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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座和模仿（第1页）

二、星座和模仿

因此构造性文本的三重潜力得以成形，以便回应交换社会为社会学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以便满足说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键特征的目的。在阐明这些要点之前，有两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构造性的程序可以根据本雅明的作品得到更深的探讨，在这里，本雅明的作品乃是阿多诺的主要资源和对话者。强调语言的模仿属性也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属性释放了星座在社会学上相当重要的表现潜力。

（一）本雅明的星座

运行于阿多诺社会学著作中的构造性程序得到了本雅明在《悲悼剧》这本书的序言中的星座讨论的鼓舞（A&。B9）。不过，本雅明自己在社会研究中有关星座的说明并不总是与阿多诺产生共鸣。对这些问题的更仔细观察有助于理解阿多诺对社会学中构造性著作的想法和意图。

本雅明的星座设想关涉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他把真理看作是一种由“理念”组成并且“决定经验现实……的本质”的“存在”（1998:35—36）。如何从现象的表面之下发掘理念的问题由本雅明对知识的批判而解决。真正的理念或者“现象”的“统一”直接作为“存在的统一”被交付给沉思。知识不能够把握理念，它的“对象”不适于“真理”，因为它只是借助中介承认统一是一种“概念的统一”。因此，理念尽管“只有……通过沉浸于材料细节中……才是（可）把握的”（1998:29-30），但是却不能够作为它们的“粗糙经验状态”（1998:33）中的现象统一而得到归纳性的确定。归纳仅仅是把理念和那些准确描述经验现象的概念等同起来（1998:43）。理念——现象的真正统一——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客观解释”来加以理解（1998:34）。然而，解释既不能够被委托给一个演绎系统（1998:32-33），也不能够被委托给“新的术语”或者智性直观（1998:35—37），所有这些都会使理念陷入概念知识之中：陷入“伪逻辑连续体”（1998:43）和“意在认识”的模式之中（1998:36）。在宣布放弃把真理投射到“知识的领域中去”的同时，本雅明提出了对经验世界的客观解释，这些解释旨在借助理念在其直接存在中的呈现来清楚地说明真理（1998:28—30）。这一努力的策略就是概念的星座。

本雅明认为，提出“理念世界的描述性计划”的“任务”将哲学家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崇高位置”上。科学家“剥夺”现象在经验表面上的“虚假统一”，同时把现象聚集起来并通过概念区别来划分现象。

经验现实由以得到划分的概念，以及因此得到拆分和释放的元素，被艺术家重新整理为一种新的统一或者“构造”（1998:32—35）。现象的客观解释——构造的建造——作为现象世界诸元素的安排或结合，终于把现象的理念呈现了出来。在星座中，理念——现象元素的联想统一——不是被那些集合在一起的各自分别的概念所沟通和意指的，而是在安排的无意图存在中得到呈现的，①真理终于呈现出自身（1998:29-30，35-38）。

阿多诺关于构造性社会学著作的沉思与本雅明的序言有着若干亲密性。就像本雅明那样，阿多诺承认，对经验的解释依赖于那些没有充分表达其所意指东西的概念。阿多诺拒绝了“操作性的”连续体，因为它们解释性地使用概念，如本雅明“伪逻辑的”连续体。可供选择的构造性程序对阿多诺1931年的唯物主义纲领和他的其余作品（例如1973c:3）来说是同样重要的，阿多诺（1977:127）和本雅明一样把这种构造性程序标为“分析性孤立元素……的结合”。最后，尽管阿多诺抨击本雅明有关理想真实性的“神话学”教义是非历史的，但是他赞同本雅明的“宏伟的……构造概念”（A&。K208-209）。构造意在使本雅明的科学家—艺术家能够呈现而不是简单地意指理想的真理，它们使阿多诺的社会学家能够呈现和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同一化交换社会的社会现实。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本雅明试图在社会研究中实现构造性程序的时候，阿多诺对他提出了异议。阿多诺的批判形成了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以及阿多诺后来数十年评论的一部分。一直有所争议的是，阿多诺的疑虑主要是由他的政治怀疑所促动的，即怀疑无产阶级在本雅明的计划中作为革命主体的角色（布克-莫尔斯，1977:144—159;伦恩，1982:166）。沃林（1982:163—212）的一本关于本雅明的书看起来更有说服力。这本书强调，对于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争论而言，方法论的和理论的不一致是核心的。事实上，正如我将要强调的，阿多诺对本雅明将构造用于社会研究中的企图进行了批判，而指导阿多诺做出这个批判的许多方法论的和“认识论的”（A&H173）考察专注于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构造如何能够满足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呢?

