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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复杂性 柔性资本主义的崛起（第1页）

三、应对复杂性：柔性资本主义的崛起

在本节中，我将会阐明，在前几节中作为主题来探讨的思想观念，已经在学术领域之外获得了新的市场，尤其是与日俱增的全球商业组织的与管理相关的领域。我想要表明的是，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柏林墙倒塌之后，管理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创世记话语的原则的影响，尤其当世界经济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局势时，商业组织不仅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并且需要改进自身以便从中获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世界经济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变化越来越发挥其构成性的作用。即这一新的管理学话语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同时，也被正在形成的世界经济所改变。①

在描述这一新管理学话语之时，我们对它的现状也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这一话语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

尽管，毫无疑问，这些经过工作改进的话语和实践，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和报酬体系中发挥着且将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公共的利益，保卫公共权力，曾有意识地发挥效力以削弱商会及其特权。但是，有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变形。换句话讲，它们所声言的“知识”并不是“虚假的”，它们并不服务于特殊的社会功能，迎合预定的经济需要。当然，这些工作改革兴起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带有一定潜在的后果，但是，它们并非仅仅是对已经存在的经济利益或需求的功能性回应，或是其合法化的结果。它们自身积极地“建构”一个社会现实，并为人们创造新的工作形式，而非只是单纯地反映既定的社会生活。②

新的管理学话语应当“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形式的修辞学……如管理类的专家和管理学教授所言说的——其言说方式并不必然与组织的实践本身相一致”①。它描述道：

从字面上讲，世界“并不存在”。对那些创造了这一术语的人而言，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完全展示这个术语的全部特征。“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是极其复杂的；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们曾见过这样的组织。“网络”结构消解了不同组织之间的界限，虚拟的合作弥补了正在消失的行动。②

毫无疑问，管理者和劳动者在使用这些新的话语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当的模糊性。③

其次，这一话语系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的秩序。它由多种不同的实践领域构成，其内部充满斗争，并随着内在要素培育出的新习俗而发生相应的转变。然而，尽管如此，它逐渐构成了商业活动所依赖的背景。再次，这一话语的影响必然是带有偏好的、地理学性质的和组织性质的。它兴起于美国本土公司，至今在美国国内保持强大势力。因此，它带有美国式的竞争性个体的印记。④这一话语系统在那些拥有雄厚资源且已建立这一系统的较大型的跨国商业组织中表现较为突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继续受雇于小型或者中型（而非‘全球性的’）的商业组织中；他们的工作‘场所’容易被辨识；他们有着相似的工作程序；他们认某些人为‘老板’，等等。”⑤即便如此，这一话语系统被采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任何一种组合方式都是可能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基础，并越来越浸入实践秩序之中，无论在做决定的过程中，还是将决定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它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此时，目标已经转化为手段，手段化为了现实。

对于新的管理型话语而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柏林墙倒塌的一段时期，充斥着各类被有形分割的空间。这一方面是公司那种“循规蹈矩”的个性所致②;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那种封闭的、科层制的、多部门的特征所致③。这类企业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单一的企业策略扩大势力和规模，这一策略是通过一种相对静止和形式化的官僚内核进行，信息从“外界”环境自下往上传递，控制从一个封闭的中心缓慢向下发挥作用。民族国家也制定了各种硬性规则，如固定的汇率，高额的关税壁垒等。最后，“管理科学”的概念对一切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它能够带来预言和控制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手段。至少在时代的修辞上，世界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空间，其中充满了被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的各种空间，它们都可以被理性地占用和管控。[当然，我们也可能对这一话语的精确性产生疑问，因为只要稍稍瞥一眼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稳定的黄金时代与之几乎没有关联。的确，早在1965年，埃默里（Em-ery）和特里斯特（Trist）等管理学专家就曾经撰写过关于组织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混乱环境的专著。]

