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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年鉴杂志02（第1页）

第七章《年鉴》杂志02

1935年10月，皮朗与世长辞，这似乎成为杂志长期低迷的开始。②由于好几期刊物的出版有所延迟，人们不禁开始怀疑，杂志是否还有生命力、还能否维持下去。虽然两人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布洛赫仍力主恢复杂志的活力，这也促成了一期技术史专刊的出现。费弗尔在简短的序言中指出，这门新兴的学科应该结合科学和发明中一切偶然、人为和不可预测的因素。布洛赫在文章中追溯了水力磨坊的历史：它发明于古代时期；在欧洲中世纪时，它经历了消失和复兴的过程；在工业时代，它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布洛赫将其与资源和劳动力联系起来，并且充分考虑了政治和法律因素。①布洛赫曾150说服费弗尔，联合刊发了一篇有关教师资格考试的文章。这只是他远大目标（历史教学改革）的一部分。这一考试制度原本是为保证公平性而制定的一套标准，但如今它却变得僵化和死板了。两位主编认为，各个专业领域应该建立一套更高的标准，视野也需进一步拓宽。布洛赫在文章中极力嘲讽诸如“卡佩王朝前四位成员”这样乏味的考试题目；他对于考试委员会狭隘的视野非常不满，提到自己在教授预科课程“法国封建领主社会”时，竟然有人阻止他引用英国和德国的例子。教育改革的话题对费弗尔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布洛赫却非常重视，他认为这一症状始终困扰着广大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思维。②

1934年至1938年，由于紧张的私人关系和当前的政治局势，两位主编在选择文章时必然会有所分歧。他们都想突出自己认可的文章和写作风格，开始挑剔老搭档的偏好，质疑一些新鲜材料的可操作性。①《年鉴》上的文章虽然没有统一的风格，却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有相当多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但是集中探讨起源问题的却少之又少；讨论经济史的文章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然而几乎没有文章讨论传记、教会史、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和思想史，涉及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也很少。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法国大革命本身就能成为一个杂志的主题，却只有勒费弗尔一个人在研究。②

《年鉴》的特色可以从文章的题目中窥见一斑，它逐渐形成了以下三个论坛：陈述性报告，其中包括《第二帝国的铁路政策》（“Lapoli-151tiqueferroviaireduSepire”）、《圣保罗州的边境地区》（“LeszonespionnieresdeI'etatdeSaoPaolo”）;普遍盛行的具有科学性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铁器史上的重要一章：瑞典人的垄断》（“UngrandchapitredeI'histoiredufer:Lemonopolesuédois”）、《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农村社区和社会结构》（“EauLiban:Villageuuresociale”）;独具特色的总体问题研究，其中包括《古代的黄金问题》（“Leproblèmedel'ordanslemoique”）、《苏联的人口问题》、《现在的黄金问题》（“LesProblemesdeI'oraujourd'hui”）。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以过去为鉴进行深入、原创性的调查研究，成了两个性情和视角迥异的主编沟通的桥梁。

传统的书评和文评专栏（评论性文章），涵盖了法国和国外的大量文献，但以西欧地区和经济史为主。我们可以想到，这一专栏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布洛赫、费弗尔和勒依罗的肩上。1933年至1938年间，他们每年分别写了16、14和18篇文章。剩下的文章要么来自德芒戎、埃斯皮纳、哈布瓦赫、西翁等忠实的合作者，要么来自一些偶尔的、一次性的投稿人。他们为人才招聘、杂志能否按期发行、书评截稿日期等长期性问题忧心忡忡。当然，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刊物。①对两位主编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机遇，尤其是布洛赫，他所涉猎的主题范围最为广泛。他们的阅读量、藏书量和影响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其他刊物所无法给予的。②

