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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引之的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第1页）

二、王引之的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王引之（1766—1834年）清代汉学家，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其祖安国、父念孙，皆以治名物训诂称著。王引之承其家学，究心《尔雅》《说文》《音学五书》等，以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嘉庆四年（1799年）为进士，以优异成绩径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任实录馆、国史馆副总裁。道光七年（1827年）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考证》十二册。逝世后，谥号文简。其学以文字训诂最为专精，与其父王念孙齐名，并称“高邮二王”。

（一）新语义的发掘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王引之的学术特点及其贡献，可以通过龚自珍的《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一文略窥一斑。他以平日所闻于王引之自我评价的口气说道：

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132]

王引之敢于改正古人错误的是这样三类情况：“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133]王引之不敢乱改的一类错误是：“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滋口也，吾又不改。”[134]

由上所引文献可知，王引之的学术研究内容及其方法是通过小学的途径来研究儒家经典，改正其中存在的各种文字错误。而改正经典中的错误有敢改与不敢改的原则，因而其改正经典中错字的行为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以下将通过其《经义述闻》一书的语言学研究的成就，揭示其在经学研究活动中掘发出的一些古典人文知识，从而考察其对清代人文知识增长的意义。

1。发掘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

王引之是古代语言学家，他的经学研究不是从整体上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是通过经学中个别语词中被湮没的古义发掘，从局部上为经学的新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学材料。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部分，他通过语义训诂的方法，揭示了古代汉语中一些词汇长期被湮没的语义。这些被湮没的语义的重新发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从下面列举的7个语词的训诂，可以看出其语言研究对于增长古典人文知识的意义。

①“有”与“友”通，均可训为“亲”。[135]通过对“有”“友”二字在《诗经》《左传》中的多项例证的分析，王引之纠正了古代的注释错误，实有助于后人正确阅读古籍文献。

②“时”训为“善”。王念孙认为只有《毛传》一见，而王引之则举出了多个例子，并提出了新的理由，即“‘善’‘时’一声之转”，故可以训“时”为“善”。[136]不过，从语义的角度看，“时”训为“善”，其“善”并非“善恶”之“善”，乃是“好”的意思。王引之训“善”为“嘉”，颇为恰当。然而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相关性可能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应当是意义的引申。做事能合时宜当然可以称为“好”。故“时”可以训为“善”、训为“嘉”。王引之仅从声音与意义相关联的原则出发训时为善，仍有未尽其意之处，应当注意到词汇的意义引申原则。

③“赵注释‘为’为‘有’，足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载其义。”[137]此条通过对经训的历史研究，发掘出了“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意。为此，王引之又做了系统的材料补充。

④“‘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载其义，今略引书以证之。”[138]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的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这应当是王引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发展。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做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⑤“家大人曰：‘菑’可训为‘立’。而字书、韵书皆无此训。”“家大人曰：《吕氏春秋》顺说、求人二篇注并曰：‘归，终也。’而字书、韵书皆不载此训。”[139]王引之在继承其父王念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言说某字、某词之义于字书、韵书皆无，而通过经、史、子等典籍或传、注类著作，详细证明自己研究的新发现。这是在经、史、子的研究过程中积累新的人文知识的做法。这些人文知识虽然客观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籍之中，然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某些字、词的意义被长期湮没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俩通过古典人文学的“知识考古”形式，以人文实证的方法掘发沉沦于古代典籍之中的某些字、词的原初意义或另一面意义，对于拓展人文学的知识视野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创新而言，清代乾嘉学术中的知识考古运动更偏重于人文知识，即字、词意义的发掘，以此来拓展人文学者的知识视野，从而间接地达到或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乾嘉学者是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展来实现意义的再创新。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创新并不成某一创新的系统。然从一个时代而言，则在整体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思想“范式”的转移——即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实现思想的创新。

⑥释“贯”为“行”。[140]王引之引其父之言，将“贯”释为“行”，并旁征博引以证明此词为“行”之意。阮元、焦循释《论语》“一以贯之”句皆释“贯”为“行”。因此，以“行”释“贯”在清代学术中有相当高程度的共识。然语言学的训诂并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想的意义解释。“贯”释为“连贯”，“贯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里涉及训诂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复杂关系，此处不再详论。

⑦“物”有“类”义。王引之认为，“物之为事，常训也。又训为类。《系辞传》：‘爻有等，故曰物。’韩注曰：‘等，类也。’桓二年《左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谓昭其比类也。……《方言》曰：‘类，法也。’‘物’训为‘类’，故又有法则之义。《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王引之对“有物有则”一句又有所引申，“《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言其性有所象类，则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类，秉夷之谓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谓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141]