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随后的东欧解体，使埃默里和特里斯特的书对这些永恒的混乱状态的描述，与其说像催人奋进的指令倒不如说更像成功的预言。让这一描述看起来像预言的原因有很多，以下几种也包含其中。第一，汇率的浮动，各种类型的海外资本市场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增长，导致了货币像旋转木马一样地流转、海外借贷款的发生、各种对冲政策的出现，这些都是一种完全的投机心态，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对之习以为常了。第二，金融媒体、信息技术和经济研究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息呈指数倍地增长，这一方面使商业组织的环境看起来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增添了更多的模糊性——信息技术的膨胀在带来解决办法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第三，国际商业世界中的新的参与者大量增加，打破了旧的竞争平衡状态：日本和韩国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海外企业、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东欧的企业，等等。第四，更为差异化的生产—消费关系不断增长。大量的生产者的一系列差异化的需求带来了更为差异化的消费者，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市场在规模上的增长和在敏感度上的提升。第五，交通和媒介传播速度普遍提高。这一提速带来的影响是有巨大差异的、多重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一句笼统的“时空压缩”无法将之完全概括①;但是，提速的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以至于评论者们称这个世界为流动的世界，这一说法似乎获得普遍的认可。第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国有经济整体而言运行稍欠平稳，对它们而言，对经济结果进行预测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商业组织的管理者来说，后果显而易见。第一，几乎所有商业组织都是脆弱的。“通用电气、波音公司、德固赛、海湾石油、西尔斯罗巴克等，包括另外一些知名企业在内，它们的市场份额都受到严重的削减。泛美航空以及其他行业的领先企业都如同森林中的大树一样倒塌在地。另一些先前的领头企业，如柴郡猫，除了曾经的盛名之外，什么也没留下。邓禄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日本的品牌，美国无线电公司则成了法国的企业。”②第二，管理者们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我们曾经希望一个新的CEO能够带领困境中的企业在五年之内实现突破，现在我们希望他能在12个月之内完成它。”①第三，整体而言，大型商业组织都在缩减规模，它们的吸引力也许相比“公司人”时期要降低很多。管理者们现在更倾向于从一个企业跳到另一个企业，去管理甚至开创一个小型企业也被看成是不错的选择。

面对如上的这些变化，我们也许并不惊讶，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或新的习俗）已经产生并塑造和促进着这些变化的发生。这一话语以一些新的隐喻为基础，它们试图描述这个更加混乱不堪、不确定和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首先，这些隐喻都是对过量、超负荷和饱和状态的描述。但是，最初的一些隐喻在今天看来则是：

对信息技术的最初的疯狂反应的产物。“超负荷”指的是什么?“饱和的”指的是谁?如果将它们放入这一倾向于将它们看成是超越时间的话语系统中进行思考的话，这些术语几乎没有相关性、历史性。②

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新的视觉的和语言学的隐喻开始涌现，并重新塑造（或用行话说，重构）了商业组织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在组织内部的角色。③这些隐喻都是以在不断适应中的运动概念，如“舞动”“冲浪”等，以及能够促进持续适应性的组织结构的概念为基础，通过同变动的世界更紧密的接触，全身心地投入劳动者中，使组织能够作为更加开放的实体而谋得生存：

我们谈论结构及其各式系统、收入与产出、控制设施与管理设备，就好像它们的整体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今天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关于操纵而是关于政治的，关于文化、团队和联盟的，关于影响力和权力而不是关于控制的，关于领导力而不是关于管理的。就好像我们在事实面前突然醒悟，组织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而不仅是由“领导”或“角色分工”组成的。①

这些新的隐喻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更为松散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更能够“随流动而变”，也更能适应今天这个复杂又模糊的世界；它们都关注能够适应这种松散形式的主体的生产。②

尤其是，这些新的隐喻通过正在获取支配权的新的管理主义而深入人心。创世记话语的管理形式的起源与一些学术界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认为，二者逐渐合二为一，特别是因为学术界和商业团体之间的互动程度正在极大地提升：我们将会看到，当今的社会理论已经完全瞄准了资本主义。