《年鉴》上的短评文章按主题和地理概念进行分类，大胆地使用描述性的标题，文章长度往往一到三段不等，信息性强，具有一定的时效性。③这个栏目涵盖了各种文献，从教学指南到学术文章，从艰深的专著到大众丛书，从图表集到档案文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短评文章含有各种批评和修改意见，呼吁人们研发新的调查方法，鼓励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课题，告诫人们要时时警惕民族偏见的“魔鬼”（尤其是在涉及德国文献时）④。

作为一名评论家，布洛赫的文风洗练、直率，他在评论奥地利著名中世纪研究者的文章时说：

M。阿方斯·多普施（M。AlfonsDopsch）曾应《法律史评论》（Tijdschriftvesis）的要求，概括自己所写的中世纪社会和经济起源的论文。他的表述非常明晰，可以作为理解他众多作品的一把钥匙。作者选取了一些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却始终坚持原来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增加任何对自己有利的新证据。这是一门科学健全发展的最典型的特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套解释系统或一组初步的假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挑战。事实上，综合性的创造工作很少由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完成。①

一些篇幅较长的评论文章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版块——“事实与方法的问题”（“Questiométhode”），它们大多由布洛赫和费弗尔所写，一些合作者和众多特约作者（以法国为主）也有所贡献。这一栏目不仅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作品，也涵盖了很多现当代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这些评论文章往往会滞后一到两年。②

设立这个评论栏目具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年鉴》作者群”的作品水平③，二是用作品推动热点问题的讨论。哈布瓦赫批判性地论述现代广告的结构，弗里德曼考察过苏联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现象，勒费弗尔则专门剖析过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陈情书，还对德国重工业社会和经济的起源有过详细的阐述。布洛赫和费弗尔在评述有关西非和中东地区的作品时，敦促同行们要对这些异域题材进行深掘。布洛赫希望看到的殖民史并不是各种“英雄故事”，而是关注当地的社会结构。费弗尔则建议学者们，不要再“收集”古老、奇怪的风俗，而是成为具有批评精神的科学家，拓宽人类历史的研究范围。①

如果说正式的杂志文章和书评呈现了《年鉴》清新活力的一面，那么它的另一半——专业动态（科学界）、定向调查（调查研究）、主题论文（总体问题），则展现出了它的原创性和主编的抱负。布洛赫和费弗尔试图依靠自己和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建构一种全新的标准和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为实现更大的目标而奋斗。

《年鉴》也具有务实的一面。与大多数同类期刊相比，它所提供的专业动态更为全面，在组织方面也更有条理性，几乎涵盖了国内外的方方面面。这个栏目原本是为了及时报道行业内的各类消息，如某人的诞辰、退休时间、纪念文集、逝世、最近的出版物，以及作品的进度等，但这一职能很快就被放弃了，改为更有条理和更充实的文献梳理和评论。②其中涉及的机构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研究中心和院系，各种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会议，各类期刊和研究工具——例如连载刊物、地图集、百科全书、教科书和手册。尽管布洛赫和费弗尔放弃了刊登完整的年度专业动态的想法，但他们为学者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

该杂志也有一些偏爱的主题。每一期的出版公告和统计数据都来154源广泛——包括私人和公共领域、学术和商业圈、国内和国外等，涵盖了经济、社会、理论问题等诸多方面。就数量而言，以历史主题居多，而当代议题又是重中之重，比如国际联盟关于国际金融和贸易的报告，流动劳动力和难民问题，政府关于殖民事务、物价、工资、就业、公共卫生方面的年度报告。①1934年，布洛赫和费弗尔临时增加了一个专栏——“地图学与社会现实”，并于1937年和1938年再次开设这一栏目。他们借此机会对狂热的地缘政治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了这一学科中存在的技术性和历史性错误，并且建议地图绘制者和出版商不能仅仅依赖狭隘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应该与人文科学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同时结合语言、工作、住所、文化等更多的因素，从根本上改进绘图的方法。②

