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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纳博讷（第2页）

布洛赫也有难以忍受的大段孤独期。他独自度过了57岁生日。他通过联系人，迫切地关注被流放的两个儿子的消息：从他们在西班牙监狱的漫长刑期到释放，再到逃往北非的自由法国（FreeFrench）。①他也一直担忧长女爱丽丝的安危，彼时她是约八十四名4至12岁孩子的监护人，而他们在马斯基里尔（LeMasgelier）的儿童之家已经两度“被访”，一次是法国警方来搜寻武器，一次则是德国士兵来搜捕犹太人。②另一个儿子丹尼尔即将年满18岁，受到强制劳动法的威胁，布洛赫非常担心他的学习，要求他考入一所不错的农业学校，位于阿尔代什的讷维克（NeuviArdèche）。③幼子让-保罗于1943年秋季成为古尔赫（Guéret）高中的走读生，但让-保罗身体欠佳，无法让布洛赫放心。④他思念着孩子和妻子。在与他们分离的这段漫长时期，他发觉

人生“沉重”，苦闷于自己“抛弃了他们”。⑤

里昂有两种抵抗分子：一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参与地下活动；另一种则是全职的秘密队员。前者大都是里昂本地人，后者则是法国和国外难民，与当地人联系甚少。布洛赫即属于后者，他有一“帮”姻亲。好客、善良的魏尔（Weill）一家，他为他们着想、提供建议。他也和在战斗中十分活跃的两名侄儿与一名侄女保持联系。他在抵抗运动同僚中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友谊圈子，包括阿特曼和埃利·佩吕（EliePéju），还有经常和他一起用餐的年轻人佩西斯。

布洛赫展现出令人惊异的适应能力，如今的他有了一群年轻、热忱的战斗员与之共事。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抵抗分子都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但布洛赫却很容易辨识。一名年轻的前通信员形容布洛赫是一名“小个子的年长绅士，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在里昂众多桥梁中的一座，她假装和布洛赫偶遇，以传递信息。①在办公室里，布洛赫对所有任务一视同仁，很快大家便发现他是运动中最实际、锐利和善辩的长者。多数的年轻同志都和这位优雅的巴黎绅士保持着忠诚、信任、敬重的关系，但他避免泛用亲密的称呼“你”。在一个需要胆量与计划、个人主义与集体合作、缄默与交流技巧，还有最重要的对某一事业献身精神的时代，布洛赫是一名模范领袖。他热爱练兵，是一名负责的军官。虽有众多缺憾，布洛赫大都保持了轻松愉悦的姿态，似乎还悠然自得于个人自由和地下活动者的生理与物质匮乏。②

新生活令布洛赫再度四处奔走。作为地区领袖，他要巡查全区，这也让他得以短暂地探访家人。③不久，他亦要每月前往巴黎，和审查常委会的全国领导们会面，讨论解放后的行政事宜，以及《政治手册》的转移工作。①三年后他重回首都，巴黎正值美丽的夏季，比里昂具有更为怡人的气息，塞纳河的瑰丽灯光让布洛赫流连。尽管这里有德国鬼子，议会大厦上依然高扬着万字旗，街道上禁行汽车和公交，地铁拥挤不堪，不时传来恼人警报，但是布洛赫宁愿留在这里。②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他六次前往巴黎，最后一次更是携妻同行。他在上好的餐厅用餐，光顾电影院，遥望此前的住所——如今那里住着德国军官，阳台上还装有防空照明灯。布洛赫也走访亲戚，每次都拜访费弗尔，后者认为其一如往昔：“思维清晰、乐观积极、精力旺盛”③。这些旅途时常是最后一刻才定下，也是危机重重、令人不适，但它们却为这个里昂抵抗运动的领袖带去了难得的人际交流、影响、信息和决心。

