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六章 人的历史（第1页）

第六章人的历史

从本质上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①

万千起伏的地貌，层出不穷的工具机械，最为正式的书面文件，或者看似浑然天成的设施，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历史试图去捕捉的人。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历史学家的一次考验。他们客观性、学术性的原则及其基础——对科学事实的搜集和对证据的严格评判，受到了公开的检验。在许多虚假的科学面具背后，浮现了民族主义的幽灵——他们宁愿利用学术的声望和资源，为占领比利时、法国东部和俄罗斯帝国的行为开脱，或者干脆直接宣扬国家自由主义，为来自协约国的各式委托人服务，却不愿客观地依据“事实”得出结论。战争的余震不断，历史学家们对巴黎和约褒贬不一，欧洲的和平、安定和经济复苏完全无法实现。①

战时的人口总动员，层出不穷的新兴科技，让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深受震撼。他们决心扩展历史学的疆域，开放传统的政治、战争、外交和伟大领袖的研究，升华纯粹的叙事，辅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105历史学更加完备、精确并“以人为本”。虽然实证主义的卫道士仍活跃在各自的职位上著书立言、训练弟子，但与布洛赫同时代的一些退伍军人开始在大学里崭露头角。他们得益于战前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受经济、社会、法律和宗教史等创新性作品的影响。这些人不仅对传播伪科学的法国手册作者嗤之以鼻，也与其竞争对手德国历史主义者意见相左，因为他们一贯坚持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人的历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亟需相关学科的支持，以便解释国家和世界性问题，解答新的经济和科技疑惑，同时吸引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新旧史学之争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又从西欧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新兴的东欧各国和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争论持续发酵，包括早期苏维埃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法兰克福学派经典著作的出版，还有一批新刊物的发行，如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史》[DxiejowSpoleychiGospodarc-zych（1926）]、英格兰的《经济史评论》[EonicHistoryReview（1927）]和布洛赫与费弗尔共同发起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theAnnalesd'HistoireEiqueetSociale（1929）]，本书下一章会讨论这些刊物。①

这一注定少数派的守护神是亨利·皮朗。皮朗的名字广为人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研究早期资本主义、中世纪城市和比利时历史，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此后他反对德国占领时期的政策，在狱中缺少图书和笔记的情况下，完成了有关欧洲基础的名作，声望进一步提升。②从两人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首次见面开始，皮朗便对布洛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身材略胖、精力旺盛、生性开朗的巨匠，是《年鉴》的灵感来源，是渊博知识与分析性想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忠于过往与立足现实的完美结合。除此之外，皮朗还是比较历史研究的拥护者，他认为这是拯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的历史学的一剂良药。③

1923年4月，皮朗恢复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布鲁塞尔主持了第五次会议。这一组织成立于1898年9月1日，由一批经验老到的历史学家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很快又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复会。之后该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议题广泛的世界性组织，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在罗马（1903）、柏林（1908）和伦敦

（1913）举办的会议，吸引了上千名历史学家的参与。会议议程既包含全局性讨论，也有按照传统断代（古代、中世纪、现代）和主题（宗教、法律、经济史）划分的专门研讨。①类似集会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与国外同行直接讨论的机会，主办国将其视作一种荣誉，有助于弱化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对于中世纪学家尤其中肯。德国学者主导着该领107域，尽管皮朗不遗余力地试图引入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

历经十年断层，战后的首次历史学会议终于召开，尝试在历史学家内部恢复国际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然而，时过境迁。此前的会议分别受阿尔弗雷德国王、比利时政府和大学基金会（Fondatioa-ire）的大力资助，相较之下，这次会议则一改铺张的习气，转而在一家德国战地医院举办。不少与会者曾为协约国效力。皮朗虽信奉世界主义，谴责战后的敌对情绪[称其为“战后精神”（"lespritd&#uerre”）]，却一直拒绝顶尖德国学者的参与，而且大会也没有邀请苏联学者。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一样，在布鲁塞尔的历史学家并不欢迎战时的敌人、理念的对手。①

在1923年举办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布洛赫首次踏足国际舞台。斯特拉斯堡大学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布洛赫展示了在君权神圣及封建主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听众则是一群资深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不出所料，他还参加了有关历史主题和方法论的热烈讨论，驳斥了同僚们对“源头”的坚持，认为当手头材料不足以阐明某一术语比如“封地”（“fief”）的意义时，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需要从公认的封建主义时期出发，向前回溯，直至能力可及之范围。②布洛赫的这次参会标志着其身份的转变，即从巴黎的研究员转变为斯特拉斯堡的学者。