刊物曾经有几年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栏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实干家”，专门刊登不少已故重要人物的传记，如马克斯·韦伯、弗朗索瓦·西米昂、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阿尔贝·托马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约翰·雅克·阿斯特（JohnJacobAstor）等。③费弗尔用这些个性化的短文，将《年鉴》与一些虽非撰稿人却意气相投的学者联系起来，既向他们致敬，也不回避对他们的批评。布洛赫所勾勒的人物简传（并非他典型的文风），则坦率地评述老一辈学者的志向和成就。①

专业动态的栏目使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领域之外也引起了反响。他们发布一些合作者作品的信息，促进了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个人和官方对经济和社会史的支持力度。他们还经常发表社论，反对采用陈旧的方法编写历史课本和手册，拒绝强加给研究者的各种繁琐的束缚。布洛赫在英格兰做研究期间，曾享受过大英博物馆优质的服务，回到法国之后，他对国家图书馆的各种规定和程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②

设立这一栏目的想法，源于1923年布鲁塞尔历史科学大会。《年鉴》详细地考察了在奥斯陆（1928）、华沙（1933）和苏黎世（1938）举行的几次大会，呈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所有的日程都过于繁忙，学科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而且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和方针。③

然而，《年鉴》的公告栏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区域化和民族化。1933年之后，除了一些特定的统计数据外，它所涵盖的国外信息数量锐减。“专业动态”主要关注法国的各种期刊、机构和研究工具，这个栏目在杂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反映出布洛赫和费弗尔早期所受的实用主义训练，他们力图消除迂腐的学问，为国内外读者（国外读者在不断减少）提供一些重要、有用和易于理解的东西。①

《年鉴》的各种社会调查从“专业动态”里分离出来，成为刊物与更大的世界——分析人员和当代议题——连接的纽带。在头五年里，《年鉴》发表过几组与欧洲银行和农业危机有关的文章。布洛赫和费弗尔更深入的目的是：将现在的问题与过去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对物价史、156黄金问题、交通和技术史的研究。他们呼吁人们在研究经济史时，对私人企业档案中的原始材料给予足够的重视。②

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布洛赫个人的职责，借此他将单个的学者与同行联系起来，共享各个专家的资源，从而真正达到比较史的目的。第一次深入的调查——对布洛赫来说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的是分区规划（plansparcellaires）。这需要对因征税而制定的乡村地图和地籍登记册进行检索和阐释，其中涉及三个历史时期，即封建领主政权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遍布于各个乡村、地方和国家的保管处，虽然存在大量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地方，却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关键性的证据，如移民方式、所有权形式、耕种方式以及变化和持续性等。布洛赫在几年里系统地爬梳了法国各地的档案，仔细检查并抄录这些不被人待见的图册。在他分析法国农村生活的显著特征、研究日益增长的农业自由问题时，这些资料成了一些基本的数据。①

布洛赫在参加奥斯陆历史科学大会的时候，向很多外国同事约稿，希望能进一步分享技术和档案数据，建立一些共同的标准，以警惕某些“浮想联翩”和民族偏见——这曾有损奥古斯特·梅茨恩原创性的研究。②有关“分区规划”的调查最终持续了七年，除布洛赫的开场白外，参与的作者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英国、德国、瑞典和北非（虽然15?布洛赫非常希望有意大利人参与，却未能如愿）。有人建议采用空中摄影制作地形图，也有人告诫要警惕档案的空白和错误。布洛赫作为发起者和灵魂人物，不断地为地方和国家的成就而欢呼，也为人为的拖延而焦虑。他认识到，要对这组珍贵的资源编目并提供访问服务，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直到人生的暮年，这一直是他主要的事业之一。

布洛赫下一次历史调查的主题是贵族，这不仅与他的研究《封建社会》有关，而且也是《年鉴》所担负的另一项使命——皮朗曾希望他们关注“社会问题”③。布洛赫为这次调查设定了一些题目，并邀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作者参与进来。此外，他还监管编辑和翻译工作。然而，这次调查没有之前的那次成功，在国际化和原创性程度上也大打折扣。《年鉴》的调查建立在国内外学者非正式合作的基础上，与私人资助或官方主办的项目不同。布洛赫既不能分配问卷调查——无法选择统一的资源并指定规则，也无法为作者们提供丰厚的报酬。这一系列调查是人文学者通过“有组织的研究”模仿科学的一种尝试①，它们也反映出布洛赫和费弗尔对协作的个人努力。虽然其中存在不少缺点，但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这些调查使国际学术充满活力，而且还推动了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使不少学者和非专业人士获益良多。

