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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时期的非洲民族（第1页）

第二节历史时期的非洲民族

整个历史时期，非洲自始至终在种族和文化上都被撒哈拉大沙漠分为两半。在这片浩瀚的荒漠以北，非洲人口始终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此地的非洲诸多文化基本上是欧亚大陆文化。北非首先是经典的泛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后，从8世纪直到目前，它成为分布广泛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以尼格罗人种为主，此地的诸多文化，尽管偶然添加了一些外来的源头，却始终保持了独特的性质。没必要在此写下北非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显而易见，各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与先后统治者的文化模式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些统治者有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在阿特拉斯山脉[3]和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些地区，不多的降雨可以容许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古老的文化成分历尽沧桑保存了下来。然而，无论从考古材料还是从经典材料中所了解到的有关这些文化成分的信息，都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伊斯兰教的征服，大多数典型的北非文化遗留成分都被消灭了。北非的环境与伊斯兰教起源的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如此之近，以至于伊斯兰文化模式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全部引进北非。此外，游牧的阿拉伯人往往整个部落移居北非内地。由于伊斯兰威望的支持，他们就确立了对当地人口的文化优势。

埃及以东和以南的非洲东北部，形成了一个文化和种族的独特地区。当地的居民一般称为“非洲之角的人”。体质特征使他们介于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他们兼有极深的肤色和高加索人种的五官特征。他们的毛发和典型的尼格罗人种的毛发截然不同；尼格罗人的毛发又粗又硬，浓密而卷曲，任其生长时，尼格罗人的头发会长得像一丛浓密的灌木。

非洲之角表现出三种独特的文化，两种在低地，一种在阿比西尼亚高地。两种低地文化都建立在畜牧经济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是索马里文化，在许多方面，它遵循着为人熟知的闪米特人的畜牧文化模式。其经济以骆驼、绵羊、山羊为重心，偶尔也有人养少量的牛。另一种家畜型的经济以盖拉人[4]的经济为典型。这是典型的非洲制奶业文化，牛是最重要的家畜。而阿比西尼亚的文化却是建立在农业和家畜饲养基础上的混合经济，不过其中的农业最为重要。因为阿比西尼亚人在3世纪已改宗基督教，而且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他们起初与其他基督教社会、后来与穆斯林社会保持接触，所以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非洲文化，毋宁说是近东文化。它表现出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闪米特类型的政治制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自撒哈拉南缘苏丹[5]东部起，直至南部非洲的尽头。人们在非洲南部遇见的，是成分变异较大的科伊桑类型的人，即布须曼—霍屯督体形和文化的若干民族集群。尽管有许多地域变异，整个南部非洲的民族集群中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看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不同文化都具有共同的远祖。各族的差异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最为明显，这些文化侧面最容易受自然环境和外族接触的影响。此外，在政治集团的规模和组织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地普遍存在某些共同的社会模式。多偶制普遍存在，这与普遍存在的女多于男的现象相关。女多于男的现象，部分原因是男子的活动危险性更大，部分原因是女性出生率和存活率明显地超过男性的出生率和存活率。聘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聘金主要与补偿娘家的损失相联系，用来支付娘家失去女儿所蒙受的损失，也弥补她婚后可能将蒙受的损失。这使妇女不至于沦为丈夫的奴隶，这使她因愤怒而需要离婚时，不至于受到阻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基本的、普遍的宗教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血亲部族的始祖和留在记忆中的建功立业的英雄。人们坚信，已故的先人对后代的所作所为抱有浓厚的兴趣。祖先既可以给人帮助，也可以给人带来损害；可以用祈祷，尤其是用祭献来影响祖先。在这种基本的信仰之上，又发展出了许多地区性的信仰和习俗。除了祖先的精灵之外，还有许多非人的神祇，但是各地神祇的数目相差甚远。在几个大的王国之外，神灵崇拜不及祖先崇拜那样重要。

人们深信各种巫术，土医和江湖郎中受人尊敬，地位颇高。职业祭司主持各种神庙的各种事务，指导祭神仪式。执掌祖先崇拜通常是血亲群族长的职能。此外还有专业占卜师，他们只施占卜术。土医的活动主要是治病。

