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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时代的实践（第1页）

二、理论时代的实践

人们也许会合理地假定，在为社会变革和反对屈服给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实例时，阿多诺会认可社会实践——旨在倾覆交换社会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然而，尽管实践构成了他社会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题目，但事情是微妙的。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妨碍他支持集体活动。虽然尊崇变革的需求，但阿多诺宣称“这是理论的时代”（MCP126）。尽管如此，人们切不可匆匆得出结论说，阿多诺的社会—批判计划被迫进入纯沉思的“死胡同”（布克一莫尔斯，1977:190）。阿多诺对于大屠杀的观点强化了他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集体激进主义的反对，但是它也使得他在战后几十年里支持特定的政治介入。在对大屠杀的反应中，阿多诺甚至使他的部分社会学致力于草描一个与“野蛮”战斗的计划。

（一）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伪行动

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阿多诺承认了一种“对实践的渐增的厌恶，与我自己的理论立场相矛盾”（VSII738）。他有抵制组织集体的、激变的活动的企图，这种抵制当然与他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社会—批判强调大相径庭。然而，其他社会学考察一般性地提升了对社会实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行动主义的前后一致的关注。阿多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集体组织的政治计划易于萎缩成为无效的“伪行动”（CM269）。伪实践标示着“借助严肃性和重要性的狡黠记号把能量引导到无意义的行动”（P80-81）中。①在总体社会化的世界中，社会调节着人们能够奉行的一切。客体的“需求”是社会决定的（CM265）。社会进程为改革活动的可能和要求创造了条件。因此，“有意义的实践”（SSI579）充分体现为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介入所必须做的事情，它依赖于对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一种社会学理解（IS27，149—150）。然而目前，社会现实以及改革活动因此必须采取的方向并不是直接可理解的。在“尚未开始消融的”冻结条件中，“真正的政治”被阻塞了（NLII93）。令人失望的1968年法国造反运动以及它们针对“那些管理炸弹的人”的“街垒”，说明了当代行动主义的误入歧途的、无足轻重的，甚至“荒唐可笑的”运作（CM269，另见VSI399;2002c:17）。由“总体系统”所“中介”的客体需求仅是理论上可决定的。试图改变未解释之世界的一种“不耐心”实践是“虚弱的”和“失败的”（CM265）。

无效实践尤其搅扰阿多诺，因为它服务于现状的再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调节所有生活行动，“规定并且限制任何个人活动的条件”（CM264）。政治的存在主义低估了这个问题。萨特坚持每个人选择他自己行动的能力和责任：“懦夫使自己变得懦弱”并且“总是”有“可能……放弃懦弱”（1973:43）。阿多诺反击道，对于萨特来讲，“社会关系和条件”因而“至多是一种适时的补充”，但“在结构上……几乎不过是行动的时机”。实际上，整合对生活的强烈侵入足以使自由决定变成假象（ND59—60）。甚至假定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们——“正规程序的……行家里手”（CM270），他们向每个观念索要肯定的实践建议（CM288）并且坚定不移地保持积极主动（CM290）——也整齐划一地遵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图式主义和生产主义。与“物化意识”相结盟，他们使手段优先于目的并把他们讨论中的对手仅仅当作执行他们计划的工具，当作物（CM268-269）。至关重要的是，作为盲目的伪行动，行动主义并不具有改革性的影响：它的决定条件的墨守成规的再生产是它的唯一效果。伪实践“真正……适应……于……禁闭（huisclos'）”①，只是“再生产（被管理的）世界本身”（CM269-270）。

“如果今天的人们表现得好像他们明天就能改变世界”，阿多诺重复道，“那么他们就会是说谎者”（PD129）。伪行动也因为活在这个谎言中而服务于现状。通过冒充控制现实，伪实践假装在主体和“被彻底中介和固定的社会”之间的深渊上架起桥梁。就僵化秩序中对异化的痛楚意识迫使社会发生转型而言，伪实践破坏了支持变革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论证——实践。“由受阻的现实……所造成的痛苦，”阿多诺在回应他的学生批评家时评论道，“变成了对于……表达它的人的愤怒。”但是，由于无视该留言并且追求无效的伪行动，行动主义者们伪造了他们对监禁的豁免权，对一种“伪现实”（CM291）的坚持，并且使他们对现在的社会—批判意识保持不动。在达到阻碍明智实践程度的“固化……情境”中，理论很可能仅限于使人们感到“更不舒服……因为人们看到了所有出口是如何被封堵起来的”（PETG132）。然而，只有不舒服才能使转变的必要性变得一目了然。