布洛赫发表作品众多。他显然在为《自由射手报》撰文。他也和阿特曼一起创办、编辑新刊《自由评论》（LaRevueLibre），成功发行了两期。《自由评论》的学术式结构由文章、档案、见证、评论和其他抵抗运动刊物的通告组成，其文风简练，一针见血，也向“法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致辞，故明显带有布洛赫的印记。①此外，布洛赫还匿名为《政治手册》撰稿，评论1940年溃败的原因②、纳粹主义的宣传基础③、法国学界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④、战后世界经贸合作的前景⑤，还有解放后进行彻底、全面净化之必要，他更坚持“审判的真正时机……尚在明日”⑥。布洛赫的这番倾斜甚至比其学术文章更为激烈，反映出一个比此前更加激进的政治倾向。他还可能写作、集成或编辑了统一抵311抗运动的匿名传单，多次号召各自由委员会的人民进行动员，强调起义必须成为一起当地深得人心的起义。①

1943年9月布洛赫收获了两次喜悦和希望，先是盟军在意大利南部两栖登陆的消息，之后是苏联收复斯摩棱斯克（Smolensk）。②但随着秋日益深，白日渐短、渐灰、渐潮，冷风日起，寒意和孤寂给布洛赫的精神带来了负担，他也如被占领的法国一般，受困于普遍蔓延的疲乏感，其中更夹杂着苦涩和急躁。自由何时来到?③

冬日带来更多的等候与绝望，更伴有日益增加的危险。1943年12月，预计到盟军登陆和国内起义，狂热分子约瑟夫·达尔南（JosephDarnand）被任命为法兰西民兵头目。他上任后立即与德国人全面合作，向抵抗运动发起大范围的野蛮行动。④伴随着这一波恐怖逐渐接近里昂，布洛赫谨慎地策划出逃。他坚韧而勇敢，静候自己的命运。他已做好必要的财务安排，也知会妻子打理他希望发表的学术作品。参加抵抗运动将近一年后，布洛赫即将迎来最大的危机，他知道太多人、冒过太多险、太不注意自身安危。他察觉到各种信号，知道自己行将被捕。①

被捕前晚，布洛赫挂念的全是他人：他勇敢坚忍的导师费迪南·洛特②，他之前的学生们③，尤其是他的家人。他试着安慰女儿，给予她未来的希望——后者的工作随儿童之家的关闭而结束。④对远方的儿子们，他说自己对必需的生活方式还不习惯，虽然劳顿却仍然感到满足。⑤虽然极不情愿，他仍勉强同意丹尼尔加入游击队的决定，并立刻展开工作，帮助儿子。被捕当天早上，布洛赫请求妻子原谅他的“远行”⑥。

布洛赫被严重暴露。近两个月来，他一直是罗讷—阿尔卑斯地区人员的实际领袖，鉴于马拉雷（“博杜安”）在1月初匆匆赶赴巴黎，而他的继任者阿尔班·维斯特尔[AlbanVistel，代号“弗朗索瓦”（“Francois”）]又罹患肺炎，现在的布洛赫是两名新任的地区领袖——来自“战斗”的维斯特尔和R。布朗克[R。Blanc，代号“德拉克”（“Drac”）]的上级领导。布洛赫的副手让·布洛赫-米歇尔[JeanBloch-Michel，代号"隆巴尔”（“Lombard”），他代替了11月被捕的佩克]是布洛赫哥哥的长子，布洛赫之前曾帮助抚养他。1944年2月，布洛赫在里昂中部的喀特夏普（QuatreChapeaux）街一号（科尔得利大厦，theCordeliersBuild-

ing）的一家缝纫工厂的六层建立了新的支部。经由当地一所大学的关系，他以M。布朗夏尔的身份将该办公室转租，用作科学研究，里面散落着一些德国书籍和学术文章。布洛赫化名“纳博讷”，与秘书和两名助手一起勉力保全并维持着统一抵抗运动组织。1944年3月8日下午3点，原定举行地区人员全体大会，讨论多项事宜，其中包括解决继任者难题。①

