的产生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必然特征，这种看法也似乎为我们将这种社会形式看成具有根本缺陷提供了理由。

而且，黑格尔对待贫穷的态度与他对离婚或战争的看法明显不同。尽管他认为离婚与战争都是极有问题的，但他认为，它们最终都会变成现代社会世界所具有的、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征。他相信，如果有人尝试消解离婚或战争的话，在根本上讲完全是错误的。①但是，贫穷并不具有这种地位。相反，它是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黑格尔对贫穷的这种看法可以通过如下事实表现出来，即他非常严肃地考察了一系列解决贫穷问题的方法，但他并没有以类似的方式考察解决离婚或战争的方法。

在我们思考黑格尔所提供的可能的解决方法之前，我们必须指出，在黑格尔看来，任何解决贫穷问题的方法，如果要想被人们接受的话，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这些解决方法必须有效；尊重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PR，§245）;通过公共行为产生出来（PR，§242R）。

尽管何种解决方法可以认为是有效的，这可能会存在不同解释，但是提出有效性这一条件，其背后的动机是浅显易懂的。任何一种针对贫穷问题的解决方法都不能违背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合理的。然而，对于公共行为这一条件，我们需要做些澄清。黑格尔认为，解决方法必须通过公共行为产生，他的意思是说，它必须通过公共制度的活动来产生。黑格尔提出这一条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考察的一个观点，即市民社会中的人具有一种积极权利，他们可以要求市民社会为他们提供有效参与社会结构所必需的那些手段（PR，§246Z）。仅就贫穷问题来说，黑格尔一般性的看法是：“如果公共条件被认为越完善的话，留给个人按照自己的私人观点（与之相对的，是按一种普遍的态度所做的安排）来采取行动的空间也就越小”（PR，§242Z）。

现在我们回到黑格尔所考察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上去，一点也不奇怪的是，针对贫穷问题，黑格尔会否认私人慈善事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毕竟，私人慈善事业是私人性的，它违背了公共行为的条件。①黑格尔还认为，私人慈善事业违背了有效性条件。由于慈善依赖于特定个体的私人决定，它就是偶然的，也因此是不可靠的。这并不是说黑格尔不同意私人慈善。他认为，人们应当对慈善机构做贡献。他的看法是，私人慈善尽管非常重要并且有价值，但这种慈善式的捐赠并不能为贫穷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黑格尔还考察了另外两种解决方法，不幸的是，它们虽然满足了黑格尔的公共行为这一条件，但是它们又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或者违背了有效性条件。黑格尔首先考察了直接给穷人提供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这些资金可以来源于对富人施加的税收，或者来源于从各种公共机构中收集来的钱，如有钱的医院、修道院或基金会。但是，他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这有违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身的。黑格尔所考察的第二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国家通过市民社会的公共制度为穷人提供生产性工作。然而，这一建议又与有效性条件相冲突，使生产过剩的问题再次发生，而这正是贫穷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PR，§245）。①

考察的结果是，黑格尔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解决贫穷问题。对他来说，贫穷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根本不存在明显的解决方法。在考察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之后，他得出结论：“尽管有财富过剩，但这表明市民社会并不是足够富裕的——例如，它自己的资源并不充足——以至于可以防止贫穷的大量出现以及群氓的形成”（PR，§245）。黑格尔在1824-1825年所做的关于法哲学的讲演中还对这一点做了扩展，他说：“怎样治疗贫穷这一问题极难回答；正是因为财富的过剩，市民社会才变得越穷，从而更没有能力解决群氓大量出现的问题。”（VPRG，611）①正是这种悲观情绪导致黑格尔沮丧地指出，“（处理贫穷问题）的最佳手段就是让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并指引他们去乞讨”（VPRG，612;参见PR，§245R）。

尽管黑格尔在这些段落中的语气非常悲观，但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黑格尔认为对贫穷问题压根儿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也是不对的。他虽然认为贫穷与群氓的形成是市民社会的固有特征，但他并不认为它们是不可消除的，相反，它们是由市民社会的正常运作所产生的；不会阻碍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顺畅运行。尽管黑格尔认为，群氓的形成助长了财富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