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章 维希法国02（第1页）

第十章维希法国02

布洛赫为该中心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他呼吁人们将思虑和成果公开，更强调要拒绝“犹太财主”的支持和领导，避免再次遭遇“辛迪加”的指控。他们应当接纳具有同情心的基督教徒，不遗余力地代表整个法国犹太人的意见。最后，在不否认法国和法国犹太人为他国犹太人提供支援和帮助的前提下，他们必须明确他们的事业“并非完全属于我们自己”④。

虽然无法积极参与其中，布洛赫却提出了一个三步计划，来应对一个危险的想法，即“全部犹太人构成了一个坚固、同一的群体，他们拥有相同的特征，服从同样的命运”。首先，他们必须付诸理性，分析有关“卑劣的犹太人”这一广为人知的原始抽象概念，知晓这个概念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它迫使部分目标人群将其进行所谓的分别与内化，接受一个“领土的”解决方案（驱逐）。其次，在揭穿这些“美妙的幻象”之后，他们必须理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现实。最后，他们将意识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社区：被同化的（法国）和未被同化的（异国）。前者的生存依赖彻底的融合及合法地位的保有，而后者的生存则完全可以依靠某些形式的移民。①

可是，维希政府——毫无疑问，在德国的密集督促下——致力于隔离所有犹太人，控制他们的存在。1941年11月29日颁布的法律成立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UnionGénéraledesIsraélitesdeFrance），这是一个庞大的强制性犹太议会，它总领全国，将所有的社会和慈善机构纳入统一的行政框架，并依附于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问题总署（issariatGénéraleauxQuestionsJuives）。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名义上负责“代表犹太人与官方权威交涉”福祉问题，但这个组织明显是一个奴役整个犹太社区的工具。②

几十年后我们了解到，在纳粹德国和维希政府对待特定的人群方面，犹太问题是一个罕见的敌对与合作并存的交叉点。这不仅事关大273量德国和东欧难民的命运——他们涌入两个区域，承受着被围捕或驱逐的威胁，也和法国犹太人息息相关——他们被自己的政府和纳粹一点点地剥夺了权利、工作和财产。讽刺的是，维希政府最初成立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以树立其在两个区域内的权威，但在1942年5月，迫于德方的压力，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瓦拉离职，更为激进的反犹主义者路易·达奎尔·德沛拉波（LouisDarquierdePellepoix）上台，联合总会已经从根本上成为纳粹的工具，操控和支配着法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①

法国犹太人震惊于这一强制性种族机构的诞生，如今它成为他们新的法律代表。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使用“法属犹太人”而非“法国犹太人”这一称谓，蓄意将其和别国的犹太人混为一谈，将其要求和权利混入后者更庞大的数量和更危急的境况之中，并威胁对其进一步限制和没收。譬如，1942年1月16日，新出台的法令宣示一个噩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禁止将犹太财产转移到未占领区。②犹太教会激烈地反对这一法令，因其拥有强烈的国别认同，担心自身会被迫从法国社会、法律和体制中剥离。可是，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争议并未让法国公民简单地与外族针锋相对。无数难民拒绝加入，而与处在纳粹阴影下的欧洲人民类似，一批法国犹太领袖同意担任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两大地区的议会成员，充当中间人，以“规避最坏结果”①。

布洛赫决意公开反对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在与南部地区的朋友274和同僚商议后，他起草了反对联合总会领袖的抗议书。②布洛赫以“法国犹太人”的名义发声，他们因为爱、传统和为天主教与新教同胞服务而联合，他宣布这些人是他们“共同母亲”法国的“忠实子民”。尽管有近期的立法，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法国公民之外的任何人群。③布洛赫称赞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官方的谋福祉这一任务之高尚和必要，但他敦促该机构避免采取任何“制裁或加重”“法国犹太人在道义上之孤立”的行动，因其可能刺激或疏离他们忠诚的法国同胞。虽然对于他们和后代而言，当前危机重重，他仍坚持道：“我们不关心超越我们与法国纽带的事宜。我们是法国人……我们想不到一个非法国的命运。”①

1942年5月1日，最后一稿刊发，即《关于法属犹太人联合会的说明》（“deI'UniondesIsraelitesdeFrance”），只有区区三位名流署名：文学学者本雅明·克雷米厄（BenjaminCrémieux）[1942年被遣送至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和布痕瓦尔德（Buwald），在魏玛（Weimar）逝世]②，前法国律师和图卢兹上诉法庭律师会主席——勒内·米约（RenéMilhaud），还有布洛赫本人。他们原封不动地重复了布洛赫一开始的抗议，效忠法国，宣布拒绝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领袖认作他们的代表，呼吁同胞们“做好准备，准备保护”他们唯一可能的未来——“一个法国的未来”。③