新的管理主义的国际话语系统所拥有的资源可以被列举为如下几条。

第一，商业组织的环境可以被描述为多样的、复杂的、行动迅速的，因而也就是“不明确的”“模糊的”或"可塑的"。最近，描述的灵感大多来自非线性系统理论，尤其是来自像卡斯蒂（Casti）和普利高津（Prigogine）这样的学者的著作。③第二，商业组织试图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打造一种超强的适应能力。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实现，这些方式的总和构成了国际企业界的“语言学转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试图制造恰当的隐喻以便它能够以有区别的（通常是有偏向的）方式来观察他者与自身。④同时，它也尝试着将新的隐喻植入劳动者中去。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中包括实践学习——将劳动者置于需要共同应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环境中，使其在真实的实践中学习。①企业总是对意会的知识（即那些大家熟知却无法表达的知识）的来源和信任产生的根源非常关注，无论是劳动者之中的还是与其他的企业间的。对于意会知识的研究完全来自迈克尔·波兰尼（Polanyi）的著作②，而不是来自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或鲍德里亚等人。波兰尼的观点源于格式塔心理学。他最著名的观点是，“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③，作为调动劳动者全部潜力的一种方式，它已经成为商业的核心话语。正如他本人常讲的，他的著作强调了产生信任或信心的重要性，因为“真正信任的核心是……通过信任他人而间接地获取的”④。第三，因此，商业组织必须成为灵活的实体，它总是处于行动中，“前进，哪怕是跌跌撞撞或踉踉跄跄”⑤。踉跄前进依然可能会赢得生存或繁荣，尤其是通过发展出一张文化的和企业内外广阔的社会网络。文化将产生出学习的传统，作为集体的记忆，它一方面能够保持组织的持久警觉，另一方面为创新积蓄能量。社会网络则既是知识的渠道又是信任的桥梁。第四，商业组织被看成是文化实体，这一点上文已经阐明，它试图产生新的传统以及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新的表象。由于知识（尤其是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文化的信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透明化了，这一实体对世界逐渐采取一种伦理的立场。⑥换句话说，商业组织正在逐渐将自身建立于“对现成知识的拒斥”之上。①

第五，商业组织必须由愿意为之效力和拥有意志力的主体组成。因此，福柯教会式的规训原则，作为规定新的个体的定义而被吸纳进商业组织之中。

为古老的“有机体”的艺术理念注入崭新的奇异的生命力——“有教养的道德人格”和“作为工作艺术的生命”……工作不再被当成是施加于个体之上的痛苦的义务，也不是人们出于工具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而是个体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正如坎特（Kanter）①的评论，在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中，生活应有一种“浪漫的品质”。

通过将工作仅仅看成是那个连续的统一体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试图将自身变成自我负责、自我规范、自我满足的行动个体；“企业”试图通过给工作重新注入为官僚主义所粗暴压制的——情感、个人责任感、愉快工作的可能性等，使秩序化了的工作重获魅力。②

从某方面而言，与管理主义的话语同样重要的是行动者数量的增长，这也是这一话语能够在全球广为传播的原因。仅仅从20世纪60年代始，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突显的并逐渐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循环。这种现在已经获得自组织能力的文化循环，促成了管理学知识的生产以及这一知识向管理者的传播。自身增长也带动着胃口的不断增大，现在，该文化循环对新的知识有着持续贪婪的需求。管理主义的话语最主要的生产者有三个：商学院、管理咨询公司和管理学专家。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正规的商业教育，尤其是MBA课程，培养出大批的学者和学生，他们肩负起了新的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的使命。③在美国，世界公认的最极端的状况是，几乎四分之一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主修商科专业，而商学院的数量相比1957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①在顶尖商学院，教授们相互竞争给学生传递新的观念。事实上，今天一些商学院如公司一样地运行着。例如，沃顿商学院的一位系主任托马斯·盖尼蒂（ThomasGerrity）尝试着用商业程序来重塑学校的运转方式：