阿多诺主要讨论了本雅明的这样一些计划，它们关涉到一种集中于巴黎拱廊街的19世纪历史编纂学。①本雅明的目标为阿多诺所赞同，这就是通过星座原则构建“辩证的形象”。“当思想在充满张力的星座上突然停顿时，”本雅明写道，“它给予那个构造以一个震惊，借此思想得以结晶为一

个单子”（2006:396）:“辩证的形象出现了。”（1999:N10，3）本雅明试图呈现“经济在其文化中的表达（，）……一个作为可知觉原始现象的经济进程，②从中开始了拱廊街上的所有生活表现（而且，相应地，在19世纪）”（1999:Nla，6）。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描述”旨在把“现在带入一种临界状态之中”（1999:N7a，5）。捕获辩证的形象意味着捕获“过去的形象，它在危险时刻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历史主体面前”——再次屈从于服务现状的危险（2006:391）。这个“可辨认性的现在”（1999:N18，4）将成为“唤醒对已存在之物的尚未有意识的认识”的契机（1999:N1，9）。该形象必须向集体历史主体表明，它就是过去世世代代被践踏者在期望中所转变成的冉冉旭日（2006:390—391）。“这样一种历史描述”努力“超……‘越于思想的范围’”（1999:N10a，2）。

刚一接触到本雅明关于他计划的惯用技法的大纲，阿多诺就辨别出了他自己对构造性方法的解释和它在本雅明研究中的实现之间的差异。本雅明1935年的拱廊街报告把辩证的形象设想为集体欲求形象的呈现，它们叙述了克服不完善生产秩序的愿望，包含了新纪元的梦想，重新点燃了对无阶级社会的古老而集体无意识的经验。乌托邦梦想“把它的痕迹留在生活的千般构造上”（1999:4—5）。本雅明建议提取和使用这些“梦想元素”以便促进当前时代的历史觉醒（1999:13）。阿多诺拒绝本雅明把辩证形象当作一种影响它们“真理内容”的“简化”而“转到意识之中”（A&B105）。他坚持认为，构建辩证形象应当意味着构建“表达社会条件的客观星座”（A&。B110）。梦的主体是异化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他的精神状态是被商品世界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的梦却不能够同时描绘它（A&。B105-107）。阿多诺竭力主张，梦需被批判地解释为一种“现实的星座”（A&B106）。

循着这些争论，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本雅明的计划迫切需要对“辩证形象”进行“澄清”（A&。H1344）。但是，尽管本雅明修订了他的程序，他的提议还是一直搅扰着阿多诺，阿多诺继续强调对能够呈现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构造的需要。他认为，本雅明的形象还是没能实现。阿多诺的不断怀疑以他1935年起对本雅明构造性方法的解读的两个方面为转移。首先，他将一个意图归于本雅明，“这个意图……是仅仅通过材料的震惊般的蒙太奇使意义浮现出来”。本雅明的“代表作将仅仅由引文组成”（P239）。这并不是说本雅明依靠经验的直接性。历史在经验上的透明秩序并不是它的真理，而是作为在“胜利的队列”（2006:391）中被展示出来的历史，通过当前统治者的“万花筒”被看到的历史。本雅明命令“粉碎”这个万花筒（2006:164）。只有一种“从其语境中撕下的历史客体”才能在辩证形象中得到呈现（1999:N11，3）。援引历史并不意味着列举事实，而是意味着解释历史材料，解释的方法就是把它的诸成分从它们的直接经验语境中召唤出来并重新构造它们，以便建造形象。①阿多诺承认本雅明对社会的蒙蔽视角的反对（P236）以及他在《拱廊街计划》（ArcadesProject）中“将每个思想”从“妄想领域中扭转出来”的努力（A&。B381）。阿多诺强调的是，本雅明仅仅把作为材料解释的辩证形象的建造托付给材料的构造；他试图“放弃所有公开的解释”，与此同时把交换社会理论和明确清楚评论的概念排斥在构造之外；他追求“一种清除了论证的哲学的大胆冒险”（P23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同时，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的浮现主要涉及本雅明1938年的“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分析“来自上层建筑领域的个体特征……是通过把它们直接，……也许甚至是因果性地，联系于……基础建筑的相应特征”（A&。B283）。阿多诺援引了本雅明（2006:7—8）直接联系法国政府酒税资料对波德莱尔（1972:155—156）“拾荒者之酒”（Levindesiers）所做的解读。阿多诺声称，对于本雅明来说，“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现象……与其说意味着把它们阐释为社会整体的产品，不如说意味着……根据它们孤立的奇点把它们联系到物质倾向和社会斗争。本雅明因而试图避免……异化和物化”（P236）。