杂志上研究总体问题的栏目更具有实验性和挑战性，它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和当前社会上的一些重要话题。一批作者运用方法论和阐释技巧，对一篇或多篇文献进行评估。②埃斯皮纳有几篇文章详尽地论述从中世纪到现在的农村史；乌达耶对当代银行、汇率和普遍的经济问题做过不少研究。有一些单独的话题，比如有几篇文章分别探讨哥特建筑的技术层面、栽培植物的起源、挪威公社的本质等。当然，也有重要的学术文章，如勒费弗尔将物价史与法国大革命相结合（1937）;以及重要的理论文章，如弗里德曼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泰勒主义（Taylorism）进行了批判性的考量（1935）;此外还有一些时事热点文章，如国家劳工组织官员伊姆雷·费伦齐（ImreFerenczi）对当今世界外国人的状况做过调查（1936），亨利·穆然（HenriMougin）分析过纳粹主义的经济根源（1937）。③

这个版块为主编们提供了另一个平台。费弗尔极力反对将阶级、士绅等概念强加到远古时期或不恰当的场合，他猛烈地抨击“政治优先”的原则，尤其反对在民族认同过程中夸大政治的因素。此外，他还批评了一些国内的法学家——他们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显得呆板而又肤浅。①

然而，费弗尔使《年鉴》卷入了声名狼藉的“杰西民事件”②。亨利·杰西民（HenriJassemin）是国家档案馆的管理员，1917年毕业于巴黎文献学院，他的论文主题与巴黎审计法院（ChambredesptesdeParis）有关，受到了高度评价，索邦也因此于1933年授予他国家博士的学位。论文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并被提名入围一个重要的奖项。③义愤填膺的费弗尔无法“袖手旁观，不能不揭露其159金玉其外的本质”。他指出，杰西民就像一个典型的文献学家，一直“埋头研究15世纪的财政部门，却没有考虑这些计量结果是如何出来的”。

有好几个世纪，人们用一些符号来计算德尼厄尔（deniers）、苏（sous）和里弗（livres），这也是“我们研究中‘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①。

费弗尔在言词激烈的评论中讥讽道，杰西民虽然在表述上无可挑剔，却如同很多文献学家那样，不加选择地将中世纪各式各样的机构硬塞到半个世纪里。他进一步指出，杰西民的研究中存在一些疏忽和技术性错误，而且缺乏比较的精神。杰西民的回应刊登在下一期上，他非常机智地将这次争论称为老学究和科普作家之间的“老生常谈”:一个专门创作严肃的学术作品，另一个则只是制造一些理论的火花以启发大学生。这次事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费弗尔认为巴黎文献学院是法国右派的温床，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靶子，挑战杰西民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将其作品称作是“今年（1934）……毫无价值的”。杰西民抱怨说，这是一起不正当的攻击行为，针对的是一所古老的院校及其档案管理员（《年鉴》依赖该校的合作和支持）。虽然主编们对此予以否认，但人们还是对刊物的专横和派系的存在产生了潜在的不满。②

布洛赫虽然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但一直在宣传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认为历史训练应该更广阔、更有意义，因此推崇多人协作的方式。他反对研究农村领域的历史学家“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他告诫地方史专家做研究时要更加努力；他强调说，任何古代人类迁移活动方面的研究，都必须要借助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阐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渗透和反应。①虽然布洛赫始终抨160击一个颇为盛行的谬见，即中世纪在发明创造方面停滞不前，但他也反对理查德·勒费弗尔·德诺蒂斯（RichardLefebvredeses）“奇怪的”理论——马具的出现是中世纪奴隶制结束的标志。此外，布洛赫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中世纪研究专家路易·哈尔芬（LouisHalphen）也有所批判。哈尔芬曾参与“民族与文明”（“Peuplesetcivilisations”）丛书，撰写11世纪至13世纪的部分。布洛赫认为，该书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史的范畴。②

