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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分析方法与指称理论（第1页）

一、语言分析方法与指称理论

在所有独具人类特色的事物中，语言始终处于首要的位置，而且人类对语言自身的思考也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深远意义。因为，一方面，对语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甚或更早；另一方面，发于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后半期的“语用学转向”，重新突现了语言理论并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甚至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了明确的思维限界。在历史和现实所设定的这种基本框架中，探讨语言和实在关系的指称理论，也因整个背景视角的转变必然而然地发生了某种时代性的演变，其特征深刻地渗透着语用分析方法所独具的风格、意义和历史印迹，展现出指称理论历史发展的语用化趋向，同时这种演变又从另一个层面上显示了人类整体理论思维的变化。因此，从宏观上揭示这种演变的背景，阐明这种演变的总体特征和意义，将是整个后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所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

（一）从传统语义学的解构到语用学的设定

历史地讲，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转向”始于指称理论在传统语义学研究中“战略性”的失败。语用分析方法把一切语义表征、真理一致性和语词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语言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就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这使得语言哲学家们在指称理论研究的一切方面能够不断地走向“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从而，在消解传统语义学和构建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基础上，描画出语用学的蓝图。

1。现代指称理论的困惑

在传统的语义学中，指称理论所探讨的是关于语言的指称语词，也即关于名称、谓词以及它们指称或应用的对象和原因的理论。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研究语言表达式与非语言的外部对象之间的关联，即它直接地揭示了语言和实在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对应的或映射的关系。这一研究方向及其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指称理论的命运。我们看到，在“前分析”和“分析”时代的语义学中，大致有四种探讨指称理论的途径，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指称难题进行了特定的求解：①现代符号学是一种直指式的理论。它要求语词的使用者必须先在地把握对象，从而在头脑中产生作为该对象的自然符号，以使这一符号通过与指称该对象的语词之间的关联而被约定地表达；②因果论者倡导从对象到语词使用者心灵的分析途径。在他们看来，对象在使用者的头脑中引发了一个通过语词而被表达的陈述或大脑事件，而语词正是借助其与这些陈述或大脑事件之间的约定性结合而因果地指称了对象；③“逻辑—数学”理论则是从自然符号及思维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主张指称是一种从语词集合到对象集合的映射。因而指称理论的目标，就是检验建立在非循环地给定的各语词的语义域和各种类型对象之上的关系结构；④早期的分析理论则追求在精确的或理想的形式语言基础上，通过语法分析来建立对象和符号之间的确定关联。从而，遵循严格的“投影规则”，在科学和数学的形式体系中，确定每个语词所具有的相应意义和指称。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论途径是在“逻辑—数学”的方法上进行的。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语言哲学家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前分析”和“分析时代”在指称问题上所存在的几个理论缺陷：

其一，出于构造精确语言的需要，他们大都是在概念构造的基础上展开其特定理论的。所以，内在地讲，指称理论是“来自一个人如何尽可能合理地在论争解释和理论所能证明的对象中达到指称”①。因此，对弗雷格而言，指称是一种抽象关系，但对皮尔士来讲指称则是认知的形式，是一种假说推论。塔尔斯基、卡尔纳普以及他们的后继者所称道的“纯粹语义学”，则事实上是一种数学的形式系统，根本不包括指称理论。而乔姆斯基所开创的生成语言学，在其形式上同样如此。总之，理论语言学家们注重于整体上作为语法构成的语义学，而忽略了作为语词指称的语义学。

其二，现代认识论是他们共同的认识基础。这种笛卡尔式的认识论预设了心灵或观念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和分离，而指称恰是精神存在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一种关联，表明了“词——表象——对象”之间的关系。指称在这里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由此却也便产生了一种误导：似乎传统的诸多难题纯然是误用语言或混淆了范畴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通过语言或范畴的分析和批判之后就可以一举消除认识中的全部谬误，达到崭新的、绝对无误的观念。

其三，无论是弗雷格的含义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都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即静态地对专名、通名的对象给予相应的描述性说明，而不追求在具体的语境、特定的语用或动态的命名中赋予指称的因果性或历史性。在这里，最明显的缺陷在于仅仅从语言的内部去探究语词指称的方式。

正是由于理论自身的这种缺陷和不足，许多语言哲学家基于各自不同的背景和需要，从语言使用的研究视角上，对指称理论作了新的构建和诠释，使指称理论的研究自然地走向了语用化的发展。

2。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

在现代思想状况下，实在论者们所要做的是为理论术语寻求指涉或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探求一致性的解释。为此，在指称理论方面，它所追求的是语言的表象或指涉论，即语言必须是通过标示它指称的对象或事实来获得它的基本意义。他们超越了早期的“朴素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者，已经从经验的极端表象立场上做出了理性的后退。因而，他们强化了科学语言的隐喻本质，并把科学模型和理论看作现存的、可选择的和可尝试的表象，而不是仅仅当作本质的字面图景。同时，他们也不只是在一种静态的句法形式结构内部寻求指称，而是把“命名”看作一种首要的、事物获得其名称必不可少的“仪式”。可以说，这是一种“分析时代”或“现代思潮状况下”适当的指称态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企求于一一对称“映射”式的指称理论仍是一种具有二元论色彩的立场。它把世界对立为两极，一端是语言的语词世界，另一端是对象的实在世界。而且指称成功的标志是真理的符合论，具体表现为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它预设了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之间的同构性，并试图在这种预设的阿基米德点上构建起语言哲学的整个大厦。