阿多诺断然拒绝了两种使用构造的提议。在承认本雅明的解释目的的同时，阿多诺怀疑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的“禁欲主义规训”——无须“理论解释”的材料构造——是否能够实现它们（A&。B281）。阿多诺甚至承认本雅明正在瞄准“最高等级的理论，它也许可以被称作哲学的或者社会的”，但是他质疑仅仅依靠构造“社会学上相关的材料”来实现“理论意图”的可能性（VSI17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阿多诺在评论第一个方面时说道，本雅明所处理的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所塑造的（PD39）。人们没有指控本雅明相信这个维度是直接可辨识的。但是，阿多诺坚持认为，本雅明的模式是为“理论建造”而保留的，这种模式就是在解释上获得超出材料的误导的直接性上的视角。通过把社会理论的概念和评论从构造中驱逐出去，本雅明摈弃了“通过全部社会进程”而带来的材料“中介”，并因而摈弃了对备受争论的社会决定现象的彻底说明（A&。B284）。

阿多诺继续说道，《拱廊街计划》的第二个方面——把材料同“社会历史……中的毗连特征”（A&。B282）联系起来——并未提供补救。在资本主义整合中，个别现象放弃了允许在某个具体情况上参考另一个具体情况而得出结论的“自发性、有形性和密集性”。“文化特性的唯物主义规定只有经过总体社会进程的中介才是可能的。”（A&。B283）此外，构造因而需要应对社会整体的概念。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本雅明的星座就不能够根据交换社会来充分阐释和呈现材料。阿多诺指责说，本雅明对构造原则的使用使他的“理念……被监禁在材料的无法穿透的层面背后”，并以“反对……解释……的共谋”（A&。B281）而告终，尽管他有解释的目的。阿多诺把一个来自“第二帝国”的例子摆在本雅明面前。本雅明（2006:8）认为，拾荒者的悲惨境遇“迷住了……贫困状况的调查者们”，而反叛社会的波希米亚人看到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极不稳定的未来”。对于阿多诺来说，这些相互关联并没有穷尽他就整合而言所标示的社会学解释的潜力：“拾荒者的资本主义功能”就是“甚至使垃圾也服从于交换价值”。本雅明的星座暗示却未能“说明”这一点（A&。B284）。

尽管借鉴了本雅明的星座方法，但是阿多诺揭露主导性资本主义条件的进路使他不同意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的构造的实现。阿多诺坚持认为，为了适当地穿透它的材料，构造性解释必须把它们同社会整体联系起来。这要求构造去吸收理论概念。阿多诺心中想着他的交换社会理论，对此我们在第一章做了介绍，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是参考。既然本雅明的星座放弃了理论概念和评论，那么它们就不能够——虽然是解释的——满足它们的社会—分析的和呈现的目的。尽管本雅明的辩护（A&。B289-296）无法在这里得到讨论，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阿多诺的介入对挑战并无免疫力，并且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反对。阿甘本（Agamben，2007:117—137）恰恰质疑了在阿多诺的批判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有关方法论和目标的论证。不过，阿多诺的异议说明了他对构造性程序的具体想法，强调了他为它所设想的关键目的乃是密切关联于他的社会学计划：对交换社会的一个批判考察和道明。

（二）表现和模仿

对于阿多诺而言，表现社会现实的特征构成了构造性社会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不过，他在把表现概念化上有困难，因为表现与文本说明中的进行同一化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联系模仿来给出进一步的澄清是有可能的。类似于文本中的表现，模仿与认知领域中的同一化背道而驰。①正是通过在著作中实现认知的模仿行为，社会学文本发展出了它的表现潜力。