大规模逮捕的序幕在3月7日拉开。当天12点15分，“弗朗索瓦”原定与“德拉克”会面，准备8日的全体大会。四十五分钟后，维斯特尔在“战斗”的伙伴仍未现身，他便感觉不妙。实际上，当他抵达会面地点时，盖世太保已经逮捕了五名重要人员：“杰奎琳”（“Jae”，当地“工人行动”领袖）、“维林”（“Velin”，宣传和发行事务）、“伯纳德”（“Bertrand”，地区联络人）、“隆巴尔”和“德拉克”。②

此前一小时，布洛赫和“沙尔东”（“”）碰面，后者刚从上萨瓦省（Haute-Savoie）抵达，是战斗的一名成员，他告诉布洛赫，盖世太保突查了“德拉克”的办公室。③布洛赫的侄儿“隆巴尔”未能在午餐时出现，“德拉克”则错过了与布洛赫在沃土广场（PlacedesTerraux）的会面。布洛赫搜寻二人无果，之后便从“沙尔东”处得知二人被捕的消息，“沙尔东”更提出在下午五点到五点半之间将“德拉克”的档案移交布洛赫。此后，布洛赫与“沙尔东”和忠心的“莫里斯”一同用餐，再去卡鲁尔的邻居家参加一场小聚会。①

次日清晨大约八点半，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抵达布洛赫所在的街区，车里人向各店主问询一位名叫布朗夏尔的老居民。一个面包店老315板指了指某个方向，而此时，拎着小皮包的布洛赫正从那里走来。大约九时，布洛赫在环形桥（PontdelaBoucle）上被捕。②

因“纳博讷”未能出席午间会面，他的副手勒内·塞鲁[RenéSey-roux，代号“沙左”（“Chazaud”）]拉响了警报。“纳博讷”和“德拉克”均未出席当日下午的地区会议，“弗朗索瓦”深感不祥，迅速撤离。“沙尔东”担心布洛赫保管的重要文件。下午五点，布洛赫的秘书“娜塔莉”[“Nathalie”，即尼娜·莫格乐夫（NinaMueleff）]抵达科德利埃（Cordeliers），乘私人电梯到达六层，告知“沙尔东”和首席裁缝雅科托女士（Mme。Jacotot）布洛赫被捕的消息。“沙尔东”建议她把与政治、财务和盟军登陆日（Jour-J）等相关的重要文件藏好。雅科托同意与将她引见给布洛赫的弗洛伦斯教授（ProfessorFlorence）一道将部分档案用小提箱保管。①

第二天，即3月9日早上，盖世太保突击检查布洛赫的办公室，宣布查获一个接收装置和一系列不法文件，“证明羁押者乃抵抗运动之一员”。德国人也搜查了布洛赫的住处。“娜塔莉”提前收到消息，在德国人到达她住处之前成功逃离。同一天，科德利埃店主布伦女士（Mme。Brun）被捕；当天下午，雅科托和弗洛伦斯在一家咖啡厅被捕。搜查办公室和居所的行动持续了一周。总共有约63人被捕，包括统一抵抗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及其附属的行政、工程、铁路、邮政、劳工、情报和军事人员。②

3月15日，信息部长菲利普·昂里奥在维希宣布，逮捕大批人员，收缴大量资金、文件和武器，并宣称“抵抗运动之都里昂已经覆灭”③。通敌的媒体“额手称庆”，宣扬“警察和法兰西民兵”剿灭了里昂的“毒蛇窝点”，称这是一群意图发动内战的恐怖分子，月开支1。73亿法郎，攻击法国人民超过3000次（而仅有80次攻击针对占领者），他们披着戴高乐支持者的外衣，实际上是莫斯科的走狗。④

媒体主要关注的是被捕领袖的身份，称“恐怖分子总司令”是一个“化名法国南部城市的犹太人”。①《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Beobacht-er）盛赞赖伐尔打击法国恐怖势力的积极行动，强调布洛赫作为“暗杀队伍的领导”，受伦敦和莫斯科的慷慨资助，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诉求即犹太群体旨在覆灭欧洲其他各国，提供了充分的论证。②

