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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证（第2页）

（a）“科学因而会是自主的，然而不会是自主的”（PD4）。

（b）“社会的可理解和不可理解是合在一起的”（PD15）。

（c）“相同的社会系统释放并且束缚生产力”（PD24）。

（d）“作为主体的社会和作为客体的社会是相同的，然而却不是相同的”（PD34）。

（e）“（记录语句）是真的又不是真的”（PD54）。“旁注”包含如下这个看上去明目张胆的矛盾：

（f）“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CM261）;“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统一简直是不可能的”（CM265）。

第三章强调，阿多诺的许多社会学文本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几乎不谐调的、经常矛盾的主张——例如同时主张和否认德国文化唯一性——而不是肯定的结论。

可以争论的是，阿多诺认为，人们能够“把这样的矛盾翻译为仅仅是语义学的矛盾”，也就是说，“证明每个矛盾的句子都指涉不同的东西”（PD24）。当然，（b）（c）和（d）道明了阿多诺在别处没有把矛盾公式化时所处理的问题。例如，（b）可以变成（b*）:“就合理性以交换来运作而言，理性主体能够理解它；但是就诸如劳动力与它成本的等价交换产生不平等并因而违背逻辑而言，或者就社会过程在理性主体面前已经变得准自主和固化而言，理性主体不能够理解它。”（参见PD15，PETG127）（e*）能够读作：“记录语句是经验观察的真实记录，但是，当它们前后矛盾或者为了掩盖隐藏在经验表面之下的东西时，它们就是不真实的。”在翻译（f）时，（f*）将涉及关于为什么理论是实践的阐释，例如，我上面关于陈述（A）的阐释后面跟随着大量的限制，又例如，如果强迫理论提出实践的解决，理论就不能够完成它的分析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坚持写出矛盾的公式?

“如果定理是矛盾的，”阿多诺阐释道，“那么这未必……总是定理的缺陷。”（PD26）换言之，即使在它们违背排中律的地方，所提及的矛盾也不仅仅是逻辑的。例如，要是一个由人的合理性再生产出来并且因此能够被理解的社会，却作为一个违背逻辑的进程而变成自主的，以致主体不够理解它，那么这个社会自身就承载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些倾向使得社会“自身就是矛盾的”（PETG127）。（b）和（b*）道明了社会的对立倾向。但是，公式并不是可交换的，更为清楚明白的（b*）也并不必然是更为准确的。两个公式在它们如何传递社会因而产生的矛盾性上有所不同。（b*）将不得不添加上“矛盾的”这个同一化的概念，该概念只有对智性结构来说才是真正适合的，因此当它运用到社会—物质的生活中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切除”某些东西。（b）也回应了社会的矛盾性，并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道明，即道明“质料……本身是矛盾的”。然而，与（b*）截然相反，（b）借助于“悬置对非矛盾性的关注”（PETG160），对社会“从非矛盾的逻辑中撤退出来”（PETG171）做出反应。（b）里面对社会矛盾性的回应是被写出的矛盾。（b）对社会的矛盾特性的传递是通过扮演特性，而不是把特性同一化。对于阿多诺来说，这使得（b）胜过了（b*）。（b）在它的模仿契机中，即在它肖似于社会的矛盾性的地方，表现了社会的矛盾性。（b）道明了（b*）这个同一化所意指的社会的相同矛盾性质，但是并未附加贯穿于（b*）的不甚适合的范畴，因而没有它的同一化的缩减。“（矛盾的句子）的形式……较之于某种程序来说更为敏锐地表现了客体的结构，这种程序通过避开认知的超科学客体中不令人满意的东西而获得了科学的满意。”（PD24）“辩证矛盾表现了真正的对抗，这些对抗不会在思想的逻辑—科学系统中变得可见”（PD26）。阿多诺反驳了波普尔的（1940:410）一个确信，即确信无矛盾的理论是“无用的”，因为它不传递“信息”。阿多诺认为写出矛盾是社会学文本对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忠实道明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相同的理由，“以非矛盾性为其最高尺度的理论构思因而进入与质料的矛盾之中”（PETG127）。通过“概念的差别和操控”来“否认……质料中的矛盾”是阿多诺（1991a:109）未曾准备要做的一个妥协。

