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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中的星座（第1页）

一、社会学中的星座

阿多诺关于书面语言的观念取决于他的“构造”或者“星座”的见解。阿多诺常常把他的解释性思考描述为构造性的。①星座是“理性的……工具”，这些沉浸在“材料”（1977:131）中的工具“穿透了那隐藏在作为客观性的外观之后的东西”（NLI4）。同时，构造也刻画了阿多诺的写作进路。双重意义绝不是巧合：“被思考的一切也都是语言的。”（ND117）对“星座”概念的简短介绍为呈现阿多诺的视角准备了基础，这些视角面向尤其是社会学著作上的问题，面向实现社会学文本的目的的构造潜力：对社会现象和交换社会的一个“非常严格的”（SSI581）说明。

（一）构造概念

阿多诺的星座有三个较为宽泛的特征。首先，它们由多重的范畴组成。他强调说，理论仅有的策略就是概念，“它不能够把它的本体基础粘贴在文本上”（1999:258）。然而，概念已经“在异化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失去了（它们的色彩）”（AE38）。思想没有清除掉令人满意地表达其所指之物的单个范畴。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张开着一道鸿沟”。所有概念的这个“可测定的失败”意味着，没有人能够独自穷尽分析。理论必须“召唤”其他概念来考察世界（ND62），集合关键的诸范畴来依次开启每件事情的锁闩。

其次，概念在构造中是彼此平级的。②如果解释和说明要依靠一个“基本范畴”，那么这个范畴将不得不首先被清楚地加以规定。阿多诺借助杜比斯拉夫（Dubislav，1931:2，17—20，PTI9-10，PTII15）指出，定义确定了一个“记号”的“意义”或“使用”。一个概念可以对比另一个概念来定义，或者在观察中得到“直证的”规定。然而，把另一个范畴当作安全的定义基准来依靠或者把观察当作规定因素来依靠是靠不牢的（PTI11-12）。很像人们不借助词典来学习外语那样，一个范畴的意义只有在与该组合的所有其他概念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具体化：“每个范畴都是通过与其他范畴的构造来得到分别说明的。”（NLI13）一个在等级上高于其他范畴的基本范畴是社会学解释所无法采用的。构造“是协调各个元素而不是使它们成为从属的”（NLI22）。阿多诺不相信寄托在“咒语”或者“单个范畴”上的社会学框架，这种“单个范畴……能被贴附于一切东西”并且“靠着它……一切东西都能得到阐释”:“重要的概念……形成了用以进行阐释的诸范畴的语境或星座，而不是召唤它们中的一个来充当所有工作都要做的女仆。”（IS113）

最后，构造既不是“非逻辑的”也不是“与推论程序的简单对立”，而是“服从”逻辑和推理的“标准”的。“句子，”阿多诺坚持认为，“必须前后一贯地衔接。”考虑到概念的平级，星座所缺乏的乃是由以进行演绎或推出结论的第一原则（NLI22）。尽管遵守推论程序，但是构造不能够在逻辑上一步步地从一个更为普遍的范畴出发或者走向它。考察现象的星座包括“重组（umgruppieren）"概念的实验（1977:131）。概念依照逻辑推理彼此相关，但不是作为一个“系统”。毋宁说，“一个契机说明了另一个”（HTS109）。构造性的分析追求“智性经验过程中概念的……一种互惠的相互作用”。概念“没有形成连续的运作。思想不是在一个意义上进步”，但“各个契机就像在地毯中那样彼此编织”（NLI13）。星座是一些平级概念的组合，它们根据推理规则在有所协调的关系中得到配置和再配置。

交换社会为社会学家们所制造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对社会分析的追求，而且在于他们记述社会现实的企图。构造性的程序构成了阿多诺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他坚决认为，构造性的文本为满足社会学著作的目的创造了机会，以便呈现并批判性地道明社会现象和交换社会的决定性特征。

这种潜在可能是三重的。随着对整合做出反应，构造把现象呈现出来，因为它们的特点是它们的社会维度。在这么做时，星座表现了社会现实的关键方面，尤其是弥漫于现象的社会整体的关键方面。最后，再构造获得了看待社会的历史方面的视角。

（二）社会学的构造和整合

社会整合使得个别现象日益被社会整体决定。因此在社会学上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现象凭借其特有的社会维度所获得的属性来考察和呈现它们。“资本主义系统的整合趋势，”阿多诺说道，“使得对星座的搜寻成为必需。”（ND168）星座在现象的历史中介中“寻找现象的真理内容”，而“整个社会就沉淀在现象的历史中介中”（NLI11）。