布洛赫对维希政府政治上的有力攻击值得深入解析。他明显不愿意挑衅政府，他仍有公职，而政府官员也定期阅读他的信件。①但是，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领导层令布洛赫感到惊恐，他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另一部分人只是天真地相信这仅仅是一个福利机构。1942年2月，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开始实施，布洛赫意识到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只是“敌对策略”的一部分，为的是剥夺法国犹太人的“真正国籍”。该组织将他们分解，与外国难民一道，归入牵强附会276的“犹太人群”中，并备好了一条通往“贫民窟和驱逐”的道路。②

布洛赫一贯拒绝接受与德国和东欧犹太人的种族联系，也因而拒绝和部分法国犹太人的关系，但这并非是他不忠或反复的表现。③布洛赫意识到，纳粹的苛政勒索和维希的模棱两可正变得愈加危险。他承认犹太祖籍是永恒的负担，但并未因此退缩，这一血统令他追求卓越，同时也使他在后代问题上殚精竭虑，倍感压力。④面对法律和公正的崩塌，以及反德雷福斯一派迟来的报复，布洛赫比以往更坚定地抓住自己的法国身份，不给同胞传达任何退缩的信号，不论排犹法令还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摧毁他对法国的忠诚和正义诉求。⑤

这一信念又要经受藏书室的艰难试炼。一年又将过去，布洛赫对取回藏书一事已经开始绝望。1941年12月31日，希特勒批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R）的提议，清理所有撤离巴黎的犹太人的财产，特别任务小组更将行动升级，闯入无人居住的民宅。布洛赫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意识到他目前的损失可能不过是“巨大悲剧的冰山一角”①。卡克皮诺提议：将藏书赠予蒙彼利埃大学，以便将其从占领区转移。但布洛赫不愿与财产分开，坚持书籍归后代所有这一原则。②1942年2月初，一个忠实的学生告知布洛赫，他位于塞夫尔街十

七号公寓楼上的第七层已被第三帝国军人占用。他所有的藏书和部分家具都被转移至六楼。4月初前后，他的全部藏书和四个书架都被移除。两个月后，身处蒙彼利埃的布洛赫才获知此事。③

这次失窃的原因不明，一名党卫队联络官员在事后第一时间就向军事部门报告。④罗森堡的办公室是最不可能的祸首，他们一般都会大肆掠夺犹太财产。党卫队很有可能处于幕后，将这一行动作为对流亡者和敌人的惩罚性举措，或者用于增加名下日益壮大的“科学研究”藏品。军队也可能插手，仅仅是为了清理下层楼层，为更多的居民腾出空间。从知情人那里，布洛赫只是得知他的书籍已被“占领当局没收，移出公寓，转运到了未知目的地”①。

这是另一场不公平的较量、又一处明显的失误、再一次的失败，还是一个引起布洛赫和费弗尔互相怨恨的原因，而费弗尔显然曾尝试提供帮助。②经过短暂的思虑，布洛赫接受了既定的事实。不过，他草拟了一封信给新任的国家教育部长、亲纳粹的散文家阿贝尔·波纳尔（AbelBonnard），抗议非法没收他珍贵的教学和研究工具。“因公离开巴黎，受命于”波纳尔的前任（1942年4月，赖伐尔重新掌权，布洛赫之友卡克皮诺便是贝当一派中离任的人员之一），布洛赫拒绝承认己方任何为行动辩解的疏漏。他谴责这一破坏行为既“违反人权”，也违背教育部的服务宗旨。但相对于法国犹太人受到日益严峻的侵害之现实，布洛赫的损失不值一提，更不能再受到特殊关照。在赖伐尔政府的统治下，维希政府如今已完全与第三帝国合作，可能会针对犹太公民出台更为严酷的措施。③

过去一年中，维希政府的含糊其辞和多次背叛令布洛赫恼怒，而维希政府的领导更让他震怒，他开始找寻法国复兴的源泉。虽然强大的大联盟军（GrandAlliance）正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他认为法国也需要从内部重获自由，以牺牲和鲜血净化腐朽。①在黑暗的日子里，布洛赫在他习惯的环境之外，在乡间，在法国的青年中，有时也在他们的老师处寻得安慰。布洛赫在给独立、倔强的中学校长雅克的长信中，高度赞扬了牢固的乡村理念与个人自我修养的结合。②