斯特拉斯堡坐拥莱茵河中心之地利、思维活跃的教员之人和，还有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是一个优越的工作环境。然而，布洛赫频繁地往返各地做研究、参会和办讲座。布洛赫热爱旅行。他热衷于搜集第一手的文献和资料。他也喜欢会见学者，频频地与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通信。虽然布洛赫只是一个省级地方学校的教员，但他很早便意识到国际交流和历史学家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布洛赫的研究有几大鲜明的特征。与一些同行不同，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现实考量，拒绝“将克洛维斯（Clovis）或查理大帝简单地引入到当今欧洲的争论中”，也很反感模仿学究们在羊皮纸上定夺所有民族命运的行为。①他反对体系的奠基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engler）和H。G。威尔斯（H。G。Wells），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包罗万象的解释。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华而不实的理论，都为他所不容：“大自然千变万化，本该对应着人类情感与理智的纷繁复杂。”②布洛赫认可涂尔干的研究，并高度赞赏其后继者让《社会学年鉴》（AmméeSo-ciologique）复生。虽然布洛赫是历史学家而非年鉴学家，但他坚信因时而变的维度，强调细微的变异与难以预测的缺口，也赞成同辈历史学家推崇备至的表层裂变（surfaceruptures）思想。③布洛赫认为，对于任何问题，历史学家的责任都在于理解，而不是去评判研究对象。①实事求是的工匠，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浅薄、平庸和偏颇。

布洛赫经历过战争对人类心智和知觉的扭曲，深知人们容易接受人为的概念——“一些虚假的必然性”:畅通的河道如何成为国界，看似精细、抽象的地图为何经常影响政客的决策，种族概念缘何“萦绕10919世纪的思想界”，抽象或缺席的黄金如何扭曲了商业交换。在研究与教学中，布洛赫一贯自律，与历史学者天生的“惰性”相抗争。这种惰性往往使人偏好貌似可靠的抽象解释，而不是努力去追溯某一现象的独特源头。①

布洛赫致力于寻求历史更广泛的定义。像皮朗那样，布洛赫植根于祖国，心系法国和法国人民，始终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比较的主体。战后不久，布洛赫便将大部分教学、写作和研究重点放在法国君主制度的嬗变、法国国家统一和文化发展上。他不仅研读经典名家伏尔泰、米什莱、基佐（Guizot）、库朗热和拉维斯，也涉猎当代著作。②在完成论文《国王与农奴》后，布洛赫便在法国和英国进行深入调研，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王神迹》（Lesroisthaumaturges）。③

《国王神迹》一书构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被染上了战争的热血和痕迹，“为广义的、真正的欧洲政治史研究作出了贡献”④。为达到一定的广度，布洛赫旁征博引，参考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追溯一则流传甚广的虚假消息起源、发展和持续的过程：人们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普遍相信君主能行神迹，治愈瘰疬病（scrofula）。110布洛赫拒斥风行一时的做法，反对将欧洲中世纪君主与波利尼西亚或非洲的巫术国王，以及《圣经》或罗马统治者相提并论。他强调说，英法两国出现的国王神迹现象，有其独特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国王通过触摸治愈瘰疬病——一种颈部腺体淋巴结炎症，带有极强的政治动机。公元1000年左右，法国正值卡佩王朝国王虔诚者罗贝尔二世（RobertthePious）在位，他通过践行这一奇迹树立权威，明确继承权，为当时尚未稳定的王国增添一缕神秘色彩。布洛赫认为，一百年后，亨利一世或亨利二世采取同样的方式宣示君权之神圣，应对英国教会中格里高利改革者的挑战。

布洛赫阐释了对正统君主的普遍尊崇，特别是基督教语境下的神圣统治者如何同施行神迹的国王们的广泛传说相结合。与欧洲其余地区不同，法国和英国的君权不仅体现在军事、法律和制度层面，更在流行的神秘传说里显现，使得君主得以与教堂争夺人民的忠诚。英法两国国王依靠其医者天赋，依赖亲信官员的鼎力相助，扮演起类似牧师的角色。布洛赫精准地掌握了传统和最新的资料，包括图像证据、王室名册和记录国王触摸病人数目的账簿，勾勒了有关国王行神迹记录的发展脉络：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历经宗教战争和专制统治的发展，一直到仪式和君权神圣信仰衰弱的时期——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法国。①

《国王神迹》强化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王权——包括其野心和王朝更替——在最初便主导了欧洲的历史。②持共和理念的父亲为该作品贴上了“猎奇主题”的标签，布洛赫本人则称之为自己的“长子”。本111书的确体现了布洛赫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赢得了国际声名。书中涉及了大量与神迹相关的细节，但布洛赫的首要问题始终非常明确：权力是如何获得、运用并最终失去的。①