矛盾看起来也实现了先前提出的社会学著作的另一个表现目的。例如（f），矛盾表明主体未能以逻辑一致——即未能服从指导分析的推理规

则——的方式阐明现象，这里是指社会中介中的理论一实践关系。不过，对于阿多诺来说，在这里，“使自身显现为恐怖的”东西，用他在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语境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可能不甚关乎主体的无能，而更为关涉不能解决的东西的“真相”（HTS146-147）。矛盾可以被解读为对出现在社会分析面前的真实障碍的回应，并因而是对它们的道明。（f）里逻辑一致性的崩溃似乎传递了社会生活的反抗，即反抗被主体的推理所阐明。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分析的障碍在概念上被同一化了。毋宁说，（f）自己与推理规则的差异肖似于社会现实对被逻辑思考所阐明的违抗。换言之，矛盾与逻辑的对立扮演了并因而模仿性地表现了一种抵制，即抵制对被社会所纠缠的理论一实践关系本身进行理论分析。反过来说，社会在它的“自然”的“不自主”永存上是不服从的、“难分解的”，这也由涂尔干的事实（PD12）而得到了道明。因此，通过写出（f）而非谅解（f*）来扮演社会对于主观逻辑思想而言的难以驾驭，相当于表现而非仅仅同一化交换社会的固化条件的不透明性。

阿多诺的另一个文本“偏心率”是他对外来词的使用。“旁注”以及“辩证的后论”（包含“旁注”的小节）这些标题分别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而理论一实践构造本身包含了显著数量的外文术语和短语。阿多诺使用希腊语的伪义词（Pseudo-）和同义词（Synonyma），以及希腊语的派生词“反题”和“诡辩”，还有拉丁语的“永无此日”以及拉丁语的派生词“篡夺”“免除”“转让”和“复归”。他从现代外国语中借用了法语的“色调”“不由自主”"根本上”和“公意”，英语的“偶发事件”“条件反射”和"拒绝购买"，以及匈牙利语的派生词“马嚼子”。阿多诺的读者对他文本的这个方面抱怨连连（NLI185）。他们的烦乱也许会被误导，但是对于阿多诺的解释者来说这一点是幸运的，即促使他为外来词的使用进行辩护并阐释它们的社会学潜力。

阿多诺的辩护从一个明确的想法出发，这就是，文本中有些段落是德文术语所无法表述的。本雅明（1996:476）把作家想象为外科医生：“借助小心谨慎的笔迹线条，手术者切开刀口、置换内部口音、烧灼词的增生，并插入外来词当作银质肋骨。”"银质肋骨，”阿多诺说，"帮助病人即思想继续活下去，因为它病起于有机肋骨。”（NLII290）但是，对外来词的这个辩护还包含着一个更为复杂的论证。不仅外来词通常是更加准确的概念，而且“外来词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服务于真理的表现”（NLI18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阿多诺坚持认为，外来词对于表现的服务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即与拉扎斯菲尔德相反，一个熟悉的术语不能够“表现相应的拉丁词能够表现的一切”。

阿多诺就杜登的（1990:13）《外来词词典》进行了辩论，我在本书的研究中也一直在查阅这本词典。该词典对外来词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只是为了设法避免“冗长和不完备的”德语，道明“内容上的逐渐相异”“文体上的”变化或者句法上的拉紧。如果它们限制理解，那么它们应该是完全被避免的。阿多诺并没有声称外来词是无害的，他强调说，它们正是由于它们的外来性而具有重大的优势：人们不必“否认”它们的陌生性，“但是……使用它”（NLII286）;“在它们情况最糟的时候，人们必须为它们辩护……在它们作为外来物纠缠语言的身体的时候”（NLII288）。阿多诺解释说，外来词的不可理解性传递了现实和熟悉概念之间的巨大分歧（NLI189-190）。外来词取代德语词不仅是被他的词汇表所迷住的知识分子的癖好，而且回应和道明了日益不熟悉的世界对熟悉的语言的抵抗。这种抵抗没有被同一化。毋宁说，在“纠缠”有机母语的“语言的身体”的时候，外来词逐渐模仿性地扮演了外来世界对主体自己的概念的挑衅。既然现实的外来性乃是社会整合的世界的外来性，那么“陌生词”就展现了交换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是社会学家们可以从它们中所学到的东西：

