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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维希法国02（第2页）

他把双肘撑桌上，（灯罩）绿玻璃摇摇晃晃，

他高声宣布：“先生们，据我所知，毋庸置疑……”评审无情打断：“纯属臆断，一派胡言……”

哦，神啊!哦，天啦!如此无聊!倘若，我为愉悦身心，拿出《战斗》，或伸展手指，塞满烟丝，舞弄烟斗，要不就干脆去打断弗利什的讲话!

可是不要，我要继续强装正经于是一切终将变得“十分体面”即便我们心知肚明，杰作不过虚幻依循惯例，我们也会大加称赞。②

尽管布洛赫不再积极主导《年鉴》的发展方向，他仍旧投身其中。③

直到1942年年初，他才收到1941年第一期刊物，他虽然高度称赞本期，但在看到“执行总编：吕西安·费弗尔”这一刺眼的公告时，他也不免情绪难平。1941年的两期刊物大幅缩水，总共只有27篇文章、调查和评论长文。其中，费弗尔撰文13篇，而布洛赫以新笔名“富热尔”撰文4篇。勒内·莫尼耶（RenéMaunier）在一篇时文中，将这一序列当作一个“社会群体”①来研究。

战时的《年鉴》远不及之前锋芒毕露。费弗尔报道了两名同人朱尔·西翁和阿尔贝·德芒戎的逝世，他的行文也明显更为慎重。“富热尔”主要关注农村历史，而费弗尔经过考量，也用笔名发表了一些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包括情感与历史、路易十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并分析了亚眠在改革与反改革时期的财产清单。

费弗尔在《年鉴》上宣布发行一个崭新的系列——“农民与土地”，由伽利玛出版社在布洛赫的指导下刊发，如今编辑一栏已没有布洛赫的名字。费弗尔为该系列的法国分册写了一篇非常得体的评论，强调此前的老搭档为法国农村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即《法国农村史》，然而布洛赫本人并未接受。②费弗尔也评论了布洛赫《封建社会》的第二卷，他的语气远不如第一卷尖锐。费弗尔指出，作者无疑才高八斗，但在“情感”方面略有欠缺，使其在理解过去居民的内心和精神时，尚存有明显断层。至少在私人层面上，布洛赫很快便开始为自己辩护。①

布洛赫感激费弗尔为保存刊物而作出的坚实努力，但他仍然希望285能在幕后参与总编工作，并修复两人渐渐稀疏的联络。但是，他并非没有去指责费弗尔赋予了《年鉴》一套崭新的“外交”辞令。②即便在暂时停刊的时候，布洛赫依旧寄出自己的稿件和评论。1942年8月中旬，杂志复刊，改名为《社会史论丛》（Mélanged'HistoireSociale）。这一命名折射了费弗尔的策略，他希望绕过维希和纳粹对期刊的规定。《论丛》并未定期发行，因此可以摆脱上述控制。③

《论丛》的第一卷规模不大，主推两名年轻作者夏尔·莫拉泽（CharlesMorazé）和菲利普·沃尔夫，以及两名前辈学者乔治·埃斯皮纳（GeesEspinas）和夏尔-埃德蒙·佩兰（Charles-EdmondPerrin），费弗尔撰写了5篇长文，“富热尔”则贡献1篇。布洛赫还撰写了一批短评，涉及作品的主题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与欧洲东南部地区，文章的风格一如既往，直截了当，要求术语精准，批评人为的时代分野，并强调比较相似和不同之处。①费弗尔将一篇题为《坚持》（“Maintenir”）的评论放在显著位置，该文评论之作品研究了巴黎古建筑外形的损毁。②他也宣布了三名同人的离世③，另有三人被德国战犯营收押④，此外还有几则人事任命信息，其中包括C。-E。拉布鲁斯（C。-E。Labrousse）履职索邦，“取代在蒙彼利埃任教的马克·布洛赫”⑤，虽然费弗尔为《论丛》撰写了大批的稿件，但“富热尔”却贡献了几篇关键的文章。第二卷中，他细致、公正地评判了学生安德烈·德莱亚热（AndréDeléage）的两卷本巨著《十一世纪初期勃艮第的农村生活》（LavieruraleenBne，jusqu'audebutduXlesiècle），他也仔细、热情地评价了蒙彼利埃同僚勒内·库尔坦的作品。⑥第三卷中，“富热尔”使《调查》栏目重生。基于最近在奥弗涅与埃罗档案馆内的研究，他修正了布洛赫1929年关于法国土地分区规划的文章。①他还发表了其他23篇评论。