费弗尔的一些“社论”，经常会使自己陷入到各种论辩之中，如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可比性、言语和典章的互换性等。另一方面，布洛赫始终致力于寻求更好的研究方法，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博学。他努力突破各种规则和束缚，不断拓宽视野，发展各种兴趣。布洛赫重新运用自己所钟爱的研究方法，建议研究非主流人群，从而促进和加强比较史学科的发展，“很好地反映出它们尚未显现的影响力”①。各种意外、突发事件、滞后性、早熟症——过早的、无计划的、不平衡的发展——都深深地铭刻在布洛赫的经验和意识之中，也伴随了《年鉴》的头十年。

1939年，风云突变。杂志改名为《社会史年鉴》，每年减少为四期，由主编自己出版。这是因为几年以来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问题越来越多，包括技术、人事和编辑等各个方面，并于1937年11月在纳粹德国特刊的问题上达到了顶峰。布洛赫力劝费弗尔，运用他们自己的资源独立运作，并掌握对刊物的控制权。两位主编在《社会史年鉴》的第一期上向读者保证，刊物在格式、人事和内容方面会保持一贯的连续性。简化的名称仅仅意味着微小的变化：它反映了所有权关系161的变更，但刊物在政策和定位上并没有任何重大的调整。②

然而，在新《年鉴》诞生之前，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虽然布洛赫最终于1936年抵达巴黎，但肩负事业和生活重担的布洛赫和费弗尔发现，一旦他们之间真正出现分歧，相互磋商和协调是很困难的。他们不仅在一些具体的文章和评论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对于杂志的管理和决策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过客观地说，正是由于这两位主编十年间的亲密合作，凸显了他们在个人和事业上的分歧。③而且，当时新的世界大战正在临近，两人都在努力完成被一再拖延的“巨著”，再加上当时正值他们对《年鉴》重估之际。1938年，花甲之年的费弗尔终于在勒索盖（LeSouget）拥有了长期的乡间居所，位于弗朗什-孔泰地区圣阿莫尔镇（Saint-Amour）。费弗尔坐在雪松之下，面对着促膝的学生和好友，为刊物“丧失影响力”而伤心，为它的“迟钝”和“奉行偏左的学术主张”而遗憾。①此时，布洛赫也已年满52岁，却依然是《年鉴》编委会中最年轻的成员。②他针对一些具体的事务喋喋不休，如编委会不能定期见面、书评总是在拖延、作者之间缺乏沟通、两个主编联络贫乏等。③

他们在达成一致前，公开承认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费弗尔最渴望的是打造一个“充满思想的刊物”。作为《年鉴》的源头活水，费弗尔致力于寻找更年轻的作者，追求更活泼的版式；作为刊物的首席斗士，他将枪口对准了巴黎的既有体制，批判越来越严厉和尖锐。④如今的布洛赫正接近职业生涯的巅峰，对费弗尔也不像以前那么毕恭毕敬。虽然他没有费弗尔那么“专”，但无疑他更“博”，而且一直捍卫刊物的“严肃性和知识性”。《年鉴》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可靠、考究、精确、毫不矫饰的信息”⑤。随着两人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均表示不希望独自运作杂志，更不愿让它消亡。在1938年夏天前往慕尼黑之前，他们的火气和伤痕都已平复，开始容忍彼此的差异。《年鉴》带着这些固有的问题继续运转，保持了它基本的风格，但也吸纳了一些新鲜的血液。⑥