模仿是一种无法化约到同一化的经验模式特征。在同一化中概念将现实的不同元素加以分类，反之，在模仿中主体“使自身”——它的精神的和身体的行为——“肖似于它的环境”（DE154）。“模仿的行为”正意味着"彼此有机的紧贴”。原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模仿具体体现为“模拟”，体现为对外部危险的直接身体反应——“汗毛倒竖而心脏停博”——体现为“向着静止不动的自然的……同化”[DE148;另见格默尔（Geml），2008]。这样惊恐万状的“死亡模拟”在惊呆者身上也是听得见的，如阿尔卑斯山土拨鼠“机械地”发出哨声（OL326—327）。人类模仿行为的遗迹后来残存于部落社会的萨满教仪式中，这阐明了模仿和同一化之间的区别。萨满教徒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使他们的举止同化于现实，例如，“恐吓或抚慰他们”的自然或精神，而不是把他的规整如一的构想强加给世界。此外，萨满的反应随着所遇到的东西而变化，而不是使得“风、雨、蛇……病人体内的魔鬼”完全被替代为可区分种类的“样本”（DE6）。“文明”的推进已经逐渐把模仿从人类生活中排挤出去了。“身体向着自然的同化”——使自己肖似于现实的过程——已经渐渐让路于“概念中的认识”（DE148），在社会生产的、主观设计的范畴之下对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归类加以同一化。

然而，模仿尚未被根除。卡夫卡为艺术中的模仿提供了杰出的文学参考，他的同时代人普鲁斯特也是如此（NLⅡ30）。更为晚近地，贝克特的作品已经“变得像（咒语）一样了”:它“像人类关系那样抽象”（阿多诺，1999:31）。而“当一位德国占领军的军官访问（毕加索的）工作室并站在《格尔尼卡》前问他‘是你创作了它吗?’时，毕加索据说回答道：‘不，是你们。’”（NLI89）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阿多诺专注于为了认知而解救模仿行为。进行认知的主体——一个有机的、社会化的人——是物质的和社会的现实的一部分。主体和世界之间的这种亲和力乃是认知的一个前提条件（AE143n）。如果主体同现实完全地分离开来，那么主体就不够把握现实。与此同时，“在只有同类才能（认知同类）这个论题中，所有认知里面无法擦去的模仿契机……被意识到了”（ND153）。这是因为，如果主体只是把它自己的同一化的先入之见强加到现实上，而完全没有使自己肖似于它，那么认知就将只包含它自己的智性产品（ND55）。“若无模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断裂就是绝对的，而认知就是不可能的”（AE143n）。阿多诺认为，“只有同类才能认知同类”这个想法“在社会学中”也被证明是合理的。在那里，它甚至可能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加没有问题，因为社会学的“客体……社会”以及它的“认识主体”都是“活生生的人”。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学免除对与其相应的模仿契机的培养。例如，社会学的方法必须“在与（它们的）素材的一种活生生的关系中”加以发展，正如第二章（IS72）中所提及的那样。

与阿多诺的大多数计划相类似，为认知而解救模仿更为一般地来说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计划。社会整合和僵化在这里造成了与它们一般给认知所造成的相同的问题。与现实的直接遭遇一方面运用当代智性常规所提供的范畴，另一方面与社会化的客体相面对，但是主体不能够直接看穿范畴、客体以及映射在客体本身上的社会维度。①“同类无可挽回地从同类上撕开”;“主体和客体……彼此异化”。因此，对于现实的直接知觉——主要是身体的和心灵的反应——通常会产生误导。主体努力使自己忠实地肖似于现实的模仿，必须从早先的考察中采取一种更为复杂的常见路线：“在对……外观……的否认中，失去的模仿得到保护，而不是在它的雏形的保存中。”（AE143）批判的非同一性思维，对同一化图式的规定的否定，现在是把主观认知和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思想不再坚持而是颠覆同一化硬塞到现实中去的概念，主体才能够仍然紧贴于客体本身：“个人经验的客观内容的生产是……通过解除那阻止……经验……专心致力于客体……的东西……直到（主体）真正地渐融于由于它自己的客体存在（Objektseins）而与之类似的客体。”（CM253-254）由于表现与说明领域中的同一化背道而驰，批判的理论分析的模仿方面因而就一直与认知领域中的同一化背道而驰。

阿多诺认为认知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他应和着本雅明关于“说使思成真”（2005:723）的格言写道：“只有通过语言的呈现……思想才会变得准确清楚。”（ND29）实际上，当分析的思想试图肖似于现实的模仿努力出现在著作——在这里是构造性的著作——中时，文本本身就发展了模仿的本质。考虑到“概念有意义方面的首要性”，模仿在印刷语言中比在音乐中更加“受压制”（NLII30）。然而，理论“在以下这点上与艺术结盟，这就是想要在概念的媒介中解救概念所抑制的模仿”（HTS123）。