由于借用了涂尔干的术语“集体意识”，而且在浩瀚的资料中搜寻证据，《国王神迹》被视为心态史学（historyofmentalités）的先驱——尽管这一称呼并不准确。②对布洛赫而言，这并不是崭新的研究兴趣，然而它表明，无论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时，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震期，布洛赫始终对大众心理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批斯特拉斯堡的同僚，包括莫里斯·哈布瓦赫、夏尔·布隆代尔、吕西安·费弗尔、加布里埃尔·勒布拉斯和乔治·勒费弗尔（GeesLefebvre）也都在文化历史和集体观念的疆域探索。③

在研究普遍曲解和虚假时，布洛赫同时运用了两种方法：去神秘化和分析法。一方面，对虚假消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孕育和散布这些“集体表述”的时代和现实。布洛赫反对标准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因为它们往往追求刻意而为的抽象性，搞错不同的时期，尤其是排斥心理和物质现实。他的著作在心112态史学方面首开先河，为这两个研究领域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性，使人类现实中的理性和情感再度结合在一起。①

上述问题布洛赫此前已有涉猎，发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战争虚假消息的反思》一文。②在这篇文章中，他大力推崇“证言心理学”（“psy-ony”），这门新兴学科由犯罪学家、心理学家和民俗学家共同发展，在认知和记忆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实验，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做假的起源。布洛赫却认为，研究的重心不该止步于个体证词，而应上升到更丰富、更复杂的问题——虚假消息何以广为流传。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不仅能够参透集体意识，也得明了某一误解在一片适宜土壤内扎根的过程：人们的偏见、仇恨、恐惧等类似的强烈情感如何让“一个错误的认知成为传奇”③。

布洛赫的《一个历史学家对战争虚假消息谣言的反思》实际上是对四个新近研究的评论，它们研究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谣言，以及臭名远扬的不莱梅预备役军人传说。布洛赫认为，虚假消息无一例外均缘起于“业已存在的集体表象”，虽它的出现是偶然现象，但实际上，是集体意识的自我写照。布洛赫向历史界同僚们发出呼吁，号召大家勉力搜集类似的证据——这些证据包含重大的政治意义，但也正在快速消逝或被人遗忘，同时，更不应将其托付给未经训练或不负责任的研究者。①

布洛赫并不准备全盘承担这一任务。相较于分析产生于集体意识并使谣言萌发的文化，布洛赫停在第一部分，着手调查不可靠的见证人、不称职的文本阐释者，并将重点放在误入歧途的历史学家身上。他尤其对与圣徒和国王生平相关的错误记载感兴趣，这些是构成中世纪信仰和文化的核心元素。在布洛赫的时代，无论普罗大众还是学者精英，都关注着这些人物的生平，他们的故事则继续成为虚假消息的沃土。例如，布洛赫揭示了公元4世纪机缘巧合的政治环境，使当时鲜为人知的修道士图尔（Tours）主教化身为举国爱戴的圣马丁（SaintMartin）。但布洛赫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分析源头处互相矛盾的说辞、解读者的猜测与误解，以及我们在提到身世模糊但声名显赫的人物时几乎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同理，对于12世纪时忏悔者爱德华（Edwardthefessor）被经典化的事例，布洛赫考察了其中的政治背景，但他仍不厌其烦，将大量篇幅用来考证本源资料的时间与真伪，包括英国最后的这位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的品格、预言与奇迹。他调查了桑利斯（Senlis）教堂西面的骑士像，传统的看法认为骑手是菲利普六世（PhilipVI），但布洛赫发现塑像最初描绘的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e），此后因为政治和宗教原因，到公元6世纪时，又被因时制宜地“重新考证”为瓦卢瓦国王（Valoisking）。此外，法国大革命期间“君士坦丁”像几近损毁，但毫无疑问，这座塑像以哲学家马克·奥勒留（MarcusAureli-us）为模板，后者完美展现了异教偶像被流行的中世纪文化所吸收的过程。最后，布洛赫分析了英法两国两则戏剧张力十足的中世纪神话，它们讲述的是所罗门王死后所受的惩罚，以及他未能在第一时间升入天堂的故事。布洛赫掌握了几百年来浩瀚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神学知识，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民间传说，还有大量偶像崇拜的事114例，他据此指出，两则奇怪的传说虽然描述了大卫王的不孝子所受的苦难，但实际上却发源于忏悔观念日渐重要的特定政治和宗教环境。①

布洛赫依赖文献和二手资料，非常享受发现一些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和确定无疑之事。他小心求证，尤其注意避免偏离实证，很少对群体和社会妄下定论。这块学术阵地上布满争议，受到意识形态和国家矛盾的侵蚀，但布洛赫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②对他而言，“现代”思维和所谓的原始意识之间有着明显分界，虽然这一分界并非无法克服，但前者基于怀疑精神、证据批判和识别矛盾的能力，而后者则信服奇迹之说，将偶然与超验视作存在之根本。诚然，人之自由充分依仗理性的发展。①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既认同对人类现象的伏尔泰式解析，也承认对此的浪漫主义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