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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背景（第2页）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参加了一个精英团体，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略带讽刺甚至偶尔刻薄的幽默，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普遍使用亲密的第二人称“你”来称呼彼此，终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和职业关系。布洛赫与一些“高师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如地理学家菲利普·阿波（PhilippeArbos，1882—1956），社会学家乔治·戴维（GeesDavy，1883—1950），汉学家葛兰言（Maret，1884—1940），古希腊学者、巴黎高师后来的图书管理员保罗·埃塔（PaulEtard，1884—1962），数学家保罗·列维（PaulLévy，1886—1940），哲学家伊曼纽尔·勒鲁（EmmanuelLeroux，1883—1942），古典学者路易·塞尚（LouisSé，1882—1968），以及法学家雅克·玛斯格里（JacquesMassigli，1886—1971）。

在1904年入学的四十一名学生中，有十人于1914年至1919年去世，其中七人是布洛赫的好友。最有才华的三个人——安托万-朱尔·比安科尼（Antoine-JulesBiani，1882—1915）、马克西姆·大卫（MaximeDavid，1885—1914）和欧内斯特·巴布（Er，1875—1916），均死在战场上，其中两人死于疾病。古代语言和语法专家卡西米·朱利安·瓦扬（CasimirJulienVaillant，1883—1918），在战27争结束前一个月去世，年仅35岁。当时，他刚刚接受了鲁昂（Rouen）中学副校长职位。在1913年至1914年，他和布洛赫曾在亚眠做过同事。埃米尔·贝施（EmileBesch，1884—1919）是布洛赫更为亲密的朋友。贝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后来被迫放弃文学研究，在英吉利海峡的度假小镇贝尔克（Berck）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拜访过以前的同学，并与之保持通信。战争期间，他在靠近前线的巴勒迪克（Bar-le-Duc）中学教过三年书，后来被迫撤退到了诺曼底的卡昂（），继续从事阅读和写作。他本性有些消极，又为战壕中的朋友忧虑，再加上疾病的不断恶化，最终于1919年3月14—15日的夜晚，在贝尔克去世。布洛赫在一天之后复员。①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的生活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一年后，他被授予了学士文凭（lice），其间他写过一篇论文，分析查理大帝时期牧师会教规中关于vassi和vassali的用法。在第二学年的后期，他在中世纪学者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Pfister）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巴黎南部地区社会和经济史的论文，获得高级研究证书（dipl?med'étudessupérieures）。毕业时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历史和地理学科的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①

布洛赫接受职业训练之时，正值法国历史学家进行自我评估的重要阶段。四十年前，以欧内斯特·勒南（ErRenan）为首的一批先驱者，致力于构建一门专业的历史学科，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准绳，将历史学家与同样记录过去的牧师、政治家、记者和业余爱好者区分开来。他们本着“批判的精神”，对历史学领域中常见的浪漫化和文学化倾向提出质疑。德国是他们效仿的榜样，因为那里资金充裕，大学和研究所的全职专家可以潜心学术，传道授业。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政府为了与教会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抗，乐于接受改革家们提出的科学理念。早在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就进行了各种改革；如今面临来自商业、科学以及学术界的压力，

第三共和国开始启动高校体制的现代化改革。1884年，哲学家、“高师人”路易·利亚尔（LouisLiard）被任命为教育部高等教育主管。利亚尔和以前的同事密切合作，筹备并引领了接下来十八年的教育制度改革。为解决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他们对巴黎大学进行扩建，创建了一些省级中心，新增了不少教职和奖学金，课程的设置和考试形式也有所改变。①由于历史在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再加上勒南、拉维斯等历史改革家所做的巨大努力，这门学科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庇护下，有了显著的发展。巴黎和外省的一些大学，新增了许多历史教师的岗位，其工资和研究津贴由政府资助。

虽然历史是这一系列改革的中心，但与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等法国享誉世界的学科相比，历史学家很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古斯塔夫那一代的史学家以莫诺为首，他们竭力效仿甚至想要超越德国人；他们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文本细读、研究和文体等方面，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准则。莫诺是法国史学之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的学生，参加过格奥尔格·魏茨（GeWaitz）在哥廷根举办的著名研讨班。即使库朗热、拉维斯等研究民族史的老一代权威，也希望进一步提升法国的学术水平。他们创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召开各种地区和全国性的会议，其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两种学术刊物上——《历史与文化评论》（RevueCritiqued'HistoireetdeLittérature）和《历史评论》。前者创办于第二帝国时期（1866），专门刊登各种学术评论；后者由莫诺创办于1878年，汇集了一批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对更“深入地理解民族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史学改革在制度上取得胜利之后，实证主义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派系，来自外部的质疑声也不期而至。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块试金石，把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共识敲得粉碎。老一辈历史学家信奉“德国探寻事实”的理论，然而90年代的一些新院士对此并不认同，他们甚至开始质疑历史的科学性诉求。1896年至1897年，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和夏尔-维克托·朗格卢瓦（Charles-Viglois）在索邦首次开设历史研究法的课程。一年后，他们出版了第一本法国历史培训指南——《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auxétudeshistoriques），进一步激化了专家群体与批评者之间的争论。瑟诺博斯既反对历史通俗化、浪漫化的余毒，也反对学究们的迂腐之风。他认为，如果要重构过去，需要对各种碎片式的文献进行梳理，但这绝不等同于科学家对现象的直接观察。在他看来，历史是研究者对苛刻的事实进行收集和综合的一个过程。②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都是布洛赫的老师，他们强调文献的首要地位和个案的独特性。③瑟诺博斯在《当代欧洲政治史》（Histoirepolitiquedel'Europeporaine）一书中，聚焦于个人和政治事件，重视宏大事件背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德雷福斯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也促使人们透过政治视角，揭示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从而拓宽历史的研究领域。1896年，莫诺主张历史不应该只关注伟人和大事，还应该考察庞大而又发展缓慢的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状况。①与前辈们相比，新一代史学家所秉持的共和观点更为激进。他们受饶勒斯《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史》（HistoiresocialistedelaRévolutionfran?aise）的影响，开始质疑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史观。历史学家亨利·豪塞（HenriHaus-er）和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Aulard）试图在课程设置中加入社会和经济史；中世纪史专家费迪南·洛特（FerdinandLot）呼吁同行们更多地从事跨学科研究。1908年，一本面向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杂志问世。②