文本的模仿契机同时就是它的表现契机（ND29，PTI83）。由于使自身与现实相似，语言不再仅仅意指而且是使“事物和表现彼此更加接近以致达到无差异的程度”（ND65—66）。“模仿的”和“表现的活动”属于相同的行为。阿多诺强调说，哲学必须“借助概念来恢复表现的契机、模仿的契机”（PTI81）。在社会学文本中，这些“像不和谐音乐”那样回响着的元素透露了一种作为紧贴社会现实的写作程序，它“胜过单纯的意指并且最终肖似表现”（PD35）。正是通过模仿，通过使自身肖似于社会现实，构造性的社会学著作使得表现适用于社会现实，尤其适用于进行同一化的概念所“切掉”的东西。

“呈现”的德文术语Darstellung阐明了这个观念。在阿多诺的作品中，Darstellung实现了理论的“非概念模仿的”“表现契机”（ND29）。在美学中，Darstellung同时指演员（德语中的Darsteller）或者音乐家的表演，艺术作品的“动态曲线”（1999:125;另见尼科尔森，1997:149）的模仿效法。“正确地演奏音乐意味着……恰当地说它的语言。这需要仿造……音乐在模仿实践中公开自身。”（阿多诺，1998c:3—4）对于Darstellung来说，“饰演”“表演”和“扮演”是更为有益的英文术语。它们揭示出，阿多诺的构造性呈现在它们模仿性地表演或者扮演现实的意义上表现了现实。①阿多诺就社会学命题的复杂性必然起因于研究者的“混乱”或“浮夸”进行了争论：“客体客观地决定社会定理必须是简单的抑或是复杂的”（PD41）。对于复杂、费解、整合、僵化的社会世界的忠实表现将使自己肖似于世界。正如“怪相”——脸部表情——表演出“不愉快”（DE150），阿多诺的社会学构造可以被说成是扮演以致表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

这种写作模式构成了阿多诺的一个长期兴趣（A&。H155，175）。尽管“模仿”这个术语并未反映在他最早的作品里，但是他使他的著作与服务于表现目的的质料相类似的努力早在1925年就非常明显了。阿多诺打算写一篇关于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Wozzeck）的文章，当时那位作曲家不得不拜托说：“千万别用一种难懂的方法来写!……请用一般的可理解的术语来表达你自己的意思。我确信这样将不会造成问题。”（阿多诺和贝尔格，2005:25）贝尔格很快就认识到这对于阿多诺来说是怎样大的一个问题（阿多诺和贝尔格，2005:44）。“勋伯格会……说，”阿多诺防御性地回答，“是否一个短耳朵的人要求……他……创作一个比他所听过的更简单的小节并且要求它必须被客观地听到?”文章需要被“质料而不是听众来度量”。如果争论中的音乐是容易的——对于《沃采克》而言的一个不恰当的形容词——那么他的难懂的“文章将属于火焰”（阿多诺和贝尔格，2005:37—38，另见A&。K235），阿多诺曾经强调过布洛赫不顾“主体和客体的异化”而联结“认知和表现”的努力（VSI191）。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阿多诺首先是在本雅明的影响下进行思考的，特别就结构性著作而言，人们也许会认为，本雅明的影响会延伸到阿多诺关于模仿性著作的想法。本雅明也怀有一种使自身与经验（1996:447—448）和转化（1996:260，449）相似的模仿观，它涉及人类行为（2005:720;2006:184）。此外，本雅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论模仿的著作把语言设想为是模仿的，即一种“非感官相似性”的档案，与以拟声词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相反。在“词或句的意义语境”中，相似性“闪现出来”（2005:721—722）。本雅明在这里强调了他对构造性语言的关注。基洛赫（1997:94）写道，《拱廊街计划》不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描述（关于城市的文本），而是……相称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的文本）”。尽管如此，阿多诺也许已经独立于本雅明而发展出了构造性语言和模仿之间的关联，因为本雅明在模仿性语言的可能性条件上所坚持的视角是阿多诺所不能接受的。在本雅明（1996:68—72）1916年论语言的文章里，人类的名称语言和事物的无名语言之间的亲和力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建立。相比之下他20世纪30年代论模仿的断片，的确承载着一种更强的“历史一人类学的维度”[拉宾巴赫（Rabinbach），1979:61]，而且仍然在唤起“神秘的或神学的语言理论”（本雅明，2005:696）。①对于阿多诺来说，模仿性语言的可能性条件仅只是它试图认知的主体和现实之间的社会和物质的亲和力。②阿多诺的模仿观念详细说明了构造性著作表现现实的潜力。通过扮演使自身相似于、肖似于有待说明的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社会学中写成的星座就能够表现这些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