社会整合造成了两个社会学问题。在每个个别现象和事件都同社会中所有其他现象和事件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孤立地对待。“特殊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而……由于它的被中介性……总是它自己的他者。”（PD35-36）单个现象必须根据它们联系社会中其他现象所获得的属性来加以考察和呈现：“事物本身就是它的语境，而不是它的纯粹私我。”（ND165）

此外，系统——社会的关键词是：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它作为所有契机对所有契机的普遍依赖，把关于因果性的讨论当作过时的东西来彻底检查，徒劳地搜寻在单一社会中被认为应该是原因的东西。原因现在只是（社会）本身。因果性已经撤退了，因为它热衷于总体性。

“普遍社会化的社会”使得因果序列中的“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单独状态的追溯”变得靠不住了。“每个（状态）在水平上同样也在垂直上同其他状态结合在一起，使一切都略微改变就是被一切略微改变。”“在总体的社会中，一切东西都平等地接近中心”（ND264-265）。社会学必须调查贯穿于每个现象中的所有因果序列。①

在竭力考察和记述社会现实时，社会学能够通过遵循构造程序来处理这两个问题。对于孤立现象的不可能性，星座通过召唤诸多范畴来做出回应。将概念相互联系起来意味着联系其他概念来讨论一个概念，并使它“摆脱它的私我的魔咒”以致“客体能够向着……它位于其中的星座的意识敞开自己”，这种意识还关乎“在它之内……和之外的……历史”，关乎“它在其中有其位置的包围着它的某样东西”（ND165）。使概念集合起来和彼此联系起来有助于突出现象的各种属性，这些属性是该现象通过它与社会中其他现象相纠缠而获得的：它的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在这里，阿多诺的主要社会学参考文献之一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1978）。阿多诺认为，韦伯煞费苦心的“概念收集”构成了一种企图，即“企图……表现”“广受欢迎的核心”，如资本主义所“瞄准”的东西（ND168）。阿多诺的构想也令人想起齐美尔的社会学，特别是如果有人追随克拉考尔对它的解读的话，对此阿多诺大概是深入了解的。根据克拉考尔（1995:233）的想法，齐美尔迷宫似的社会学文章试图“把现象从它们的孤立中……解放出来”并且“表明每个现象是如何嵌入更大的生活语境中去的”。齐美尔展示了“无数的社会显现”，这种展示着眼于这些社会显现与其他社会显现隐蔽的相互联系以及相互作用。这并不是要否认阿多诺和齐美尔有所不同地设想了这种构造运动：阿多诺关注整合的资本主义整体在历史上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网；齐美尔则把“组成社会的社会关系网或网络”概念当作一种总体性来加以抵制，并且把“社会进程”看作“去历史化的”（弗里斯比，1981:96，另见1985:41，59，71）。①

对于从一个现象到另一个现象的追溯在单向因果链中的不可能性，阿多诺的构造通过把概念视为平级来加以回应。在“原创性……已经变成谎言”的“社会化的世界当中”，构造摒弃了对用以进行阐释的第一范畴和概念等级的寻求。相反地，由于使概念在协调的形象中彼此交织，星座把“所有的客体”都视为“平等地接近中心”（NLI19-20）。这样，每个整合现象中的交集就都能够被捕获了。

阿多诺拒绝笛卡尔（1960:50）讲究方法的规则，即“每个困难”都必须被剖析“为尽可能多的部分”;批判作为“原子主义的”（PD41）维特根斯坦的论点，即“命题分析必须把我们带到基本命题”（1961:59），这些基本命题在一起给出了“关于世界的完整描述”（1961:63）;并与波普尔的（参见PD88）一个想法进行争论，即社会学的素材可以被分为单独的问题。“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所谓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预设了这个语境。”（PD41）对社会现象的“调查”只要忽视现象在社会整体中复杂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叉，就始终是“虚假的”（ND166—167）。这些相互依赖必须在社会学著作中得到反映。构造性地对待社会现象有满足这种社会学目标的潜在可能：根据一个现象在普遍社会化中联系其他现象——它的社会维度——所取得的特征对它进行考察和呈现，不管这个努力目前可能是怎样地没有结论和无穷无尽。