和费弗尔一样，布洛赫担心令法国分裂的“两个地区的问题”。虽然如今所处的境况已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因素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得279知一墙之隔邻居的所思所想。我们被各种单子所包围”。相比于纳粹德国，维希政府的统治更为温和，但它也加大了在当地的鼓吹和宣传力度。布洛赫所处的南部一隅看似平静，但他依然能感知到细微的“震颤”③。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暴力威胁，布洛赫照例被护送到课堂，而在1942年3月，右翼学生在学校暴动。另一方面，蒙彼利埃零星的抵抗队伍人数已然翻倍。④

诚然，布洛赫对未占领区内出现的反抗力量了然于心。在克莱蒙费朗时，他便结交了“战斗”组织的领袖。“战斗”在蒙彼利埃的领导人是布洛赫的年轻同事勒内·库尔坦（René）和皮埃尔-亨利·泰金（Pierre-Hejen），二人也创办了审查常委会（itéGénérald'Etudes，CGE），这是一个政治讨论小组。①他也和几名年轻的抵抗分子有私交：中世纪研究大家费迪南·洛特的两个女婿——乔治·弗里德曼（GeeFriedmann）和让·卡瓦耶（JeanCavailles），还有他自己的两个侄儿——让·布洛赫-米歇尔和亨利·布洛赫-米歇尔。②布洛赫的两个大儿子也是“战斗”的成员，这一小型组织的活动包括蓄意破坏，印刷并散发反赖伐尔和反希特勒的传单，在蒙彼利埃墙上刻洛林十字和“V”字符号，还有在佩鲁花园（Peyrougarden）的路易十四雕像底部公然涂鸦写出“我永不妥协!”①

这期间，布洛赫本人自然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但他绝非完全被动。他可能帮助组建了“战斗”。他多次参加审查常委会的会议，讨论战后法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建，也许还参与起草了一份报告。②1942年4月，布洛赫受此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著名同僚之邀，在克莱蒙费朗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在给费弗尔的信中，布洛赫稍稍透露了他的主题（“当代英格兰”）和他“非学界”的听众。③他的挚友之一、蒙彼利埃的同事此后称布洛赫为隐秘的高等军事学院（écuerre）服务，该机构专为培养秘密军队（ArméeSecrète）的高官而建。①布洛赫请求和费弗尔重归于好，他在信中多次暗示了自己有趣且重要的行动，希望能和费弗尔讨论。他写道：“你明白，我不只在思考中世纪。”②

事实上，布洛赫独自一人搜集着自己和法国所受苦难的资料。③他和英国同僚通信，大量阅读德国和国外报刊，并从巴黎和维希媒体上掌握此前显赫人士出尔反尔的证据。他详细研读了关于溃败的剖析文献。1942年夏，依据自己的结论，结合最新发布的总参谋部的秘密文件，布洛赫为私下写作的回忆录《奇怪的战败》增添了注脚。①

犹太人问题和法国之应对仍然是布洛赫的关注点。初秋时节，在他那宁静的克勒兹乡间，再度掀起了逮捕、驱逐外籍犹太人的浪潮。布洛赫亲眼见到了运送的卡车，即便是他最不“政治”的邻居们也愤愤不平。克莱蒙费朗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因被指参与颠覆活动而遭开除。①

在这黯淡的几个月里，布洛赫勉力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克服了一次次长时间的阻挠和干扰，还有年岁渐长与现实条件带来的疲惫和虚弱的身体。他探索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根源，阅读J。M。凯恩斯（J。M。Keynes）、沃尔特·李普曼（mann）、歌德和瓦莱里的作品。尽管他遍寻档案，勤阅最新资料，他仍将自己的努力称为“储备”而非重要产出。②他的授课再次唤起了他对经济史和理论的痴迷，他的旅程激发了他对当地的热爱。他探访、研究了周边的纳博讷（Narbonne）市，这里在中世纪曾是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区，一年以后，布洛赫的名字将与这座城市合而为一。③

布洛赫的诗歌也展现出另一个维度。诗歌的主题包括写给妻子的情歌、梦想、死亡之冥思，和悼念一名在佛兰德斯死去的同人。①布洛赫的智慧跃然纸上。在蒙彼利埃的一次论文答辩会上，作为外部（巴黎）评审出席的布洛赫，写下了一首诙谐的小诗：

记一次论文答辩

答辩人开坛布道，絮絮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