《社会史年鉴》诞生于第三共和国末期——那也是和平时期的最后几个月。它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内容也略有调整，是一个茁壮成长的新生儿。这一年杂志的目录中只有五个栏目。布洛赫对德国中世纪专家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ebrand）和多普施进行批评，认为他们使用的术语——“自然经济”和“封闭经济”—-太过"僵化"，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中世纪广泛的物物交换体系丝毫没有被货币本位的价值标准所取代。①社会学家弗里德曼分析了当代社会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熟练的劳动力相当缺乏；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奥地利流亡学者瓦尔加撰文讨论在法西斯统治下北意大利地区民间信仰的命运。布洛赫和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的学生亨利·布伦瑞克描绘了大战前夕纳粹德国的经济状况。短书评的栏目讨论过几个热点议题，如罗斯福新政、“犹太问题”和第三帝国等。

在长书评的栏目中，两位主编成为了主角：布洛赫对弗雷德里希·梅尼克的专著《历史主义的兴起》（Entstehuorismus）②进行评论，该文可谓姗姗来迟，他批评《历史杂志》的前主编眼中只有德国，却看不到祖国之外的当代学术成果。③费弗尔关注的主题极为庞杂——从伊拉斯谟的思想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猛烈地抨击索邦前辈塞内博的作品，认为那“根本不是历史”④。

《年鉴》独立之后，自身的两个特点——对当代史的关注和圈子化的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方面，由于刊物名称的改变，“专业动态”栏目在数量上也有所减少。1938年夏，在战争威胁的高峰期，“科学界”栏目刊登了一些苏黎世历史大会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退休的小学校长A。-V。雅凯（A。-V。Jacquet）致函，将《年鉴》与众多聪明、非专业的读者联系起来，他说这些人在当地图书馆很爱阅读他们的刊物。①调查研究的栏目还在继续，有几个新作者贡献了有关物价、技术和贵族的文章。此时，刊物增加了一个新话题——资本主义。“问题与总结”（“Problèmesetbilans”）是"总体问题"的简化版，曾简要地讨论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分配、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系统的改变等问题。刊物的新撰稿人安德烈·瓦拉尼亚克（AndréVaragnac）在民俗学上的研究成果让费弗尔称赞有加，布洛赫则将“《年鉴》精神”与豪塞在物价史研究中的严谨态度联系起来。②这一年的最后一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问世。由于布洛赫到前线参军，费弗尔不得不独自经营刊物。德军的再次入侵，让费弗尔不禁想起了《年鉴》最早的指导者皮朗，虽然这个精神导师已离世，但其勇气和坚忍却让他深受鼓舞，他保证新的《年鉴》会持续下去。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年鉴》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它的头十年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两个创刊人的奋斗和成就以及对手们的各种反对和阻挠被一再夸大。由于这种“新史学”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有无数的人从中获益。①在头十年里，布洛赫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感情和精力，那么他到底收获了什么?

与同时代的其他杂志相比，《年鉴》代表了一种“活历史”，更广阔、更直接、更有价值；它洞幽烛微，始终具有比较的视野，能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对人类现象刨根问底。它上面的文章往往非常新颖，能发人深省，评论也很有见地；研究课题比较宏大，涵盖的学术范围极广，真正起到了一份学术期刊应有的作用。坦白地说，它的办刊方针有些折中，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德国的历史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决定论。由于资源有限，野心也不大，它并没有产生特定的群体或派系，而是始终弘扬开放的精神。

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骨子里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不断提升和充实自己，使批评变得如科学般严谨和准确，促成了各种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合作。尽管他们后来光环绕身，但在那个黑暗而又动**的年代，学术圈畏缩不前，竞争又十分激烈，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大程度上的认可。虽然《年鉴》有不少尖锐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它最165大的敌人却是来自索邦的漠视，以及他们与莱茵河、英吉利海峡还有大西洋彼岸学者的隔阂。

《年鉴》的创刊和运作是布洛赫最主要的成就之一，这使他和费弗尔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布洛赫曾渴望创办一本便捷、新颖、独特的法国杂志，向外面的世界发出声音，并能及时回应。如今，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