（三）表现社会现实

单个概念被社会限制在它们的同一化的能力之中。这在第一章中很明显，在那里，社会一再地躲避概念；在第三章中关注了社会学材料和分析的局限性；第四章涉及规范性范畴的缺陷。有限概念的星座当然也不能够详尽无遗地将现实同一化。然而，阿多诺相信，构造是在个别现象的社会维度上呈现它们的，所以构造有潜力取得进一步的阐述模式：它们表现有关社会现实的某些东西，尤其是社会整体的方方面面。阿多诺（1999:111）从不定义表现，他强调定义表现很困难，因为它不同于概念的同一化。对他有关社会学构造的表现潜力的看法的理解取决于对他有关模仿以及首先有关阐明的想法的理解。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两个方面。这里可以提供初步的澄清。

与维特根斯坦的（1961:151）名言“对我们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相反，阿多诺拒绝使他的语言在同一化失败的地方保持沉默。他估计到一种可能性，即星座表现了进行同一化的概念所“切掉”的东西。“通过将以事物为中心的概念置于关系之中”，语言“服务于概念完整表现所意味的东西的意图”（ND164，另见HTS100）——“说……不可说的东西”的意图（PTI82）。在社会学的构造中，表现主要构成了说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那些没有被社会学概念充分说明的方面，尤其是社会整体难以捉摸的特点——的另一种方式。

阿多诺表现社会的策略起先听起来是令人失望的：“哲学的自由无非是帮助它的不自由获得发言权的能力。如果表现的契机想要比此更加重要，那么它就退化为一种世界观。”（ND29）再说一次，这几乎根本不够，但重申一遍，它并非一无是处，因为表现限制思想的障碍恰恰意味着表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

把概念集合起来的星座对社会整合所造成的社会分析的局限性做出回应，它们可以被解读为对这些障碍的说明。召唤平级概念传达了对社会把现象整合为基本和因果分析的抵制。这些障碍并没有在概念上被同一化。集合概念的过程本身传达了——即表现了——现象对基本和因果分析的抵制。既然这种抵制在于将现象卷入交换社会密织网络中去的社会整合条件，那么通过召唤平级概念来表现社会分析的障碍就等于表现社会整合——无须使用“整合”这个同一化的概念。

阿多诺特別不满意“异化”和“物化”概念，既然这些概念所意指的社会问题继续在他的社会学中扮演主要角色，那么他需要用其他方式来说明它们。阿多诺的希望取决于表现。阿多诺警告说，思想在“命题的澄清”（维特根斯坦，1961:49）中达到顶点的理想并非先天适用。“清晰性和明显性……本身不是被给出的”;“认知的价值”并不必然被“（它们）多么清楚而明确地……呈现自身”所决定（HTS100）。清晰性是思想和判断的一种属性（1993a:24），它“只有在思和所思证明相同的情况下”（1993a:33）才能界定思想。笛卡尔的（参见1983:19-20）清晰性理想只有当客体被认为能毫无歧义地得到理解时才是可执行的（HTS98）。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无法设想的。因此，可理解的语言是不可求的。在一个——对于其“受害者”（阿多诺，1973c:45）来说不通透的和“混沌般的”——被交换社会所包围的世界中，清楚的社会学著作的标准是悬而未决的。在社会学仍然规定清楚地写作的地方，它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否认由异化、物化、功能、结构这些同时过度紧张的术语所标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本性”（PD44）。①

通过回避这样的否认，社会学著作能够拓宽它的表现域。我认为，承认交换社会（中）思想局限性的反思潜在地加强了对深层社会条件的经验，这种条件似乎日益不透明了。阿多诺继续说道，语言必须旨在“说明世界正在逐渐被我明白的东西，我正在当作世界本质之物来经验的东西”（PTI

83）。无论何时，只要社会学著作遭遇到麻烦，尽管以清晰性为目标但卻变得不清楚，它就能够潜在地被解读为对当前社会分析的障碍的一种回应，并因而是对这些障碍的一种说明。文本对清晰性的限制能够传达社会现实对澄清的抵制，“误解是不可传授的东西于其中得到传递的中介”（P232）。此外，说明无须把这种抵制加以同一化便可起作用。正是这日益晦涩的过程——修正一下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句子本身变得不清楚——传达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表现了社会现实对澄清的抵制，它作为不透明本性的外表。这种不透明性反过来是一种异化的、整合的、物化的和固化的社会的不透明性。因此，表现澄清的障碍意味着表现社会的这些属性。①