它们的事物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越是变得陌生，词就必定越是以陌生的方式表示对它们的抵达，表示讽喻性地促使事物得到清楚说明。社会越是深地被它的准自然存在和它的合理性存在之间的矛盾所分开，外来词在语言的空间里就必定越是保持孤立。它们对于人类的某一部分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他者而言则是威胁，然而它们有着它们作为异化本身的一种表现的合法性。（NLII289）

这也涉及社会批判。就像矛盾是逻辑的伤疤那样，外来词是“语言的生物性身体上的历史伤疤”（阿多诺，1989:35），它们作为异化的表现乃是这个不可理解的、充满威胁的物化世界中个体所受折磨的表现。“伤疤”“身体”:这些不仅仅是隐喻。在阿多诺看来，所有的痛苦都是以身体来中介的。①文本的伤疤展现了交换社会强加在主体上的创伤。通过矛盾和外来词，悲哀说：“去吧”，这迫切要求人生产的事物得到清楚说明，并要求异化逐渐消退。只有在一个“连同事物来命名自身的社会”中，外来词才是可理解的，而文本的伤疤也才是可以得到治愈的（NLII289—290）。同时，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想要使他的速记员免于这一点，但是阿多诺的读者可以在身体上经验社会的异化：停顿，抬起他们困惑的头，展开他们的臂膀并伸手拿取词典。②

阿多诺社会学构造中的另一个频繁出现的样式是反叙法。修辞学把“双重否定”[科克罗夫特和科克罗夫特（CodCockroft），1992:133]和“反面否认”[拉纳姆（Lanham），1968:63]命名为反叙法。阿多诺的“实证主义争论导言”就是以下面的双重否定和反面否认为特色的：

（g）“如果强势的认知没有完全放弃艺术，那么它就没有转至非理性主义”（PD34-35）。

（h）“辩证法不是一种独立于其对象的方法”（PD9）。“旁注”包含了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反面否认：

（i）“实践并不独立于理论而进行，理论也不独立于实践而进行”（CM276）。

（i）明确道出了阿多诺看待资本主义中理论一实践彼此关系的视角。①此外，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他构想出的是这种含蓄的、否定的反叙法，而不是更为确定的、肯定的（i*）:“实践依赖于理论而进行，理论依赖于实践而进行。”阿多诺没有明确地讨论反叙法，但是以下考察或许有助于阐明它在他的社会学文本中的作用。

“没有同一化人们就不能够思考，”阿多诺说，“任何一个规定都是同一化。”公然的同一化“理想”就是现实与它的概念的对应（ND152）。对应被表述为“X是Y”，例如，为了分析的明晰性而得到修正的（i*）:“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过目前，“对象并不进入它们的概念之中”（ND17）。实践并没有被“依赖于理论”的概念详尽无遗地规定，而概念则意在实践所不具有的特征（参见ND153-154）。如果思考遇到这种一致性的或缺，那么写作就会撤销提供像“X是Y”这样确定的、肯定的公式。思想被迫即刻满足于一种反面否认：满足于否认非Y适用于X，这个非Y与概念Y矛盾并且排除其对X的适用性。写作回应着现实的一种抵抗，即抵抗被“减少”所规定，这里就是较少确定的、含蓄的、否定的公式（i）:“实践不是不依赖于理论。”这个不令人满意的公式促使分析继续下去，但并不是无须标示出一个潜在地富有成效的方向。（i）表明社会现实——在它们的社会维度中的理论和实践——是多么少地参与概念的规定。社会现实“减少”到否定性并为读者提供极少可理解的内容，（i）甚至也许会被解读为扮演、肖似和模仿地表现社会现实对于主体的概念把握而言的难以捉摸，即它的不可预测。