毫无疑问，费弗尔是主导者，而布洛赫并未参与《论丛》的日常工作，他经常抱怨没有收到利摩日（Limoges）印刷厂的校样。布洛赫尴尬地回应莫拉泽的询问，说当他看到文章时，“《年鉴》（原文如此）成品已经到手”。费弗尔却以大量的指责反击，再次撕开十八个月前二人争吵

的伤疤。拿到第二卷刊物后，虽然主要文章的作者是其老对手埃米尔·科奈尔，布洛赫也表现得十分温和。他为刊物的生存而欢欣，也为“他们”（与费弗尔）能够继续合作而鼓舞。1942年秋，在他最后一个开学日的晚上，他请求他们能忘记过去，共同为未来而奋斗。②

布洛赫将其最后一部手稿《为历史学辩护》带回蒙彼利埃，他断断续续地准备这部作品已经三年，更在上一个夏天全身心投入其中。③与《奇怪的战败》类似，从许多方面来看，《为历史学辩护》更像一部回忆录，取材于他在黑暗时期的痛苦和坚定的希望。1941年5月，布洛赫写下献词，以本书纪念去世不久的母亲：“致亲爱的母亲”。在布洛赫与费弗尔为《年鉴》的未来和自己放弃赴美逃脱计划而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布洛赫还写下第二版致费弗尔的献词：

长期以来，我们并肩战斗，将历史推向更加宏伟、更为人性的方向。如今，我们的共同目标遭到威胁……但我坚信，我们会等到一个时机，令我们的合作可以如过去一样再次开诚布公，无拘无束。书中每一页都有你的影子，就我而言，合作会继续下去。①

全书以布洛赫儿子的一个问题开篇：“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面对这个天真却根本的问题，布洛赫效仿苏格拉底，决定“引出他的结论”。最终的答案不仅要为其终身的追求辩护，更需要证明他对西方文明的根本信仰，而其中的根基便是一直与历史保持密切的关系。就在几个月前德国人进入巴黎当日，一名年轻的总参谋部官员脱口而出：“我们要相信历史背叛了我们吗?”②

布洛赫表示，研究历史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对想象和智慧的持续追求。作为一名老练、热心的实践者，他不否认历史的诗意成分，即“对陌生之物的巧妙美化”。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饱受战乱、行将迎接原子或星际爆炸的世界里，历史能明晰人类故事，使之易于理解。诽谤历史之人攻击历史的肤浅和危害。在书中，布洛赫如古希腊师者一般，避开深奥的哲学辩论。他转而提供了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如此便成就了本书副标题——也是更为人知的标题：《历史学家的技艺》（Métierd'historien）。布洛赫让读者决定历史的用处。本书甫一开篇，他便承认，历史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与当代物理学一样，缺乏永恒的规律。他的结论令他背离了“羞怯的”老师瑟诺博斯（“自我提问永远有益，回答问题则危险万分”）①，也将他置于一切人为决定论的对立面，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学。对于布洛赫来说，抓住这一机会，运用自己的智慧、胆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去应对爱因斯坦式不确定世界的挑战和危险，无疑就是他为这门技艺作出的关键贡献。②

该书分为四个章节和一篇残文。布洛赫将历史定义为“研究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并继续攻击此前的恶习，即“源头崇拜”，过去与现实的人为分野，宣扬“历史的敏感性”。和他许多课程的引言一样，布洛赫跨越时空的界限，自由地选取新近的例证和轶事穿插其中。他勾勒了一名历史学家工作程序的个人版本，即在各种文献中搜集证据以发掘“路径”;对来源进行严格的批判；在分析数据时，极力追求恰当的措辞，做到不偏不倚。本书最后一章讨论历史因果论，却在抵达结论前戛然而止：“和所有事物一样，历史的原因无法臆断。我们需要去找寻……”无论是命运作祟，抑或某种内在逻辑使然，布洛赫将这一探寻留给了后来者。①

