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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念孙的语言学成就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第2页）

从声的角度看：

大呼谓之叫，大埙谓之叫，皋、叫、簥声相近。号谓之皋，大呼谓之叫，大埙谓之叫，大管谓之簥，皆言其声之高大也。[92]

从社会职位的角度看：

公，大也。故无私谓之公，官所谓之公，五爵之首谓之公，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公。子谓父曰公，妇谓舅曰公。公、官、贯，声之转，故官所谓之公，亦谓之官，吏谓之官，亦谓之工。事谓之公，亦谓之官，亦谓之贯。[93]

通过上述字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念孙根据声音相同、相近而意义相同、相近的原则，将汉语中表示“大”的意义的字类排列在一起，对于后人认识古代汉语的规律提供了有科学价值的语言学基础。

在《释大》第一篇里，王念孙还进一步解释了“大”与人的价值判断的“佳”“善”等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佳，大也。故四通道谓之街。价，大也。故善谓之价。大圭谓之玠。大与善义相近，故大谓之介，亦谓之佳。善谓之佳，亦谓之价。《诗·板》七章：‘价人维藩。’《毛传》：‘价，善也。’价有善义，即有大义。故诗人以价人、大师、大邦、大宗类言之矣。”[94]

他在引申《说文》“契，大约也”的意思时说道：

契有合义，亦有开义。《周礼·小宰》郑注：“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左传》襄十年，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是契有合义。契，开声之转。《礼记·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孔疏：“契，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诗·绵》三章：“爰契我龟。”《毛传》：“契，开也。”是契又有开义。契字从大。凡物之开者，合之则大。物之合者，开之则大。故契有开合二义，而同归于大。[95]

由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可知，王念孙通过音训与义训的方式，将汉语内部意义相近的字词汇聚在一起，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古典文献中不同字词内部存在的关联性意义提供了词典式的帮助。从而为训诂学提供了很好的字义分析基础。

如果从语言学、词典学的角度看，王念孙解释出“大”有“佳”“善”等抽象的价值意义，已经完全足够了。但是，如果从哲学语义学，或者语言现象的人类学、文化学角度去进一步追问，“大”为何与“佳”“善”等正面价值判断有关呢？王念孙对此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因此，王念孙的“因音求义”的语言学研究还仅仅局限于词义学范围，没有深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层次。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从资源节约的角度看，也许“小的就是好的”。中国古典社会将“大”与“佳”“善”联系起来，必有其内在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对此，王念孙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思考。从这一角度看，王念孙的《释大》的一篇的语义学研究还只是提供了“大”与“佳”“善”的内在训诂学材料，而进一步从哲学的、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进一步追问其所以然，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是苛求前贤，而是要求我们能够继承前贤的已有研究成果，将词义学的研究推进到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新境界，以体现学术研究的前后相续和不断深化的特征。

（三）《广雅疏证》一书的思想史意义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一书，主要对《广雅》一书的词义训释给出经典的例证与证明，通过乾嘉学者发展并完善的“因音求义”方法，对古代训诂学中的词义训释给出“所以然”的说明。从这一角度看，宋明理学追求“所以然”的哲学思考方式，在清代的经典学研究中落实为一具体的人文学的科学方法论，进而为古代经典的训诂向具有科学特征的语言学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合理的思维方式。

西方近代社会的新工具锻造，主要服务于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现实功用目标。18世纪乾嘉学者的经典训诂工具的锻造主要是服务于儒家经典的训释目标，与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毫无关系。从这一角度看，乾嘉学者的精神努力没有发挥现实作用；其所锻造的工具还很难说是新工具，而只是将传统的训诂学工具锻造得更加精良而已。