在莱茵河另一侧的德国，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也在质疑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机制，提倡一种“普遍史学”，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兰普雷希特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在法国的刊物有所体现。比利时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1（HenriPirenne，1862—1935）是兰普雷希特的朋友和学生，他在传统派的国立文献学院（EcoledesChartes）和改革派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都有过求学的经历。他既受惠于法国的实证主义，也对其科学性的诉求持怀疑的态度。他才华横溢，一空依傍，在讨论西方城市文明的根基和比利时的历史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角和中古史的局限，开创性地采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他重提米什莱的理念，宣称历史如同人类的精神一样微妙，与人类瞬息万变的现实休戚相关。历史虽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研究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非常高贵，也很有必要性。皮朗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依旧致力于促进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德两国史学家沟通的枢纽。①

在历史学的一些姊妹学科中，法国学者开始撼动德国人的统治地位，并且对研究方法和目的进行重估。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PaulVidaldelaBlache，1845—1918）引领人文地理学的新流派。1891年，他与人合创刊物《地理学年鉴》（AmalesdeGéographie）;1903年，他完成了《法国地理学概论》（TableaudelagéographiedelaFrance），对法国的自然特征作出了新颖的解释。他还否定了德国人所迷恋的地理决定论，因为这经常会被用来为民族扩张、人类不平等、财富不均等现象做辩护。维达尔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一名娴熟的地图制作师；他深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所代表的旧传统的影响，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他充分借助历史和其他学科，试图创建一种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全新的地理学。这门学科并非建立在民族中心论或铁律的原则之上，而是以潜心的研究为基础，灵活地运用跨学科、比较的方法。①

对社会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1866—1936）来说，比较的方法极为重要。德国学者长期将语言与地形、气候等因素联系起来，以此来支撑他们关于社会发展和统治的理论。在梅耶看来，语言是特殊群体的“即兴创作”，受现实中各种不可测的因素制约，是一种跨时空的传递。因此，人类无法准确地再现语言流传和转换的过程。他在研究外来词、古语词和“边缘的”语言群体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为修正和完善地名学（toponymy）提供了帮助。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最终取决于概率和可能性。②

另一个“高师人”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904年，他荣升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面对着广大听众，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柏格森的一些概念，如绵延和运动、记忆和感觉、科学和直觉等，为历史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他给布洛赫那一代人的启示是，不能人为地将过去分解或切割成某些时间周期和空间格局，应该使用“变量”的尺度和宽泛的区间，从而更贴近人类的时间和现实，这是他们学科的最终目标。①

哲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及其信徒，对学院派史学家作出的贡献最为直接，构成的挑战也最尖锐。涂尔干将法国社会科学从“德国垄断”的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并将靶子对准了实证主义者。他在创刊于1896年的《社会学年鉴》（AnnéeSociologique）上，在各种各样的演讲和作品中，极力批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对德国人亦步亦趋，漫无目的地收集事实，却从来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能解释人类的发展。涂尔干希望社会学成为学术综合体中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则主要起辅助作用，如收集数据、创建年表、关注个体等。②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争论爆发于1903年，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愈演愈烈，其代表人物分别是瑟诺博斯和涂尔干。1903年1月，涂尔干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Simiand，1873—1935）在法国近代史学会（Sociétéd'HistoireModerne）面前，不仅反驳了瑟诺博斯对社会科学的诸多指责，而且对瑟诺博斯等人从事的历史学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历史学家有三个“偶像”:政治偶像（沉迷于政治事件之中）、个人偶像（将历史等同于某个伟人的活动），以及编年纪事偶像（关于“起源”的错误成见）。①