新石器时代移民带往非洲的作物，经过苦心经营之后，在一些地区栽培；在这些地区，移民带来的牛能迅速繁殖。结果就发展出一种类似欧亚大陆制奶业的非洲制奶业。在非洲奶制品经济的社会中，牛是非洲人情感和文化的中心。对他们而言，男人享有一切工作的优先权。他们的文化带有强烈的男性族长制和父系制的色彩。聘金总是用牛来计算。任何男子的财富都是以牛群的头数来计算，无论其品质的优劣。这种态度在近代的结果，是牲畜品质低劣和严重的放牧过剩。

历史时期的制奶业社会，大多数都组织大规模的围猎，以便歼灭狮子和其他的食肉兽。然而，他们却极少靠狩猎取得肉食。既然猎物在非洲高原各处都异常丰富，忽视这一重要资源真使人大惑不解。在一些情况下，制奶业经济的部落与地位较低的狩猎部落共享领地，乳业部落从狩猎部落得到羚羊等野兽的毛皮，用兽皮做衣服。所有的制奶业文化中，技术都不发达。铁用来制造工具、武器，甚至用来作装饰品。在非洲高原北部，铁似乎非常丰富，铁加工技术非常高明。各处的铁匠都形成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独特阶层。这大概说明，铁加工技术是外族工匠引进的。人们编织席子，但是名副其实的编织机并不见传。

从肯尼亚往南，非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操班图语的部落[6]。他们到达这一地区的时间较晚。虽然欧洲最初和他们接触时他们的经济以养牛为主，可是他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比苏丹和东非的制奶业部落要高得多。依赖农业的趋势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加重：欧洲人初到此地时，他们已经在栽培美洲的一些作物。毋庸置疑，这些操班图语的部落侵入非洲高原时，他们的文化颇像西非农业村民的文化。班图人似乎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政治组织模式，因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一地区建立了几个历时不长的帝国，每一个帝国都以一位伟大领袖人物和军事组织家为中心。但没有一个帝国形成了专职的行政管理阶层，而农业王国正是靠专职的行政人员才维持住连续性的。最有名的帝国是祖鲁人[7]建立的帝国，恰卡（Tschaka）酋长创建了这一帝国。

在南部非洲的尽头，霍屯督人实行一种高度畸变了的制奶业。他们与布须曼人在体型和语言上都非常接近。他们的主要家畜是牛和肥尾绵羊。两种家畜都用于产奶。挤奶是妇女的工作，牛用于驮运重物。这些习俗被非洲其他的制奶业民族视为对神灵的亵渎。他们不居住在永久性的村落里，而是以帐幕栖身，短暂逗留，经常迁徙。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狩猎，猎食是男子的事情。

在非洲，农业文化和制奶业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与降雨量密切相关。从撒哈拉南沿起，经过苏丹西部和中部，直到沿海低地和刚果盆地湿热的热带地区，降雨量渐次增加。这个转折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农业文化和制奶业文化能够在从东到西一个相当宽广的带状地区同时并存。虽然有些部落同时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可是主要的模式是一种共生关系的模式，制奶业的牧民和农夫并肩劳作并交换产品。然而，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政治支配是常见的模式。另一方面，非洲高原西沿，气候带的转变是骤然发生的；制奶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分界线之后，紧紧跟随着40英寸[8]的年降雨线。年降雨量超过40英寸的地区，一种采采蝇在牛群中传播致命的疾病，使制奶业无利可图。