阿多诺承认，那些“相信……小团体有限活动”的人们记得，“社会中无法穿透地与人们相对峙的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回想起“自发性……没有自发性这个整体就不能够变得……不同”（CM291—292）。然而，他不能够忽视他对某些企图的社会学关注，这些企图就是组织集体的激进行动。在“万事万物所依赖的实践遭到阻挠”的“令人绝望的”情境中，批判的社会分析似乎成为唯一可行的和不可或缺的计划（ND243）。有一种社会学阐释社会——“在人周围并在人之中的通用模块”（S153）——并且解密对要求变革之物的需求，只有这样的社会学才能暴露出易受社会中转型影响的断裂并使实践变得有效。只有理论才能够帮助实践避免社会上恭顺从属的、绑定情境的表演（CM264—266，291）并且造就被天真的行动主义所遮蔽的社会—批判意识。“痛苦、恐惧和威胁的未曾衰减的持存敦促……思想……不要丢弃自己……它必须不安定地承认，此时此地可以成为天堂的世界为何明天可能变成地狱……为了某种实践废除（这样的认知）将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实践在这个历史时刻会不可避免地使……现状永存。”（CM14）

（二）命令性的介入

“希特勒曾经把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安排以便奥斯维辛不会重现，以便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尽管更加雄辩，但是阿多诺的规划与“去”产生强烈的共鸣，它放大了不幸的身体对于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影响：命令包含着个人“对于强加给个人的无法忍受的身体痛楚的……痛恨”，没人能够怀疑它（使它获得基础的纯粹企图都是骇人听闻的）。而且，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不同，①阿多诺的准则是否定的，它命令人们专门地行动以使得苦痛不被重复（ND358）。阿多诺的原则在别的地方得到了讨论②。在这里有用的是，使它与实践的问题相关。

正是这个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防止阿多诺的掩饰退却到沉思之中，并且使他支持战后时期的一些特定介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表达了与反战派的团结，因为来自越南的报道表明“折磨的世界……在奥斯维辛之后”仍然继续（MCP101）。1967年，阿多诺谴责围绕伊朗国王国事访问期间在西柏林一次集会上一位抗议者被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毫不迟疑地支持学生们对严格、公开调查的要求。阿多诺警告说，那位以开枪为乐的警官的无罪开释和没有后悔表明，受害者就像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犹太人那样，被当作学生这个物种里面的一个非个性化的样本[1994:145—147;贝尔曼（Berman），

2002:126—169]。阿多诺也抗议——以书面（VSI396—397，另见阿多诺等人，2003:633—634）和示威（许特，2003:320—328）的形式——在“紧急状态”下允许政府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1968年通过的法案使他想起了为纳粹服务的魏玛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最后，阿多诺公开指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多诺等人，2003:647—650）的行为，此外他已经长期支持他的一些学生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运动[参见克拉尔（Krahl），1974:165—166]并坚持认为苏联的暴政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是无法相容的（VSI390-393;阿多诺等人，2003:238）。③这些事情推翻了“认为阿多诺漠不关心当时政治斗争的陈旧观点”（哈默尔，2006:21;另见贝尔曼，2002:129—131）。此外，尽管阿多诺总是或多或少地不信任对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进行小型转变——波普尔（1994:122）称为“零碎社会工程”的东西——的要求（IS26-27，S153，2002c:15），但是他的理论思考证明他对这些政治介入的认可是正当的。阿多诺支持在他看来有着特定指向的行动，即指向那些预示极权主义以及它的残暴的一种潜在更新的发展。他的支持与他由奥斯维辛所强加的不妥协的命令保持一致，这个命令就是，要这样行动以便不会有像它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阿多诺在研究所的前同事赫伯特·马尔库塞把一种重要的政治角色归给学生激进主义（1969a:49—78;1970:83—108）。在反对普遍宽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他支持不宽容和党派性，后者不仅反对公然暴政，而且反对对整个“公众意见的暴政”（1969b:120）以及那些偏向于使压迫的资本主义条件永存的实践。马尔库塞认为抵抗部分是由“智性颠覆”（1969b:126）所达成的。可是，如果“合法的手段”失败了，那么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批评家就有权交战（1969b:130，137）。“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么他们并没有开始一种新的暴力链，而是试图打破一种已经建立的暴力链。既然他们将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知道冒险，并且当他们愿意冒险的时候，没有第三者……至少没有教育者……有权来说教他们弃权。”（1969b:131）

阿多诺从不支持他的学生参与超越上述介入之外的行动，他甚至越发强烈地反对他们的有组织的活动。作为上面所概述的他对实践的关注的加强，他对激进运动的分析认为它正在发展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尤其是，阿多诺指出，学生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①对此他毫不含糊地回应道：“如果我没有违抗……以暴制暴的永恒循环，我将不得不否认我的整个生活——在希特勒和我所观察到的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之下的经验……如果有谁在无法计数的人被谋杀之后……还鼓吹暴力，那么我将拒绝我对他的忠诚。”（2002:17-18）①阿多诺警告说，暴力实践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如果对决定其方向的条件缺乏洞见，那么它就将一直被误导。激进分子们仅仅反抗而不反思或者考察社会情境，因此错误地采取行动（CM291）。由于扰乱性的演讲，学生们甚至与他们自己的一个要求发生了矛盾，即以民主为动机的自由表达的要求（IS154）。行动主义者们是“侵略性的”并且缺乏“反省”（CM271）。他们组织成团体，遵循“元首（Führer）所分配的……标准化的口号”并且要求个人的“牺牲”，阿多诺把这比作“法西斯主义的保留节目”（CM275—276）。个人严格地服从于集体，“当一个学生的房间因为他喜欢学习超过喜欢参加活动而被砸烂时，他的墙上会被涂写道：无论谁只要潜心于理论而不采取实践行动，那么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叛徒的概念来自集体压抑的永恒储备，不管它着上什么颜色”（CM263）。