1906年5月，双方的争论持续升温。在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34FrancaisedePhilosophie）的一次会议上，西米昂提出了历史学家的四条“法则”②。一年之后，瑟诺博斯开始回击。古斯塔夫等历史学家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历史学中存在一定的“法则”，但它们往往只能用来分析相对简单的现象，而且很容易发生改变。在两派激烈交锋一年之后，古斯塔夫不但批评瑟诺博斯视历史为偶然事件的观点，而且也抨击涂尔干将人类复杂的心理客观化的主张。社会学家大致形成了统一的战线，但历史学家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一门根深蒂固的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面临诸多批评和异议。③

真正为历史学解围的是亨利·贝尔（HenriBerr，1863—1954），然而他并不是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历史是一股统摄人类知识的力量。贝尔曾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是亨利四世中学的修辞学教师，他于1900年创办《综合历史评论》（RevuedeSyorique）。他认为，过度专业化会让学术变得越来越狭隘，他希望以“综合”的名义将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他的评论面向各个学科的专家，甚至是兰普雷希特和贝内德托·克罗齐（BeoCroce）等国外的学者；评论中经常充满各种激进的、有争议的词汇和段落。1904年，贝尔就当代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征求法国历史学家的建议，但是大多数人对方法论以及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不感兴趣。

贝尔的史学观具有创新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能自圆其说，却游离于主流的学术圈之外。1905年，贝尔与法兰西公学院院士失之交臂，更为传统的莫诺得以当选。尽管如此，贝尔的杂志对年轻的历史学家影响很大。吕西安·费弗尔（LuFebvre，1878—1956）曾对自己的专业很失望，认为它尽是一些陈词滥调。1902年，他在巴黎高师的图书馆看到了贝尔创办的杂志，从此又燃起了对历史的**。①

布洛赫亲历了这场纷争和论证，他的历史观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形成。②他深受时代的影响，将历史学与科学进行了比较。布洛赫认为，历史学与化学和生物学不同，不会涉及太多的分析和归类，它本质上是一个描写和叙述的过程。与瑟诺博斯相似，布洛赫主张一切学术研究都关注“事件”和“现象”:前者是一组事实的随机组合，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暂时的；后者则是在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之后才会产生。

布洛赫的看法与父亲类似，认为科学家考察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他们可以进行概括，并给出一些解释；这些现象只是单方面地作用于观察者的意识。在布洛赫看来，历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心理”现象，它们同时作用于主体和观察者，因此几乎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解释。①

这种概括的过程会受到众多因素的阻碍，如现实因素、人为因素，以及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编年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等。尽管如此，这门学科仍然具有一些科学性的特征。布洛赫采取中立的立场看待瑟诺博斯与涂尔干之间的争论：他反对“错误地”区分社会和个人，因为社会不仅仅是“一群个人”。实际上，两者都遵循一定的“法则”，也存在一些重合的地方。布洛赫认为，有两个领域适合建立永恒的法则，即语言学和经济现象学（“人类对物质客体的利用”），这也是历史科学性特征的基础。在他一生的历史研究中，这两个领域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②

布洛赫反对打着科学名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这门学科被德国人所垄断，逻辑上不够严谨，充斥着各种错误。1908年至1909年，布洛赫在德国读书期间，曾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史专家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在柏林大学时，修过马克斯·泽林（MaxSering）和鲁道夫·埃伯施塔特（RudolfEberstadt）的课；他在莱比锡大学听过卡尔·布歇尔（KarlBücher）的课。布洛赫非常欣赏布歇尔“系统化”的学问，但对其形而上学的嗜好也有所批评：布歇尔在阐释经济发展的时候，总是借助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而且迷恋社会阶级的铁律，这往往与事实不符。③

在年轻的时候，布洛赫曾思考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他拒绝研究荒诞、复杂的问题，反对诸如“路易六世时期”这样武断的划分。①

然而，在一年后的教师资格考试中，他却遇到了一些仍囿于传统时间和地理范畴的问题，比如，该犹斯·格拉齐（CaiusGracchus）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活，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希腊帝国衰亡过程中的作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教会和国家。①

为消除历史学家各自为政的现状，解决技术上的短板，布洛赫呼吁建立问卷调查的标准。由研究者群体设计和管理的调查问卷，可以为史学家提供有用的证据，修正一些错误理论。三十年后，身为《年鉴》杂志主编的布洛赫，怀着同样的目的发起了问卷调查。②

在传统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文化”与专业化之间、大众普及者与渊博的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激烈的争论。布洛赫像他父亲那样，始终采取中立的立场。由于和上一代学者隔着足够的距离，他可以很好地考察“前科学时期”伏尔泰和米什莱的作品。布洛赫不喜欢勒南，因为他的历史野心过于膨胀。布洛赫对于库朗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父亲的书房里挂着库朗热的头像），认为他几乎能与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相媲美。③

布洛赫从巴黎高师毕业时，年仅22岁。他选修的课程包罗古今，注重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有专业课，也有基础课；既有时髦课，也有经典课。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系统地阐释一些有用而又适当的问题，为综合精神寻找基础。为此，历史学家应该超越瑟诺博斯的局限，摒弃社会科学家的成见。布洛赫在评价前人时，批评方法也日益完善。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与生物学家有点相似，他们虽然具有极好的显微镜，却不知道该用来研究什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