三月围剿的规模大、花费高，但其并未如维希宣传者所鼓吹的一般“歼灭”了抵抗运动。维斯特尔接过大旗，迅速向同志们保证：“抵抗运动仍在继续……”3月11日，他公开表态，驳斥昂里奥的夸耀和其针对地下组织的“谎言”。3月17日到22日之间，十万份维斯特尔的发言副本被广泛传播，这位新任地区领袖迅速行动，复兴、重整抵抗运动的力量。③

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些逮捕行动喜忧参半。昂里奥的讲话凸显了317维希政府和占领者站在坚决镇压抵抗运动的同一阵线，但他在讲话中夸下的海口未经党卫队高层的审批，故而夸大了达尔南和赖伐尔的作用。④这些扫**确实卓有成效，截获了当地大量的政治、行政、经济、媒体、劳工和反间谍材料。另一方面，党卫队和军方情报机构已经取得了盟军登陆日的全国纲领，如今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地方细节。因此，当局倾向于将里昂行动视作一系列地区打击的一环。事实上，这激化了当地人民和法国地方官员的矛盾，且并未在登陆日前夕降低里昂和周边地区的“恐怖”级别。①

维斯特尔即刻便针对布洛赫被捕发起了问询，并销毁了地区名册。由于损失严重，大量人员失踪，虚假消息层出不穷，调查遭遇阻碍，但也因为意料之外的释放以及关键证人的突然出现和作证，调查得以继续。②最初的嫌犯是局外人“沙尔东”，其所属的组织“战斗”所受打击最为严重。他与“纳博讷”联系密切，后者被捕不久，他即消失不见。但“沙尔东”的解释并无漏洞。故事确实更为复杂。③

显然，布洛赫被捕是统一抵抗运动遭到一系列抓捕、泄密甚至可能是叛变的结果，它们始于3月初的巴黎，并迅速蔓延到里昂。①维斯特尔的调查指向了“沙图”（“Chatoux”）。沙图负责发行《战斗》报刊，认识所有领袖，3月6日被捕后，他似有泄密。第二天，据称他曾被目击在盖世太保车内指认会面地点。“隆巴尔”则指控3月7日被捕的“德拉克”不堪刑讯，吐露信息。“隆巴尔”此后承认在严刑之下说出了叔叔的地址。②另一名嫌疑人是雅科托女士，她于3月11日获释，此后被目睹乘坐盖世太保的车辆，据称她熟知拘押在六层的显赫长者，还以此夸耀。③一旦盖世太保得以拼凑几个禁不起推敲的细节，以审慎和不计个人安危而著称的布洛赫便很容易落网了。

被捕后，布洛赫被带到盖世太保位于贝特洛（Berthelot）大街内军医学院（EcoledeSantéMilitaire）的总部，这座以克劳斯·巴比为首的机构以其众多冷酷的刑讯方法——烧灼、冷水浴、棒击——和地下室处决而著称。①第二天，历经审问和刑讯的布洛赫被转移至蒙吕克（Montluc）监狱，侄儿“隆巴尔”看到他处于“极其不好的健康状态”。在第二次审问和刑讯之后，布洛赫饱受双侧支气管肺炎和严重挫伤的折磨，在医务室待了四周。②

布洛赫只是告知了德国人自己的真名，这也许是期望外界干预，也许是出于自尊或争取更好对待的愿望。离开医务室后，3月22日和25日，布洛赫两度受审，但他仍拒绝泄露信息。盖世太保似乎对大部分羁押者都失去了兴趣，释放了一部分人，但对于如布洛赫一般涉嫌同审查常委会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来往的显要，却尤其关注。蒙吕克副典狱长数次审问布洛赫，但他明显未能如意。③