阿多诺加强了他对学生集体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具体涉及他视之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上的危险暗流的东西。对于他来说，认可他们的集体行动意味着违背大屠杀所强加的不可谈判协商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如此地行动和思考以使奥斯维辛永远不会再次出现。这同一个要他支持选定行动的新命令也激励他越来越多地反对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学生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危险的“几乎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你必须签名”（CM292），阿多诺不得不拒绝了。

（三）社会学反对野蛮

对于一个有关能够做什么来变革社会的访谈问题，阿多诺回答说：“你把我难倒了……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试着不顾一切地分析是什么”（2002c:16）。然而，他的社会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要比他对集体实践的批判更加丰富，也比他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些具体介入所暗示的零星支持更加丰富。他的新的绝对命令迫使阿多诺把他战后社会学的某些部分献给对野蛮的斗争。他的社会学工作包括对一个反对种族灭绝屠杀重现的政治行动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比前面所提及的介入更加雄心勃勃——的战略参考和概括略述，社会学也承担了这个规划的实施中的一个公共角色。①

1。社会学上的命令

“人们谈及再度堕落到野蛮中去的威胁。但是……奥斯维辛过去就是它”（CM191）。阿多诺从1938年开始一直害怕在德国发生种族灭绝屠杀（A&。H229），到20世纪40年代初知道了它（2006c:131），并且从那以后就让检查和反对反犹主义的“道德义务”——预示了他的绝对命令——来指导他的工作（A&H268-69，另见84）。尽管他在1934年就已经移居国外了，但是在失去他的执教许可并与盖世太保对峙之后（缪勒-多姆，2009:173—186），私人联系使他保持着对德国“地狱”的意识。不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了解到研究所成员所遭到的迫害，他们中的一些幸存下来并且叙述了他们的流亡经历（A&H134，85—88;另见叶戈尔，2004:130;杰伊，1996:170）。“我父亲的一个直系堂亲……”阿多诺在1938年说道，“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而没有陈述理由……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收到了他被焚化的简短消息。”（A&。H238）阿多诺的奥地利熟人们描述了与政权的进一步及时接触，这些人有许多在1938年之后才移居国外，其中包括他的朋友索玛·摩根斯特恩（Senstern）（阿多诺，2006c:73—74）和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elheim）。贝特尔海姆曾经被遣送回德国，随后被关押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威格斯豪斯，1994:379）。阿多诺也切近地观察了他父母的命运，他们在1939年遭到拘留和折磨（2006c:1-4），并于最后一刻逃脱。“二战”后，特别是在阅读社会学家和前布痕瓦尔德的囚犯欧根·柯根（EugenKogon，1946:viii）对集中营系统的——明确要求“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要重现!”——解释时，阿多诺认识到了纳粹恐怖的广度（MCP109，125）。他变得确信，与20世纪“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隐秘地相一致，大屠杀“死亡的批量生产和成本削减”把那些力量落实在“用毒气……来爆裂数百万人的肺”上，这已经超出了更早时代所犯下种种残酷暴行的规模和强度（MM233—234;另见柯根，1946:

132）。奥斯维辛不是“经济一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工业事故”（VSI141）。纳粹的恐怖已经导致了“世界的终结”（阿多诺和贝尔格，2005:239），“它仍可能变得更糟的可怜的安慰”（CM268）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说服力。

这并不意味着恐怖不会再现。就像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参见马尔库塞，1969b:113）那样，阿多诺欢迎西方民主的批评自由——这在先前的法西斯主义和当前的共产主义之下是不可想象的（VSI392—393）。①但是这既没有减轻他也没有减轻霍克海默或者马尔库塞（1970:93）对重新开始的野蛮的潜在可能的担心。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阿多诺一再强调，“人们……向着奥斯维辛的迁移”可能会“继续”（JA34，另见ISW234），因为它曾经的产生条件仍在原处（CM89-90，98-99，PD120）。②《群体实验》报道了应答者中国家社会主义态度的那些防御—申辩的回答和元素（GEX376-397），它必定加剧着这些关注。阿多诺有时非常惊恐于重新接受——虽然不是以令人欣慰的方式——前面比较而言被禁止的东西：“在任何时刻”，它“都可能再次发生并且变得更糟”（1998c: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