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一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第1页）

一、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肇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19世纪，德国语言学决定性的语言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机体的隐喻观念。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内部规则，认为语言是独立于语言的讲话者并依照这些规则来运行的现象。因此，对于强调语言的结构和进化依赖于使用者、关注于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科学的语用学而言，这种语言学观念并没有为使用中或语境中的语言研究，或者语言和行为间关系的研究留有空间。正是康德在知识建构中的图式论和符号观念，把语言的因素引入理性的建构中，形成了德国语用思维的出发点和思想传统。在康德所开创的哲学轨道上，德国哲学中的语用思维表现为与英美语用学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并成了现代语用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本节之目的正是要具体考察语用思想在德国哲学传统中的发展、表现和风格，从哲学渊源的角度认识现代语用学的形成、发展轨迹。

（一）康德的语言学转向

现代哲学开始于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正像哥白尼通过把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并让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它运行，从而在天文学中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一样，康德通过把理性置于核心地位，并让对象世界以它为核心，从而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并不仅仅是通过感觉来认识世界，即通过感觉积累世界经验和它的对象表征，相反，我们预先把一个结构强加于世界之上，并通过人类理性的原则来指导它。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现组织化了的世界，也没有因对象世界而束缚住人类的行动。人类组织了世界，人类自身就是自由的行为者，并能自由地按照人类道德原则来行动。为了发现理性和道德的这些最高原则，按照康德的理论，哲学应当不仅仅按照英国经验论者所赞同的经验方法来前进，而且应当按照先验方法来前进。

康德哲学的这种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建立起‘概念使对象可能’的新思维方式”①，这种先验方法基于一种“真正的语言哲学”，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思想。康德看到，“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并且我们能够形成这门科学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他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它属于语言的事情。”②为了探询经验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它将实际地成为一种语法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按照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一样，经验是范畴这种先验语法对自然现象加以拼写的结果。对此，在《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中，康德明确指出，“从普通认识里找出一些不根据个别经验、然而却存在于一切经验认识中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就构成经验认识的单纯的连接形式，这和从一种语言里找出一般单词的实际使用规则，把它们拿来作为一种语法的组成部分，是没有两样的，并不要求更多的思考或更大的明见（实际上这两样工作是十分相近的），虽然我们指不出来为什么一种语言偏偏具有那样的形式的结构，更指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在那一种语言里不多不少恰好找出那么多形式的规定。”③可见，康德事实上把他的先验哲学塑造在其时代的普遍语法之上，语言的形式将理想地反映思想的形式，为语言的使用设定了界限，促成了他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如果说范畴为经验现象提供了先天法则，形成了概念的语形学的话，那么概念如何具有意义，它又是如何与直观对象联结起来的?因为现象中并不会看到诸如“实体”“因果性”之类的东西，并且如果概念不用于现象的话，它就没有了意义，只是单纯的逻辑形式，因此必须寻求概念与经验间相联结的通道。

在康德那里，语言是理性的外在化和异化的唯一工具，这种简单的语言表征理论在对内在的精神表征和外在的语言表征区别的基础上，将外在的语言表征又分为符号的概念表征和概念的象征表征。但是，在康德看来，符号（包括语词）仅仅是概念的一种指谓，其唯一的功能只是按照想象的关联规则去唤醒概念，这种纯粹主观的作用避开了与对象直觉的任何内在联结，因此它只是概念的表达式，即语词表达概念，它们是任意的并且主观地用于思想的再生和转换中。另一方面，在概念的象征表征中，由于与概念一致的仅仅是程序规则，而不是直觉自身，且此种一致仅仅是在反映的形式中，而不是在内容中，所以它们完全没有可直观的对象，而只能通过类比方式，借助于另一个可直观的对象，反省出其中的意义，再把这些意义类比于原来的概念之上。因此，概念的象征表征的不充分性，决定了它不能直接指称对象。为此，康德不得不寻求其他建构概念意义的程序。

