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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求本义阮元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历史还原主义（第1页）

五、“追求本义”——阮元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历史还原主义

如果说，戴震的语言哲学思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语言哲学纲领与方法，开始了利用文字、词汇、语言的新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转向，那么，其后学如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则进一步对通道之“字”的新工具进行锻造，在更加精细的经典训诂层面追寻经典的原义，从而实现对经典原义的还原。如何彻底地实现对古代经典意义的还原呢？那就必须找到经典的关键词的“本义”，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经典的原初意义。所以，阮元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221]

他在辨别“佞”与“仁”二字的意思时说：“是故解文字者，当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别观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文字、语言与经典意义的解释与研究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戴震过于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相对忽视语言的历时性特征的偏颇。简括地讲，阮元追求本义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是通过“因音求义”和崇尚汉人古训的方法来实现的。

（一）“古字义随音生”

但若“财成”一词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则阮元此考据又成了新问题。

在《释门》篇，阮元说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现，全是依托音训方法。由此可见，乾嘉时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确给该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汉人之诂”的复古主义方法

对于文字训诂标准的选择问题，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复古主义方法与“实事求是”超越时空的本质主义学术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病，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面他又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

他甚至简单地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论证汉人的训诂具有可靠性。他说：“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230]

这一崇尚汉人训诂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实事求是”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并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与其哲学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两者之间的学术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吴派”唯汉是崇，而“皖派”重视求真求是。阮元想调和两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语言分析，以及典章制度的研究，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从而达到对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将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转向了以“求真”为目标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努力的方向。“求真”精神为日后中国知识阶层接受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尽管这种精神努力方向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兴起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求真”思潮相比，并没有带来更加巨大的社会变化。第二，在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传统的语言学（广义的，包括语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末期的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甲骨文、金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学术与思想的基础。很多传统经典经过这一时期学者的整理、校对，由以往的不可卒读变成了文从字顺的善本图书，为19、20世纪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资借的文本。

当然，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别是乾嘉学术的后期，很多学者陷入了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思想光芒逐渐减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其哲学思想远逊于戴震，基本上没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还有很大的倒退。不过历史的发展总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正当乾嘉考据学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学”却在悄然兴起。作为清代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龚自珍，其语言哲学及其思想的转化，恰好预示着乾嘉考据学的自我转化。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透过这一偶然的历史人物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1]《经韵楼集》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6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所引皆以《续修四库全书》版本为底本。《经韵楼集》共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中；卷五至卷十二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中，下不再注出。

[2]《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3]《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4]《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5]《左传刊杜序》，见《经韵楼集》卷四，626页。

[6]《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7]《江氏音学序》，见《经韵楼集》卷六，27页。

[8]《经韵楼集》卷六，71页。

[9]《六书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古异部假借转注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2页。

[11]《古音义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16页。

[12]《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3]《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4]《经韵楼集》卷四，625页。

[15]《“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16]《〈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释》，见《经韵楼集》卷三，617～618页。

[17]《经韵楼集》卷四，634页。

[18]《经韵楼集》卷四，634～635页。

[19]《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见《经韵楼集》卷二，593页。

[20]《“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21]《“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