漫长的痛苦之中，布洛赫保持冷静，坚忍如故。在距离里昂中心不到两千米的地方，他被羁押在一座拥挤不堪、难以逾越的19世纪军事要塞之内，此处因劣质食品和肮脏环境而闻名。为了“打发时间”，盟军的进攻日益临近，准备撤退的德国人开始处理大量囚犯，其中一些被转移到第三帝国的集中营。但自4月开始，尤其是进入6月初以后，为避免抵抗力量的觉察和报复，大批囚犯在夜间被转移至里昂周围的各大独立地点，执行枪决。②

从新近的收押者处，蒙吕克的人们几乎立刻便知道了盟军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消息。这一久候的喜讯通过敲击墙壁，以密语的形式如海潮般在各牢房传播。几天后，6月中旬，布洛赫被转移到另一间囚室。③

6月16日晚约8时许，羁押在蒙吕克不同牢房的28人集合在一起，两两铐牢，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小卡车）。德国军官和士兵装备汤姆逊冲锋枪，乘坐汽车在前后护卫，将他们运到白莱果广场（PlaceBellecour），这里在5月轰炸后成为盖世太保的新总部。他们在车内等了大约20分钟，期间一名烂醉的德国军官辱骂他们，还吹嘘伦敦即将被V-1火箭摧毁。①

确定方向后，一行人沿着索恩河向北前进，途经卡鲁尔、索恩河畔讷维尔（Neuville-sur-Sa?révoux）。卡车在经过特雷乌后又向北行驶了几千米，最终抵达圣迪埃尔德福尔曼村外一处叫拉鲁西永（LaRoussille）的地方，停在一个周围长满高灌木的牧场旁。其余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50米以外，和卡车成一直线。此时已将近9点。德国人下令让四名囚犯下车。松开手铐后，他们被指引由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入牧场，几秒后，便传来重机枪的声音。之后又有四人被带走，其中一人做着无谓的努力，逃脱未果。就这样，四人一组，他们被依次带进牧场，由四名身着统一制服的士兵在近距离射杀，直到二十八人全部倒下。过程中没有出现求饶的声音，有人高喊着“法国万岁”“永别了，我的妻”之类的话语。①

行刑持续了10到20分钟。行刑后，德国人巡视尸体，在头部和后颈处补上最后一击。毁灭了一切身份信息后，德国人登上卡车和两辆汽车，迅速离去。屠杀现场惨不忍睹、混乱不堪——尸体有的仰卧，有的俯卧，有的侧卧，还有的扭作一团。其中一位盲人握着手杖，一位受害者右臂装着义肢，还有一具尸体佩戴着荣誉军团（LegionofHonour）勋章。让·克雷斯波（JeanCrespo）和夏尔·佩兰（CharlesPerrin）两人奇迹生还，得以重述此事。②

次日上午，当地学校校长、圣迪埃尔市长助理马塞尔·普瓦黑（MarcelPouvaret）发现了尸体。市长调来特雷乌的宪兵队（gendarmerie）。因为无法辨识尸体，警察从里昂召来权威法医，拍摄照片，提取指纹，搜集二十六具尸体上的零散证据。之后，尸体被收殓，葬于圣迪埃尔。③

费弗尔从一名认识两人的同僚处得知布洛赫被捕，他谨慎地在巴黎传播该消息。④他起初希望布洛赫能被遣送至德国。但经由另一名可靠的联系人，费弗尔成为最先得知圣迪迪尔枪决的几人之一。1944年9月3日，美国、自由法国和抵抗运动的部队终于解放了里昂。此后不久，费弗尔心情沉痛，独自前往里昂，搜寻失踪老友的消息。①两个月后的1944年11月上旬，布洛赫之死获得官方认定，女儿爱丽丝和西蒙的妹妹埃莱娜·魏尔（HélèneWeill）终于确认了他的私人物品：眼镜，夹克和领带的碎片，常佩戴的三个装饰物，还有指纹这324一坚实的证据。②此刻几乎完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法国，传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教师、士兵和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的消息。对于布洛赫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惨痛的损失，而他尚有三子仍在军中。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