阿多诺在一些段落里强调了有限语言的表达力量。例如，海涅诗中“词的不足”表现了面对无应答世界的主观“痛苦”。这样的缄默语言同时表现了主体和它的世界之间的“断裂”（NLI83）。②“对抗性的本质”位于社会学星座的不连续和断裂的背后（NLI16）。在著作碰到清晰性问题的地方，“社会—科学的认知……表现了”——无须使用过度紧张的范畴——“生产和分配进程的复杂本性”（PD44）。只要社会和个人仍然“没有和解”，“这种关系的说明”就是“真理”（PD36）。“人的社会异化”，“……对使物和人对于人来说变得仅仅是物的世界的祛魅给予不可理解的东西以意义”:它述及一个物化的和冻结的社会（NLI179）。这样的著作不仅仅有助于呈现社会。对主体与一个不透明的、异化的社会的遭遇的表现就是对痛苦的表现。社会学星座中的不清楚性有潜力让“悲哀”发声。通过不清楚性，“悲哀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简洁与它在阿多诺社会—批判计划中的紧迫形成反比关系：“去吧。”

（四）再构造

阿多诺斥责“清晰性的狂热者”想要“消灭”“典型证据”的契机，“在根深蒂固的模糊性的范围内‘这本来就是如此’”的契机。但是人们“不能停在那里”（HTS108）。不清楚性既不是可以避免的也不是令人满意的。不清楚的星座表现了社会对澄清的抵制，它的作为不透明自然的外表，以及它因而异化的、僵化的条件。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不可理解性的第二个意义不比它的误导更有教益。这是因为，星座试图呈现的“个体之物的内在普遍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沉淀的历史”（ND165）:沉积在如同地表元素那样的现象中的集体的、社会性再生产的人类行动中。

作为读者或者作者来经验不清楚的段落是不够的，为了它们的表现潜力而公开它们也是不够的。研读过黑格尔《逻辑学》的人几乎都不会否认它那令人沮丧的困难。但是，阿多诺坚持认为，读者也必须努力理解“为什么这或那必定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从而（理解）它”（HTS123）。类似地，卡夫卡的读者应该坚持“不可通约的、不透明的细节，即盲点”（P248）。阿多诺的建议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本。星座是可被译解的“清晰脚本”（HTS109）。在社会学中，不清楚的段落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否则，它们对交换社会的隐瞒就会和它们的说明一样多。阿多诺的著作本身不是把这留给读者，就像可以得到简短说明那样，而是打算处理它的麻烦构造以达到进一步阐释的目的。

在阿多诺的著作中，这个解释的进程，作为在不清楚性中达到顶点的概念星座的一种重新整理，也以构造的或者再构造的方式运作。概念继续被当作同等之物，并根据推理规则而得到再安排。当然，社会学中再构造的目的并不是文本段落的澄清本身，而是要防止对根本社会现象的歪曲。概念构造的再安排最终构成了一种企图，即企图发现社会对理解和呈现的抵制中的漏洞，并且在现象的不驯服的社会中介中借助考察来尽可能澄清现象。“社会降临在个人身上的东西对于（个人）来说确实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特殊的东西不会重又发现自己处在普遍的东西之中：这种不可理解性的确不得不由科学来加以理解。”（SSI240）

理解僵化的社会现象及其社会维度意味着把它们解码为是其所是的服从于人类介入的历史现实：

意识到事物矗立于其中的星座差不多意味着译解（星座），（个体事物）作为已经生成的东西将星座携于自身之中……只有一种对客体在其与他者关系中的历史位置值也有所意识的知识才能够在客体中释放历史……客体的知识在其星座中是它自身所储存的进程的知识。（ND165-166）

社会学的双重性质也反映在它的文本维度中。在社会学著作中，但凡紧迫不清楚性既不遭到压制——因为不清楚性有益地表现了一个异化的、冻结的社会，也不得到宽容——因为社会学不能够放弃它的努力，即努力把社会现象表达为人类的历史事件。

人们必定记得，阿多诺从未感到能够克服社会的难以捉摸以及它对分析的抵制。无法担保再构造会避免进一步的不清楚性。阿多诺的星座道明了看待社会现实的各种不同视角，但是它们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它们并不必然发展出对处于社会中介中的现象的令人满意的澄清。表现的契机以及随后对现实的洞见构成了两个智性极点。正如文本所显示的，它在两种段落之间交替，一种段落蜷缩在困难中，表现了对当前条件中思想局限性的一种智性经验；另一种段落以再构造的方式来寻求解释，希望星座能破解手上事情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