在公司中，重建意味着要大动干戈，拆毁所谓职能烟囱，并重新分配团队任务。盖尼蒂教授将学生和教授们各分成六个团队：每个学生团队中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非美籍成员；每个教师团队的成员必须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团队内部要进行评估。盖尼蒂教授同时打破了学院和大学、学界和商界的界限。学生们现在为大学的其他部门和当地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例如，如何将医学技术市场化。令许多学者懊恼却令企业感到振奋的是，他们同时研究如“领导力”等软性的领域。

至于另外一些重建的活动，许多东西打着重建的旗号，看起来倒像是给常识换上了新的说法（比如，学生们现在都要出国去接受“全球性的洗礼”）。盖尼蒂教授将学院体系转换成了授予职位制和年薪的增长制，目的是从强调发表学术文章到强**学和领导力的转变，前者曾经是通向成功的唯一方式。他雇用了一家名为“意见研究”的政策公司，对他所在选区的选民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他还引进了一套教导系统，资深教师可以借助它来指导经验不足的教师开展教学，以及通过品质圈，学生们可以通过它来向老师表达对教学的看法。②

另外一种产生和传播新知识的方式是管理咨询，③这无疑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在管理咨询协会注册的管理咨询师的收入翻了一倍；从1980年到1987年，增幅达到5倍。在英国，1980—1991年这11年间，MCA的注册咨询师的数量翻了4倍多，达6963人，咨询师的收入也猛增了近11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据报道，全世界范围内的咨询师数量已经增至10万人之多。全球咨询企业的主要成员在近些年业绩的增长证实了从80年代以来全球商业的持续增长。安德森咨询，作为最大的咨询企业，宣称他们一直保持9%的增长率，在经济萧条的1992年这一数值甚至高达19%。第二大咨询公司，在1987年到1993年间，营业额实现了成倍的增长，达到120亿美元。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世界第三大、欧洲第二大的咨询企业，其营业额在1993年前5年期间增长了107%，在全球125个国家拥有员工共66000名。①

据基布尔（Keeble）等对英国增值税数据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管理咨询行业共由1。1777万家企业组成，总营业额超过25亿美元。咨询类的公司在资本的文化循环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首先，它们能够提供新的观念。例如，阿瑟·安德森公司：有三个研究中心和一个大型国际数据库，4万名咨询师在为这个数据库提供支持。公司1995年在培训方面耗费了将近7%的营业额，大约2。9亿美元，超过了任何一个竞争对手。一个与安德森的合作机会意味着，安德森公司需要花费1000小时来对之进行培训，其中一部分要在芝加哥郊外的150英亩大的企业培训园进行。①

他们对大部分管理学知识进行打包，通常将之改造成可以在不同的情形中不断套用的公式。引用拉图尔那句现今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

每一个新的任务对于咨询师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他可以通过将遥远的事件、地点、人物与客户建立起关联并为之所用，从而展现自己的特长和独特的竞争力。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a）将这些事件、人物等资源处理为可变化的，以便可以将之拉入新的境况中；（b）将它们处理成稳定的，这样在不停地来回拉伸中不损其原貌；（c）使之能够被整合，以便其传播、合并、叠加。②莱格（Legge）认为咨询师正是通过如上方式（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即以等式或包裹的形式，将遥远的企业经验变得可供使用，可被整合。③麦肯锡公司的去中心化的包裹，HayMSL公司的职位评估包裹，甚至是彼得成功的八个原则等皆可为例证。④

为了使这些包裹能够对现存的和潜在的客户发挥作用，大量的国际化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还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交技巧。⑤这项工作收效显著。例如，拉姆塞（Ramsay）曾引相关报道称⑥，在1994年到1995年的18个月间，94%的英国顶尖企业都曾与管理咨询公司有过合作。新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还有另外一个渠道——管理学专家⑦。这些专家有多种类型。胡克塞斯基（Huski）区分了学术型的专家，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MossKanter）、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Levitt）、约翰·凯（JohnKay）、加里斯·摩根（GarethMan）、彼得·森格（PeterSenge）;咨询型专家，如詹姆斯·钱皮（JamesChampy）、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汤姆·彼得斯（TomPeters）、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和大前研一（Keniae）;英雄型专家，如马克·麦考马克（MarkMack）、盛田昭夫（AkioMorita）、约翰·哈维一琼斯（JohnHarvey-Jones）、唐纳德·川普（DonaldTrump）、李·艾柯卡（LeeLacocca）。①还有一些专家不太容易被归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执行官本杰明·赞德（BenjaminZander），他在充满启发性的演讲中将管理比喻为音乐。②