农业经济给规模宏大、历时较长的王国提供了发展的基础。除了无文字使用之外，用一切标准来检验，这些王国都够得上文明开化的资格。这些王国将在下一节里进行论说。苏丹南沿的紧邻地区，这样的王国数量最多，发展程度最高，虽然帝国的模式也深入刚果河流域，可是那里建立的国家缺少更加靠北的国家那种繁复的组织程度，它们无疑代表着较为后进的一个发展阶段。再往南，政治组织就完全消失了，剩下的是各自为政的社区和小群的村落，这些社区和村落只承认自己的酋长。刚果地区以南的整个地区，农民的生活模式非常相近，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这使人不得不断定：此地曾经有过一个文化底层结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曾经自上而下地强加在各种地域文化之上，可是它并未显著地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在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仅有的家禽家畜是鸡、山羊和狗。养猪文化也是非常稀罕的。在农耕区的边缘，人们饲养少量的牛；然而，正如在其他经济活动里一样，养牛业里的专业化趋势也是非常强烈的。养牛的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布犬牙交错，两种部落交换农牧产品。降雨量大的地区的主要作物是香蕉、薯蓣和芋头。文献中常称芋头为“牛薯”。香蕉和芋头原产于东南亚，一定是越过印度洋引进的，至少有一种薯类原产于东南亚。引进这些作物的人，大概就是在马达加斯加岛定居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既然除了薯类之外，非洲湿热地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作物中，没有一种原产于非洲，所以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这些地区都让给了原始狩猎和采集部落。降雨量较少的热带地区栽培玉米、木薯、各种小米、高粱、花生和块根作物。但应当指出，大多数有历史意义的主要作物都不是原产于非洲的，降雨量较少的热带地区也是如此。不妨设想，任何精耕细作的农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都是相当晚才发展起来的，精耕细作使稠密和不迁徙的人口成为可能。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文明一定是比较晚近才发源的。

一切具有共同农业经济的社会，都拥有完善的法典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正规体系。法律条文措辞严密，司法先例具有重要意义。证人被传上法庭宣誓提供证词。原告被告双方都雇请辩护人和律师。整个诉讼程序显然类似于欧洲的诉讼程序。而且，和欧洲的中世纪一样，当双方的证词非常矛盾，法官无法做出判决时，或者在审理无法证实的恶意巫术时，法庭往往就诉诸试罪法[9]。服毒试罪法相当普遍，但是对于被告而言，这一断案法远非一贯都是致命的。

一般地说，宗教在农业社会里的地位比在制奶业社会里重要。祖宗被认为无时不在，他们给后代以帮助，同时又惩处后代道德上的失常之举。在后人心目中，男性祖先尤其使人多几分敬畏，而不是多几分感情。不妨指出，改宗基督教以后，这些具有无形守护神地位的祖先被贬到无人注意的地位，结果是土著风习和道德的显著崩溃。除了祖先崇拜之外，常常还有井然有序的神谱，它们通常以人的血亲群为组织的蓝本。这些神多半与自然力相联系。不过，地位较高的神祇常常有超自然力的使者和仆人。使者和仆人是神祇与人打交道的中介。人们谋求使者和仆人善意的认真程度，超过了谋求居于其上的神祇的善意的认真程度。正如可以预计到的那样，神祇崇拜在那些大型的王国中最为发达。对普通的村民而言，神祇只不过是书里的神，只不过是引人入胜的神话中描写的存在，人们和村民说不上有何交往。

应该在此一提的是男子的秘密社团。农业部落中普遍存在着秘密社团。奇怪的是制奶业的民族似乎从未采用过这一组织形式。秘密社团的起源难以说清。有人说，它们是在模仿北非穆斯林穆拉比特[10]社团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也可能是在普遍存在的为少年举行的成人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无论起源是什么，秘密社团是非洲农业文化最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社团是狂热崇拜的组织。不过，它们同时又是互助的组织，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组织，而且往往是敲诈勒索的组织。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面具和典型的服装，偶尔举行一些公开演出；演出时展示其面具和服装。据信，妇女、儿童和社团之外的男子都应该相信，戴面具的舞蹈者是超自然的神灵，凡是发现蒙面人真实身份的人，一律要被处死。这些秘密社团有正规的身份标记和暗语，成员宣誓相互扶持，这一情况与共济会[11]颇为相似。

由此可见，在大型政治单位缺少的地区，这些秘密社团提供了使人抱团的因素，其成员在离乡外出时能确保相当程度的安全。在政治控制强大的地区，当局常常以不赞成的态度看待它们。在达荷美，这些组织被禁，违者将予以处死。其活动因地而异。然而，秘密社团的一个主要职能似乎是推行当地的风俗习惯。“高傲的”妻子和其他与众不同的人，可能会遭到痛打，甚至可能被戴面具的社团成员杀死。三K党与西非的这些秘密社团的相似之处，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除了这些社会认可的秘密组织之外，还有一些组织的活动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的活动。前已提及的巫师的社团，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而，确有一个组织叫作“豹子社”，它的成员常常进行凶杀，并有吃人肉的恶习；这些恶习显然是黑巫术的伴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