在康德看来，能够既符合先天的语形规则，又能够与直观对象相关联获得语义意义的唯一有效认知表征方式，只能是图式。图式通过先在性使直觉符合于概念。这里的先验图式就是时间的先验规定。因为时间是直观的先天形式条件，不掺杂任何经验的规定，同时，一切现象均在时间的关系中发生，这样，图式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纯粹概念的图景，即在感觉和认知之间的桥梁，“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是这些概念能够与对象发生关系并具有意义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条件”①。在此，图式可以被创造，是我们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因此，是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的创造意义的手段。它在理性提供的概念和观念的基础上，对理性做出表征。所以，本质上讲，图式起着语义规则的作用，在时间序列、内容、范围等方面对用于对象之上的语形概念给出语义的解释，从而使抽象的概念在时间的图式中感性化，并指向了特定论域中的对象。康德的图式论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语言概念的意义理论，即如果没有把对象给予概念的话，概念就不可能形成，不具有任何意义。

可以看出，康德先验哲学中包含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语言图式论通过限定概念的使用范围，以获得有意义的语句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一切有意义的语句都是在经验中证实的理论。康德从概念的语形学到概念的语义学的发展，表明语言观念在他的先验哲学中具有重要位置，尽管它只是以一种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另一方面，康德对德国语言哲学发展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在他那里，日常语词仅仅是任意符号，而未能看到，大多数日常语词开始都是作为象征，哲学语言依赖于日常语言为它提供完全的表征。特别是他未能看到，语言能够履行图式的作用，在直觉和概念或感觉和认知之间架构桥梁。所以，康德的语言作为表征的理论，包括符号和象征的表征，在一段时期内阻止了语言的行为方面的发现。可以说，康德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促进德国语用思维的发展的，他的后继者在他的语言思想的启发下，通过跨越康德的纯粹理性哲学所设置的限制，以便去建立一种基于康德原则的新语言哲学，从而超越了18世纪处理语言的感觉论和经验论方法，并促成了一种语言的先验哲学，把康德的先在性从理性转换到了语言，并引入了符号和交流行为中对话者的观念，使德国语言传统慢慢发生了朝向语用的转变。

（二）后康德时代的语言交流哲学

康德之后，直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里，在语用问题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费希特、哈曼（J。Hamann）、罗斯（G。Roth）、维特（S。Vater）、洪堡和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等在内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表征理论，并把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语言中精神和表征间的关系上，对语言来源和语言系统本身进行基本界定；另一方面，他们把康德的图式理论结合进语言理论中，语言取代了康德的图式论在其哲学中作

为‘第三’的作用，与概念和直觉结合在一起，使语言对于思维具有了核心的作用。具体讲，这一时期关于语言和语用思维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语言的先验来源

由于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哲学和语言思想，普遍地渗透着先在性是一种对所有知识和所有人类创造物而言，都是必不可少和构成性的观念。因此，费希特研究语言的基本目标，就是去给予语言来源一个道德基础，所以，费希特所希望的是一个语言来源的先验历史，是对语言观念被转换进人类言说中方式的描述，把语言本质和来源从人类本质中推演出来（以康德的先验演绎为模式），而不是一部自然的或历史的经验历史，不是对人类所使用以形成语言的自然手段的描述。为此，费希特指出：

（1）语言是通过任意符号对我们思想的表达。“通过符号，这意味着不是通过行为。我们的思想把它自己显示于可见世界中：我思考并且依据这种思考的结果而行为。一种合理的存在可以能够从这些自我行为中推断出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但这并不称为语言。在能被称为语言的每一件事中，只有思想的指称能被思考；并且语言除了这种指称之外无其他目的。”后来费希特写道：“语言的目的只是指称，这就是在思想中获得一种相互作用，所有的适当行为的相互作用都可以被产生。”①因此，语言的这种表征功能在逻辑上是首要的。（2）语言本质上源自于，在与其他人相面对的情况中，主体试图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仅能通过交流获得，也就是通过内在表征的外展来实现。因为人类面对的不仅是去征服的自然，而且希望与其他生物接触和联合，此时他所感受到的是一个指向自己的行为，此行为遵循特定的可以认识的规则，这使他意识到此生物像他一样富有理性，所缺乏的仅仅是去与之相联结的手段，而把这两个理性生物联结到一起的工具，必定是建立在个体意愿和行为之间的相交部分上。这就是，它超越个体意愿但又仍然与它相联结，这样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语言，即不是通过占有而是通过理性，通过行为和再行为的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仅仅是本能的，而且表明了相互间的理解。

2。语言的表征和交流

从康德的语言表征论出发，罗斯系统分析了内在表征观念和外在表征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他认为康德以及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不像其时代的普遍语法家一样，大部分建基于归纳和心理学上。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语言如何能够在认知的、尤其是交流的层次上，去履行它的符号功能。为此，他指出，一方面，表征可被视为是，表征把它自身呈现为一种内在认知表象的形式，即心灵的行为；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观念的外在语言表征是一种身体的行为，一种言语和交流行为。罗斯把这种使用言语来表征观念称为“交流行为”。