这些专家通常只进行比较细微的操作，然而，却可能是关键性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由科维（StephenCovey）在犹他州的普若佛市经营的领导力中心了。

十年前由两个人创办的科维领导力中心，现在已经拥有700名员工，年收益达7亿美元。科维先生正在他的家乡普若佛市郊区为之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场地。但是，即便以它现在的状况——散布在城镇的周边——该中心依然是一架井然有序的商业机器。它的员工所能够接触到的科技量甚至会让一个记者艳羡不已。他们拥有强大的免费的援军，这都要归功于科维先生的信条——了解一个人的想法的最好办法是授业于他。该中心分为三个核心商业区。第一个是管理培训区域。一年四季那些空中飞人们聚集于此，花费一周的时间阅读“智慧文学”、爬山、谈论私人问题和商业问题并组建团队。第二个是形成私人管理师区域。该区域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学习设置优先性，比如，人们往往可能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慢跑上或者在岳母身上。同时，这也包括对各种约会的管理。第三个是新想法的诞生区域。该中心第二受欢迎的项目是——“以原则为中心的领导力”，以及第三个尚在准备中的项目——“高效率家庭的7个习惯”。①

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和管理专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例如，沃顿商学院的主任托马斯·盖尼蒂（ThomasGerrity）曾是dex公司的成员，“重构商业过程”的想法就产生于该咨询机构。这个术语现在用来表达“组织的灵活性”的概念。无论情况究竟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三类机制产生了绝大部分的管理类知识。这些知识主要以一系列的为数众多的“商业潮流”的形式出现②。在1950年到1988年间，例如，帕斯卡莱（Pascale）记录了26种主要的商业潮流。③当然，花名册上主要有质量循环、无纸化办公室、未来的工厂、企业家精神、品牌、策略联合、全球化，包含核心竞争力在内的商业过程重构，以及可雇佣能力；最近的一些有，新兴的潮流以及诸如组织的灵活性、加速组织化④、复杂性理论，甚至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等⑤。

接下来，这些观念都将被传播出去，而渠道和方法是多样化的。当然，首先，在商学院教授学生新观念；管理咨询师则不断地带给客户新的观念和新的做事情的方式；管理学专家通过有偿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洞见。其次，快速增长的商业媒体产业将知识进行打包和传播。早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非学术的管理书籍的出现，使管理学知识开始进入销售领域。例如，斯蒂芬·科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SevenHabitsofHighlyEffectivePeople）自1989年出版以来，曾在全球畅销超过500万册。①目前该书已经被翻译成28种语言畅销35个国家，在中国和韩国销售业绩尤佳。哈姆（Hammer）和钱皮的《重构公司》（Re-eheCorporation）于1993年出版，截至1996年9月已经在全球创下了200万册的销量，同时被译成17种语言。当然，管理学知识不仅仅依靠书籍进行传播，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磁带和影音资料。如《财富》《商业周刊》《哈佛商业评论》等杂志也都在散播着知识，无数的行业期刊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宽版报纸也都为管理类知识预留了版面，比如，堪称全球性的《金融时报》，在1994年开创了“管理摘要”的版面，并在1996年刊登了26个部分连载的对当今管理知识状况的报告。②同时，也有一定数目的交流管理知识的特定的电视节目在播放。

最后，还有一个尤为重要的传播管理知识的渠道——管理学研讨班。它是训练和逐渐形成的宗教复兴运动的联合体。这些研讨班在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然，它们的形式多样，首先，在最常见的研讨班中，重要的技能通常由培训公司或管理咨询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