“后分析”或具有语用思维的哲学家们敏锐地看到，传统指称理论的错误在于其根基于主张只有具备确定性所指的语词才有意义的语言实在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抛弃绝对所指的语言实在观，确立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就成为设定科学语用学的第一要务。因而，蒯因、戴维森等人明确限制自己在科学的新领域中为“实在”和“存在”的语词使用给出约定。在他们看来，对“实在”和“存在”的讨论只能限定于在语言的界域之内。倘如我们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决定的仅仅是人类本质上为了实践的和社会的目的创造的产品，那么语言就具有了一种已为分析哲学传统所拒斥的本体论性。因此，任何对象的存在均是相对于特定语言的存在，并因而是以那种语言为基底的。在这里，语言和实在是同一的。由此，“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①可见，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不能把语言看作是‘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媒介；它不是媒介，而是确定的客观实在，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②

不难看出，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确立是指称理论语用化演变的基础。正是它昭示了语用学与传统语义学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也改变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语词——实在”对立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一宏观的背景改变出发，指称理论在其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开始了朝向语用化的演变。

（二）从绝对的确定性到相对的非确定性

20世纪中叶，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开创性的工作使得“指称使用”观念逐渐在整个思维领域全面扩张起来。一方面，强调语词的主要功能在于语用而不是语义，无疑是对“弗雷格—卡尔纳普”传统语义学所倡导的“内涵—外延”严格区分观念的消解；另一方面，也使得指称理论不必再执着于追求确定的指称，更不可能仅满足于在静态的语法结构和语句层次内部寻求这种指称的意义。为适应由于这种语用学转向所导致的语言使用和指称的“非确定性”（ierminacy）特征，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在动态的命名活动中指称的相对性和语境把握的整体性。

1。指称使用观念的确立

指称使用观念的普遍认可，极大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后现代演变。尤其是指称相对非确定性态度的确立，是由语言哲学的发展以及指称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精确对应”神话破灭之后，需要寻找一种促使语言哲学发展的新动力。严格区分了指称的内涵和外延的传统语义学，把内涵对应于语词的外延，使后者成为语词应用的对象集，而前者则成为事物所具有的使它在外延使用中适合于其身份的属性。其本质要义在于，所有的语词均具有特定的意义和指称，而语词的指称取决于语词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内涵中心论”的引导下，它所建立的指称理论表现为对指称对象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就是说，不仅每个语词均具有固定的决定其所指对象的意义，而且正是语词本身而非其他显示了对象的存在。问题在于，为了追求精确的“语词一实在”对应，不惜抛弃日常语言而建构的理想形式语言，不仅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而且，就连其认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i）“同一可替换性”（substitu-tivityofidenticals）问题，即两个具有相同语义价值的语词却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ii）虚名问题，即有意义的虚名却没有指称。在这样尴尬的境况中，“分析时代”的哲学家们显得无能为力。

其次，日常语言面向生活讲话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了这一需求。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坚定地反对私人（纯粹表达的）语言，而认为我们必须设想一种纯粹“指涉的”语言游戏。对他来讲，言语形式的意义和理由必须建立在人类话语世界之中，而不是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他之所以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即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是因为他意识到人们常常被语法形式引入歧途，因而忽视了不同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表达了一条规则以及它所表达的规则是什么，这取决于它的用法而不是它的形式。因为，一个人是否理解了一个表达式，理解到了什么，这可从他使用它的方式中，也可从对他人用法的反应方式中看出。这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表达式的用法规则。这样一来，指称成为意义的核心，而意义的关键又在于语用。在这个基点上，语言便可与“生活形式”（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由此，作为语用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指称理论便由探求作为词项与所指对象之间静态关系的“指称”（reference），转变为作为动态的、使用中的“指称”（referring）。这充分地表明，形式词项的指称是与它们的现实使用不可分割的。

2。指称相对性的转化

长期以来，指称的确定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家们探讨的中心。这不仅源于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大多以数理逻辑为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妨碍哲学进展的主要障碍是对日常语言的迷恋。因而，放弃日常语言，追求具有确定意义和指称的人工语言，就成为“分析时代”哲学家们所共同期望的目标。然而，语词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各种不同的职能，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赋予它们唯一的属性。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后分析时代的语言哲学家们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在“指称使用”观念的直接引导下，毅然地抛弃了绝对确定性的迷信，进而把指称的相对非确定性当作语言哲学发展的合理趋向。在他们看来，相对非确定性决不是语词的盲目指称或“主体的任意选择”，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中，在相对“弱化”的意义上，赋予指称语词或实在以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放弃“完全翻译”的幻想。传统的绝对确定性观念主张，既然语词与实在之间具有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那么，给予适当的条件，一种语言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必定可以进行完全的翻译，即“翻译手册”可以人为地编纂出来。然而，这一理想却在实际的操作中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i）当一个语言学家在着手建构其母语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手册时，他实际上是通过观察语言使用者的语义事实进行语词与实在对照的。然而，“任何真正的语义事实都是通过行为所构成的，而行为本身并不足以确定意义或翻译”①。因此，不存在确定的意义或翻译。（ii）即使使用同一语言的语言学家，他们各自的翻译手册可能完全与所有参与者的行为相适应，但他们之间却彼此并不相容。（iii）事实上，即使是同一种语言的学习者，也不得不在学习该语言之后继续观察、概括、检验和再检验。因为，尽管他们对语词意义的把握通过语音的一致、周围习惯的和谐以及意向网络的统一得到加强，但当他们面对翻译手册时也仍然存在迷茫，受制于同样的非确定性的影响。由此可见，理想的完全翻译从来都不会达到，因为语言是在相对不完备的社会实践中被社会地和历史地确定的，人类在对任何语言的翻译或解读中，非确定性始终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我们只能在背景语言之中，相对地“询问”指称，而对绝对指称的“询问”则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