1。从训诂实践到训诂学的诞生

如果说汉、唐之儒在经典解释的过程中有训诂的实践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清儒已然将传统经典训诂的实践发展成为一种训诂学，使训诂成为一种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结构的古典人文知识体系。而且，在此训诂学的基础上，清儒还将训诂学上升为一种“训诂主义”，即如阮元所说的那样，“经非训诂不明”。不仅是艰深的字义需要训诂，即使是浅显的字义亦需训诂。显然，在清儒看来，训诂是读懂经典、准确把握经典意义的不二法门。除却训诂不足以谈经学，这就有把训诂的方法上升到一种经典解读的信仰的意味了。因此，从古典知识谱系的变化、发展与哲学精神变化这两个方面来看，清儒在训诂方面的突出贡献如下。

其一，将传统经典训诂实践初步上升为一种训诂学——一种训释古代经典的知识体系。

其二，由这套知识体系出发而进一步将这种系统的训释经典方式上升为一种解读古代经典的精神信仰，认为非通过训诂方法不足以明白古代经典的真义。

清儒发展出来的训诂学在中国经学研究过程中有何思想史的意义呢？我们认为，其训诂学的思想史意义在于经学研究的知识论转向，即他们不再像宋儒那样，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重新建构一个上达宇宙、下关人伦的宏大意义体系，而是将经典看作一堆可供实证的经验材料：以证明一些词义的原初、确切的意义；以显示某种古代汉语的句法规律、构词法则；以揭示某些虚词的意义。要而言之，经典文本的研究不在于把握经典的整体意义，从而依此整体意义来为现实人伦世界的生活提供一套新的意义系统，而是通过对经典文本中字、词、句子的研究，揭示字义、词义与词性、句法规则等古代语文学的道理。因此，“后戴震时代”的经典学研究在知识论（指古典人文知识）方面的确比戴震本人的研究有所深化与细化。然而，从哲学思想的发展角度看，“后戴震时代”的哲学思考深度与系统性，的确又比戴震本人的哲学成就有所退化。钱大昕、焦循、阮元、段玉裁还有一定的哲学思考，而王氏父子基本上就是语言学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因此，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而言，戴震无疑是乾嘉考据学的精神旗帜。而在该时代中，唯有史学家章学诚能在思想上与戴震比肩，且在某些具体方面有胜过戴震之处。虽然章学诚生活在乾嘉时期，但是其学术却不能纳入考据学范畴。他的历史学既不同于钱大昕和吴派的考据史学，也不同于崔述的疑古、辨伪史学，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历史学与文化历史哲学，是一种章学诚意义上而非司马迁意义上的“通史家风”。

不过，王念孙在具体的词义训释过程中，也有某些有启发意义的哲学思想。如在《广雅疏证》卷一《释诂》的第一组同义词解释中，为了从道理上讲清“方”与“始”意义相通的道理，王念孙解释道：“凡事之始，即为事之法。故始谓之方，亦谓之律。法谓之律，亦谓之方矣”[96]，王氏的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道”概念的精神，十分有帮助。老子、庄子之“道论”，特别强调“道”在万物之先，先天先地的时间与逻辑的在先性特征，而这一在时间上、逻辑上为万物之始的“道”恰恰成为万物之法则。王氏本人虽然未必有这样的哲学思考，但他的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以宇宙论的演化论方式来构建一种哲学形上学，的确有思想的启迪意义。不过，《广雅疏证》中像这种具有哲学启迪意义的释义内容很少。

2。《广雅疏证》的语义疏通方法及其意义

对于《广雅》一书中列出的大量同义词，王念孙通过运用经典上的典型材料，再辅以因音求义方法，句法分析，将同义词的历史语义、内在音义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对于后人进一步理解汉语与词汇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以《广雅疏证》卷一《释诂》“古、昔、先、创、方、作、造……始也”条中“作”与“始”的意义训释为例，可以看到王念孙在该书中训释古义的基本方法。他说：