上述“训物为类”的词义考古，孤立地看起来仅是对词义的再发掘。然而，联系《大雅·生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一句中“物”字的训释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此训释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意义的颠覆。宋儒二程皆训“物”为“事”，戴震对此句中的“物”字亦训为“事”。并从“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思维出发，将这一句话解释成从具体的万民生活中寻求人伦之理。王引之应当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然而并不同意他的老师戴震对此句话中“物”字的训释，而是将“物”字训为“类”。就“类”之义而言，则此句的意思是：民有其类则当各效法其所好之法则。他还进一步引《孟子》一书对物训为类的解释，以证明自己的训释为的训。虽然还不能说是旁征博引，然而也是言之有据的。如果像王引之所言，将“物”训为“类”，则《大雅·生民》一诗中这句话可以释为“有类有则”，《孟子》一书中“有物必有则”一句可以训释为“有类必有则”。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一种新解。不过，将“物”训为“事”也并不能算是错误的训释。这里涉及字、词意义的训诂与经典整体思想的系统解释之间的复杂问题了，在此是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事情。从经验论的哲学立场来看，“万民”的表象让人感觉到无从去把握他们、管理他们。然而诗人告诉我们，这一由上天生出的“万民”，其实是有内在的规则可循的。因为所有的事物表相背后都有其一定的法则。故孟子才说：有物必有则。当然，如果说是“有类则必有则”，也可通。然而，戴震在对此字的解释上没有与二程、朱子立异，在其“气化流行即道”的形上学框架里，将“物”训为“事”，努力寻求事相背后的法则。戴氏的这一词义训释与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引之发掘“物”在常义“事”之外的另一层意思——类、法则，这本身并没有错，扩大了人们对“物”一词的多义性的认识，从而扩大了人们对古代汉语意义的认识范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他也拓展了经典的意义世界与古典人文知识的视野。如果依照王引之训“物”为“类”的意义方向，对传统经学中“物与则”的关系做一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能开辟出另一个经学的解释系统。可惜戴震之后的乾嘉考据学没有在思想系统的解释与建构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二）揭示古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现象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部分，还发现并总结出了古代汉语中双声、叠韵，复语，双字词汇，古代汉语中的特称、泛称、通称等多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与语用学现象，对于后人进一步深入、准确地解读古代经典的意义提供了语言学的新成果。

①双声、叠韵现象的发现。王引之说“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通过对双声词“犹豫”一词的分析研究，王引之批评了训诂史上依字形字义训释词义的缺陷。这里涉及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字与词的关系。古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中，有时字与词的界线并不是很清楚的。此为字与词重合现象。其二，字义小与词义大，词脱离字而别有意义，特别是双声词、叠韵词之类，像“犹豫”，以及与“犹豫”意义相同的一些双声词。词不脱离字而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如“自由”一词，此为双音节词，而此类双音节词经过语言与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一个特殊概念的时候，其意义更加丰富。然其根本意义仍然与字义相关。“六书”原理表明，汉字有依形起义，有依声起义。然“词”在语言中比字的意义更为丰富。字为词素，词为句素。依声起义的词，若依字形训义，的确有穿凿之处。然亦不能一概而论，夸大依声起义原则的适用范围。

王引之发现，双声词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单声词发展而来。“犹豫”一词，可以分开来解。“犹”与“豫”均可作“犹豫”解。《管子·君臣》篇有“贰豫之心”，《老子》有“犹兮若畏四邻”。

与“犹豫”意义相同而词形不同的词有：“犹犹、与与、夷犹、容与、狐疑、嫌疑、踯躅”等。

对于双声、叠韵一类词语的训释，王引之接受了同时代人“因音求义”的正确方法，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142]训诂学的词学原则的确立可以视为清代训诂学超越汉代训诂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使训诂学超越了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在此原则指导下，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之言，以为唐初之人，已经不了解古汉语中“无虑”一词的真正意思了。这应当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词义研究成果。他通过对唐以前中古汉语史的疏通，将“无虑”一词的本来意思阐明了。“无虑”即“大凡”也，概指之词，非精确计算之词，非不考虑之意也。又，“无虑”一词还有变形的，有时“虑”亦即“无虑”之意，见《荀子·议兵》《汉书·贾谊传》，有时“无虑”作“勿虑”。有时先秦文献作“摹略”“孟浪”“莫络”。

王引之认为，上述词汇在语用过程中的这些变形都是一声之转的结果。通过因声求义的词学研究方法，王引之为后人正确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更加逼近古代经典的原义，提供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训诂学的经验。

②复语现象的发现。王引之说：“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王引之认为，古汉语有少量的双音节的词汇，即他说的“复语”：

王引之通过对古代训诂成果的吸收，结合经典训诂的实际，首先对“殆”“怠”二字具有疑惑之义进行训释，扩大了人们对“殆”“怠”二字的意义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古代有“复语”现象，这既是当时古汉语研究的一项新认识，一种新的古典人文知识的新发现，同时也为正确理解古代汉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语言学成果。

③对古代汉语中“义同字异”的双字词的发现。王引之认为，古代汉语中有一些双字词。这些双字词中的上下两字的意义相同，不可拆开解释，颇类似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的词不可分拆一样，如王引之说：

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如《泰·象传》：“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解者训“裁”为“节”。或以为坤富称财。不知“裁”之言“载”也，“成”也。“裁”与“成”同义而曰“裁成”，犹“辅”与“相”同义而曰“辅相”也。《随·象传》：“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解者以为退入宴寝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与“息”同义也。[144]

此处所谓“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一个由双字构成的词汇的双字词或双音节词。在《经义述闻·通说下》，王引之一共列出了64个双字词的材料，列表如下（见表6-1）[145]。

表6-1“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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