阿多诺的反叙法的使用截然背离了对这种样式的修辞学功能的一般定义。科比特（Corbett）和康纳斯（ors）的（1999:404）观点是反叙法用于“加强我们所说的东西给人的印象”，这个观点与阿多诺的努力是矛盾的，因为阿多诺努力想要驾驭——根据对应标准——表现今天给人印象不深的同一化思维能力的潜在可能性。同样地，科克罗夫特和科克罗夫特（1992:133）对反叙法的定义也是与阿多诺的努力直接矛盾的，这是因为，他们将反叙法定义为使读者能够推断出“要点”已经得到“无限更为坚决的”指明，并且“有力地传递了低调的信心”;而阿多诺则努力想要认识到一种可能和一种无能，即可能沉默地表现信心的缺乏，无能更加确定地指明要点。这里也能够更加明确地画出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的分界线。波普尔的（PD297）列表宣称阿多诺的某些公式——例如，“社会总体自身并不过着一种超出它所统一的东西之上的生活，也不过着一种超出它反过来由之组成的东西之上的生活”，与更加简单的公式，例如，“社会由社会关系组成”具有可替换性。波普尔的这种翻译捕捉到了原作的某些意义。但是，阿多诺也许会指控他裁剪了原作的表现维度。阿多诺的公式是难以把握的，它只是含蓄地暗示社会由个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亦即通过否定总体性高于这样的一些关系，这表现了社会现实对概念把握的抵抗。尤其是，社会现在几乎不向主体透露，社会的总体性仅仅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波普尔的更简单的、更确定的肯定版本表明，社会是容易被译解的，而且它轻易地向主体展现它的人与人之间的构成关系。社会的整合——即整合到阿多诺的原初公式所详述的抵制澄清的网络之中——是完全沉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两个命题就不是等价的了：坏著作——如果人们想要这么称呼它的话——看起来是必要的。

这就是阿多诺的确信。他文本中的“某些偏心率”，他向他的出版商解释说，“并不在问题之外，而是（问题）本身所要求的”（阿多诺等人，2003:226）。阿多诺的社会学星座力图勇敢地面对它们那些受社会所影响的障碍，随后的公式协助社会学文本道明了这些障碍。通过引发语言的模仿契机，社会学著作试图超越它对“过度紧张的范畴”的依赖，并且试图发展表现以下两件事情的潜在可能，一是社会现象的具体方面，比如社会矛盾；二是交换社会中的主要倾向，尤其是它的整合的、僵化的条件。①

3。理论一实践的再构造

我说过，有问题的段落把社会对澄清和显现的抵制表现为不透明的自然，这些段落既是有益的又是误导的。之所以有益是因为，它们表现了社会的异化的、紧密整合的刺激，否则这种刺激必定被“过度紧张的”同一化范畴所标示；之所以误导是因为，甚至在社会的僵化之中，社会也是一个人类的、历史的产物。例如，这种两难影响了“旁注”中像（f）这样的矛盾段落：理论是实践，但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情。阿多诺要求这样的模糊段落必须在更加新的努力中得到再构造，即努力恰当地把现象——这里是社会中介中的理论一实践关系——解密和呈现为可被创造它们的人类所理解的历史现象。“逻辑……和方法……有义务把握……逻辑矛盾”，“保持同一的范畴对多样性材料的不适用”，并且有义务使得“非逻辑性……成为可理解的”（PETG160-161）。②