在罗斯看来，外在交流表征与内在认知表征是并行的，语言的表征形式就是对心灵及其行为的模仿。在此，词表征概念，句子则表征判断。词和句子作为外在行为，在内在行为中具有相应等值物。在形成一个判断的行为中，两个认知实体或表象被结合在句子这种逻辑单元中。

在思想或观念的表征中，既存在概念形成和判断形成的过程，又存在产生被发出的言语的过程，语言把言语变为表征思想的工具，从而，语言成为认知和言语之间的媒介。我们在语言中表征思想，就能够被称为语言的纯粹普遍理论规则。然而这种表征在实在中能运行的必然条件是交流。作为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人们能够真正地把信息的编码视为言语的产生，把信息的解码视为把缠绕于言语之中的声音和思想整理出来。为使真实的表征存在，它就不得不与另外的主体交流，在与他人的交流行为中，表征通过言语而变为基于思想的交流表征，并因此通过交流行为而完成。

所以，罗斯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考察语言。其一，语言作为表征是一种日常的现象，它来源于交流需要，产生于他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本质的，它发生于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中，语言因为交流的需要而使用，并因为使用被改变；其二，在更高层次上，语言能够成为更自由地表征的手段，并与交流的需要相分离，可交流性的特征在此并不是本质的，表征者更多的是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来决定他的表征，其他人的使用是次要的，讲话者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听者能够是任何时间的任何人，比如在诗和科学的论域中。可以看出，这是两种不同的交流模式。

这种认为把语言从表征中区别出来的是通过发出言语的交流的观点，使逻辑主义和语言系统的观点在此就被功能主义和语言的交流观点所取代，尽管后者是基于纯粹理性的推演而不是日常语言的分析。

3。语言使用和文本理解

随着言语交流观念的出现，德国语言学中有了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语言和作为向某人交流某事的言语的区别。语言的讲话者、听者、意向以及交流行为的目的等语用方面，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这些方面中，维特超越了费希特去把握语言纯粹观念的愿望，把它向人类意向性、历史以及经验事实开放。对于维特而言，符号的每一次使用，并不能绝对地源自于普遍哲学法则，符号的具体使用必须部分地被视为是人类心灵、自由意愿等自主活动的表达。这就是一种思想当它在一定时间、在特定场合与符号相关联时，为何仅仅能成为特定思想的原因。由此，维特认为，人们并不能够很容易地从心灵和语言关系的纯粹分析中，得出语言普遍特征。规范的语言使用总是根植于特定场合并基于习惯。当被分析为一种经验的事实而不是作为一种无限的观念时，语言就整个的是基于使用，基于在真实的时空语境中，通过实践交流转换得来的习惯。

同样，在费希特的直接影响下，洪堡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对他而言，语言是结合于每一个讲话行为中的两个有序过程的产物，即反映和言说。洪堡试图去表明，词不仅仅是观念符号，"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①。因此，符号并不是任意地与预先存在的意义相联结，而是符号以及它们相应的思想，是在同一时间以及讲话者的同一言语行为中形成的。这种讲话的“言语行为”成为洪堡语言哲学的轴心，正像“符号行为”是洛克的和“理性行为”是康德的一样，语言建基于真正产生它的行为。

神学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则基于文本的解释，特别是圣经文本的解释，在康德的启示下，提出解释的先验问题：理解如何可能?意义的理解如何可能?在这当中，阐发了自己对语言使用和意义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不只是一种语法和词法规则的结合。我们试图去理解的总是言语行为。正像在洪堡那里一样，言语行为也是施莱尔马赫语言理论的焦点。所有的言语行为仅仅是语言本质展示它自身的方式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没有看到语言使用的同时，也不会看到作为规则或语法系统的语言。这也意味着语言必须总是在与修辞学或心理学的联结中来研究。

在康德时代的德国语用思维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现代语用学相同的方面，特别是对交流互动和对话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思想普遍反对理性论以及语言的逻辑观。但是，在德国早期的这种语用思维中，尽管康德的图式论逐渐地转换为一种意义的语用论，语言是思想表达式的观点仍然统治着语言和交流的萌芽理论，特别是在语言的概念中仍然缺乏对语言的行为性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