布洛赫在书中极力褒扬他所推崇的大师们，公正地指出历史学究与非史学理论家的缺陷：前者沉迷于编年纪事，后者则忽略变化；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书中时时透露出动人的智慧、乐观和自信的精神。《为历史学辩护》是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受到拥有不同理念和背景的学者的推崇。布洛赫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拥有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对双方阵营持续地构成挑战。虽然各个学科都有意识地在历史中寻求解释，但它们不能忽视一切个体、社会现象和观察者角度中普遍存在的流动性。

虽然布洛赫的二版献词极为殷切，但若将该书看作与费弗尔合作的产物，则有点不太合适。②如果把该书看作“年鉴学派历史”的先驱，就无疑犯了时代错误，虽然它极力强调社会和行为科学、物质因素与结构分析。①布洛赫的文章并非凭科学、方法或哲学独创性而出290众，它也并未收录任何勾勒“总体”历史的具体蓝图或策略。面对野蛮和毁灭的巨大力量，布洛赫仍对生存与自由充满信心，在岁月的阻碍和困难之前，他试图理解不同代际、众多文明、过去和现实之间意义深远的联系，这本《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无论它以何种间接或残缺的形式呈现给我们——是一位睿智、勤奋的大师级工匠的冥思成果。他如蒙田一样，用信仰中最真诚的信条启迪、激励读者。这也是他对未来希望的见证。②

这个夏天比预期中更轻松，也更多产。布洛赫的心情稍有好转，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反击也让他振奋。10月初，他满怀信心地结束假期，回到蒙彼利埃。和所有人一样，布洛赫热切关注进攻北非之前组建同盟国的消息。③

然而，陈年的问题再度浮现。7月，配给削减，食物短缺，价格昂贵。从基本营养（奶、肉、脂肪、蛋和面包）的保障来看，蒙彼利埃属于最困难的八个城市之一，城中也缺乏布匹、鞋、燃油和轮胎，黑291市生意则蒸蒸日上。布洛赫牵挂体质脆弱的妻子，然而她每天5点不得不排队领取食物，这进一步拖累了她的身体。①他忧心成年孩子们的事业和安全，尤其是在9月维希通过了强制劳动法案后。秋季的美丽天气带来了希望，但表面看去，人们都小心翼翼、互不往来、沉默寡言。媒体受到严格监控，禁止报道任何有意义的新闻。盖世太保（Gestapo）出没的证据，在愈演愈烈的信件拦截和逮捕中可见一斑。1942年11月5日，在蒙彼利埃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弗利什院长告诫听众，要“多做”而“慎言”。在关于教员年度成就的报告中，他对布洛赫的作品只字不提。②

布洛赫原定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美国经济发展，另一门是中世纪法国农民与庄园。③课程甫一开始，便传来盟军在11月7日至8日晚间登陆北非的消息，此后则是阿提拉行动（“OperationAttila”），德国入侵未占领区，时间恰恰是1942年11月11日。④敌人直接侵入，官方警告布洛赫立即离开，他带着家人分成两队，只留大女儿爱丽丝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地区照顾79名孤儿，仓皇出逃至富热尔，同布洛292赫妻子的姐姐和孩子会合。①

布洛赫再度失去了仅剩的藏书和全部笔记，匆匆逃离时，它们连同许多东西一起被丢弃。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并没有被敌人逼迫得毫无用处。在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乡间居所内建起一所名副其实的学院，在剩余的学期里教导青少年。他也打听过函授课程和广播授课，还为未来制订了计划。②

由于阿提拉行动以及贝当和赖伐尔的顺从，维希政府独立的面纱被无情地剥离。对于工作或为自身和孩子提供保护，布洛赫不再有任何幻想。12月，法令要求在身份卡及配额领取卡上打上“犹太男子”或“犹太女子”的印记，两种卡片对于生存都必不可少，这也将所有外籍和法国犹太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当盟军就近调配资源准备袭击法国城市时，希特勒下令逮捕、驱逐帝国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s）。③在这一紧要的节点，布洛赫若要保持对未来的信念，必须去亲手打造未来。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