为了促进对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审查，阿多诺重新安排了两个概念并且把它们同两个历史范畴联系起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歧”必须“追溯到最为古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划分”。阿多诺认为，只要一种精神秩序指导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到中世纪——那么理论—实践的分离很大程度上就一直是不被考虑的。一旦秩序和它的“实践方针”在文艺复兴中崩溃，有一点就变得明显了，即理论不为行动提供直接的教导。实践的启蒙理性的形式的、抽象的性质继续反思这一点（CM26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今天，理论一实践的分离仍然具有至少三个真理元素。首先，试图自由地追求其社会—分析的目的的理论切不可强迫自己符合实践建议的要求（CM276）。其次，实践仍然关联于生存斗争中体力劳动之苦苦努力的否定性内涵（CM262），而理论则关联于这样一些人的特权，他们免于“像尼采的（2005:9）查拉图斯特拉那样的……物质劳动，享受他们的智力的快乐”。最后，尽管任何“智力为了它自身的存在都预先假设了物质劳动”——特权靠着剥削**换关系中的他人的劳动而过活，但是特权也鼓舞了一种乌托邦的观念。考虑到痛苦的、强制的实践负担，“正当实践的目标将是它自己的被废除”，尤其是既然“技术生产力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亦即使物质劳动的普遍免除成为可预见的，使它向着极限值的化约成为可预见的”（CM266—267）。①

阿多诺的理论—实践星座的再构造也旨在从历史上把理论阐释为实践。如果理论要译解社会—物质的现实并指出真正变革性实践的可能性，那么阿多诺上面所论述的理论就在实践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本身就是实践的。这适用于“原始人，原始人思考他如何能够保护他的小火苗免遭雨淋或者在哪里能够找到躲避风暴的处所”，并且也在同样程度上适用于“启蒙者，启蒙者分析人性如何能够通过它对自我保护的兴趣来逃避它自己所招致的被监护”（CM264—265）。阿多诺在这里参考了康德，但是并非无须附加一点，即每当他自己的作品有助于破除意识形态并促进“某项向着……成熟的运动”时，它也具有“某种实践的影响力”（CM277-278）。

在这样一些再构造中，现象的矛盾性质以及完全译解凝固社会整体的困难从未被彻底克服，这要求社会转型粉碎社会对分析的抵制，因此，社会学著作中流行着一定程度的“不清楚”。“旁注”并未提供文本在稳定增长的澄清过程中所朝向的理论和实践的结论。阿多诺重新安排了两个包含在（f）中的矛盾陈述，并进一步阐明了理论一实践的关系。但是，矛盾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作为问题的现实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译解。理论必须保持自主，而不能够被迫满足实践的目的。但是同时，“实践没有独立于理论而进行，理论也没有独立于实践而进行”。阿多诺既未反驳理论和实践是分离的，也未反驳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是说：“如果理论和实践既非直接一致也非绝对不同，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是一种非连续性。”（CM276）第三章所援引的阿多诺的社会学反思从未让调查到达最后的安息。相似地，“旁注”星座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中有关理论一实践关系的结论，它在这样两个方面之间轮流交替：一个方面是一些不清楚的段落，这些段落表现了现象的矛盾性和破坏对它的思考的社会条件；另一个方面是再构造的企图，即企图从历史上来译解事件以抵制社会之物天生不可测这个观念。阿多诺警告他的社会学学生们说，面对分析和阐释像资本主义条件一样复杂而不驯的社会现实，这对于社会学著作来说乃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如果你问我，我在这里借助方法实际上了解了什么……我会说，方法确切地在于，一方面，人们当然……无法使得现实的彼此矛盾的非逻辑的和反逻辑的契机……井然有序，仿佛遵从形式逻辑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适合）人们……试图在他们思考这些与形式逻辑相矛盾或背离时所把握的（方法）……人们因此当然反过来被导向一种更高的非矛盾性。（PETG161）我注意到，阿多诺在艺术和理论语言之间进行比照。曾经对脑力劳动的划分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学家在这里商讨——但愿是暂时的——艺术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界线。他对现代艺术作品中“模仿性”和“结构性契机”的讨论似乎同样适用于他社会学文本的双重努力，这就是努力使自己类似于固化的条件，但又把解释推向前进以避免误认。“表现是痛苦的否定性，而结构是一种企图，即企图通过超越未衰减的因而不再暴烈的合理性的视野（异化）来抵挡异化的痛苦。”（1999:257）这种社会学著作证明了该学科的双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