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疏通“作”字具有“始”义，首先，王念孙以《毛传》的训诂为证，以典型的训诂文献证明“作”有“始”义。其次，他通过音训的方法，将“作”与“乍”字联系起来。以“乍”字具有“始”义来训释“作”具有“始”义。再次，他引用经典文献，通过句法的“对文”分析，以揭示“作”具有“始”义。而在此层论述中，王念孙不以孤证的方式来证明，而是举出两个例句，以之说明“作”具有“始”义。

通过王念孙的疏证，《广雅》一书中的大量同义词，让人明白了其历史语义与音理上、句法上的“所以然”。从人文知识的总量来说，虽然没有增加新的知识内容，但却明白了“作”有“始”义的道理。从这一角度来说，还是提供了新的人文信息。

（四）“求真、求是”与《读书杂志》一书的哲学精神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晚年的一部著作，是他在广泛校读古代子、史类著作，包括少量集部著作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中的字、词的讹谬进行校正的一部札记类著作。其表层意蕴表现为对古代典籍局部字、词、句的原貌的还原，其所体现出的则是一种求真、求是的精神，与乾嘉学者“实事求是”共同精神纲领相吻合。《读书杂志》在纠谬的过程中，不拘成见，不惧汉代注经大家的固有说法，以充分的事实和可靠的古代版本为根据，以古代汉语的文字学、词汇学、语言学和少量语法规律分析为依据，并依据制度史、文化史、历史地理等广博的证据与知识形成自身的学术见解，从而在古典人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既发展了传统的训诂学、语音学、校勘学，增进了古典人文知识，同时也体现了该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

依照今人的研究成果来看，《读书杂志》的主要学术成就表现在校勘与古代典籍词句的解释、句读及其相关问题两个大的方面，努力在局部上还原古代典籍的原貌。但要实现这一求是、求真的学术目标，需要非常系统的语文学知识。王念孙凭借他丰富的古代汉语语感，再征之以广博的典籍文献，辅之以古代音韵学知识，运用清人擅长的发明义例的方法，从而在古代典籍的局部还原工作方面取得了度越前人的成就。

1。《读书杂志》“求真”“求是”精神举要

第二，依据汉语文义，结合其他版本，校正不可通的句子。《管子·小匡》“徐开封处卫”一语，依《管子·大匡》“游公子开方于卫”一句，当作“卫开方处卫”。理由是“开封”为“开方”声之误所致，而开方是卫人，故当说是“卫开方”。[101]

《墨子·杂守》篇有“吏各举其步界中财物，可以左守备者”两句，王念孙认为此句中“步界”一词于文义不通，当作“部界”。理由是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墨子·号令》篇有“因城中里为八部，部一吏”一句。又云：“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102]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不干所问，不犯所知”两句，王念孙认为“所知”与“所问”相对，当作“所咨”，且《国语·周语》即作“所咨”。[103]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曰：“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王念孙认为，“浑邪裨王将”依《史记》当作“浑邪王裨将”。[105]

第三，利用不同版本、专书、古注，比较文字异同，补足古代典籍中缺损文字。王念孙认为，《荀子·劝学》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二句后，当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二句。证据有以下三重。其一是《尚书·洪范》正义引《荀子》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原注），与之兼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二是《索隐》曰：“‘蓬生麻中’以下，并见《荀卿子》。”可见汉唐人所见《荀子》皆有后面二句。其三是考《荀子》一书与《曾子》一书多同，《曾子·制言》篇：“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礼》注：乃犹而也——原注），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除此三重证据之外，王念孙还从语义的完整与押韵的角度提出旁证，以证明加上后二句的合理性。他认为“白沙在涅”与“蓬生麻中”义正相反，而“黑”与“直”音正押韵，无此二句，则既失其义，而又失其韵矣。[106]

第四，利用语言规律、其他版本校正古籍中的误字、衍文。《逸周书·武称》篇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两句，王念孙认为“美女破舌”一句于文义不可通。他根据隶书“舌”与“后”二字字形相近的字形分析，断定“舌”当是“后”字。而“美男破老，美女破后”即《左传》闵公二年“内宠并后，外宠二政”的意思。[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