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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建构02（第1页）

二、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建构02

而理论是通过仪器为中介来描述人与自然的融合，是对实验现象的一种表述，这种实验科学现象学表现出自然科学强诠释学的观点，它着重强调不同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实验对现象的表述，特别是对实验室的诸多因素与实验室设备的关注更偏向于实在论的思考。由于关涉到设备的使用，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传统的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失去了作为其自身的客观性属性，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这种具身化过程中形成的具身就是指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个过程中存在两种诠释学循环。实验数据的获得与设备使用之间的循环检验，成为实验内部的诠释学循环，外部的循环过程是这样发生的：实验过程需要理论的设计与指导，但更多的实验被执行是由于对现有理论的怀疑。对原有理论的冲击按照诠释学的分析则表现在：理论并不能完全决定实验结果，而是为了获得新的理论。①由于对原有文本（科学理论）的质疑，又会产生验证原有理论或产生新理论的实验过程。

除了科学理论（命题）之外，当代前沿学科的实验室文化也成为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一。这表现在赫尔曼·亥姆霍茨（H。Helm-holtz）与马库斯（G。Markus）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尖锐对立的消解之上。亥姆霍茨认为在科学发现的萌芽阶段，科学与艺术极为相似，都表现一种突然萌发出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能通过合理性的反思而获得。他把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归纳法与心理状态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心理状态与“艺术的直觉”相似，逻辑归纳法是“准美学”的。而马库斯则从科学文化的诠释学角度论证自然科学家在撰写实验报告时的去语境化，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与积累不仅表现在文本客观化的形式上，还离不开实验室活动的参与。自然科学观察方式的意义就在于特殊的行为环境与行为导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尽管马库斯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认识论上的排斥，人们还是可以领略其科学文化诠释学思想中实践观点的耀点。②

除了持有科学诠释学思想的学者之外，社会建构主义者也强调主观因素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实验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但与其观点所不同的是，科学诠释学认为，与实验室产出的科学文本相比，实验具体操作的优先性更应该备受关注。实验产出（科学文本）的客观性是一种“制造出的客观性”，因为实验执行需要庞大的预备系统，这种情况类似于录音室中表演者为获得更好的出场效果进行调音、灯光、与合奏者及音响师相互交流的行为。科学的实验如上述的演出一般，为求得与理论一致的实验结果，科学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所有实验能够顺利进行的一切因素。那么，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读出、记录，科学家之间相互交流及实验结果的产出等一系列活动全部依赖实验的执行过程。这些执行活动是已被塑造了的，是在实验未执行之前就具有的属性。

其二，人类活动

什么是人类活动?理解与解释的统一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得到阐释?按照马克斯·韦伯（M。Weber）的定义，“活动（a）”是指行动者达到主体意旨的行为（behavior）。只有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才可以称之为活动。社会科学之所以将人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也是由于人类活动是由富有意义的行为所构成的。当行为者在融入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中时根据自己的意旨赋予行为意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有意或无意识对符号的使用，尽管这并不需要。①长久以来，对人类行为意义的追求一直被看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思路，认为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作为人生存的本质，从人生存的整体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把追求存在的意义作为生存的本质，不仅体现在人类面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活动或实践活动中，这才可以表现出诠释学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统一关系。若要理解行为的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该行为的动机，人类活动的意义只有在行为本身的意向性确定之后才能获得理解，而意向性受行动者的信仰、欲望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意向性的研究可以从丹尼尔·丹尼特（D。De）的意向系统理论的阐述中获得明知。英美分析哲学家也通过心灵哲学等研究揭示思想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意向性的研究来说明人类可以把一切心理状态和属性归为意向活动的结果，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记住对意向性属性的在先认识与前把握。①特别是近些年美国神经学家达马西奥（A。R。Damasio）通过对记忆、语言、情绪和决策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单纯地将精神或情感的因素与客观认知相分离的观点在神经学的发展下显得不堪一击。情感与认知系统尽管在原则上是独立的，在神经生理学上有明显的区分，但是二者的确时刻地相互影响。

2。科学诠释学的文本

其一，基础文本

文本与文本意义的追索一直是诠释学任务的核心。在面对广阔的科学研究对象时，科学文本界域面向整个生活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含义，它的概念范围就不仅仅局限于早期诠释学中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话语了。科学文本成为科学活动的核心，它的重要性体现在“（1）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知识的载体，因而它常常被等同于科学理论本身；（2）科学文本内在地蕴含着科学的语境及背景，反映和表征了科学语言体系和学科的不同，因而它是科学分类和科学划界的直接对象；（3）科学文本是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客观方面，是科学解释客观化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科学文本可以归结为生活世界中一切对象，包括“科学理论、科学概念、科学的数学形式、科学的实验现象以及被称作‘科学事实’的东西，乃至科学活动（如观察）中人的行为，都可看作是理解与科学解释的文本”①。而科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脱离了古代诠释学文本范围的局限，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性的叙述与留传物，而且拓展到行为本身、物质化文本、后现代的影像视觉文本等。

其二，广延文本

除上述的科学基础文本之外，在科学研究中还存在一种广延的——即扩展了的科学诠释学文本。这种文本的确立使文本概念脱离了诠释学最初的文本概念而得到了扩展化，形成了独特的实验室文本与物质化的科学诠释学文本。

（1）实验室文本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实验室文本的产生。拉图尔（BrunoLatour）指出，当人们对实验结果或是科学文字性文本产生怀疑的时候，并非从这样的科学文本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而是将注意力投放在科学文本生成的实验室中。正是由于拉图尔对科学文本是基于知识建构的阐述过程里，我们将兴趣由文字性文本转向了产生或提供科学文本的实验室——实验室是聚集仪器的地方。通常来说，仪器（或称为记录设备insde-vice）可以被定义为在科学文本里提供任何可见显示的装置或装配（set-up）。按照拉图尔的思路，只有作为最终读数而用来作为技术性论文的最后层次的装置才是仪器，类似温度计等提供中间数据读出的设备则不被称之为仪器，因为它们并不构成科学研究成果文章中的可见显示。①既然我们要从仪器中获得产生科学文本的数据，实验室就成了“科学的创作间”②。所有的可见显示都是在实验室中所形成的，正是由于实验室生产出对可见显示的描述，在实验室中这种眼见为实的彻悟完成了格式塔转换。这种描述与传统文本所不同，它的描述仅能通过受专业性训练后才可以阅读。③因此，实验室文本是通过仪器在标准化的环境中得到的，仪器由于去语境化的同时被重新语境化，它所产出的科学文本的结构与意义要受到新语境下理论和法则的制约，所以说，科学的文本是科学文化和人实践的产物，是在被控制的科学环境中承载到科学仪器上的自然。对这种文本的阅读，语言性的符号标记对于读者来说从对象转变为读者本身的一部分，这里面包含一种实践，即读者必须把理论性知识与具体实验操作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中的文本是人工制造物，它借用仪器来得以表现自己，就像在对待文本理解没有唯一的、最终的意义一样，科学研究中同样不存在唯一的、最终的知觉与科学世界。①

除此之外，人们对科学文本的客观性分析是在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文本形成的工作之后，即实验室的行为与文本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关联。科学文本的产生一部分来自先验文本，另一部分来自实验室里的执行过程。所以，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文本的客观性是制造出来的。这种科学文本制造出的客观性可以促使人们对实验室过程的充分了解，并且让人们观察到随时间推移科学现象的不同表象。这样，人们大可不必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而从实验室中对科学现象达到共时与历时客观性的把握。

（2）物质化文本

文本概念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扩张——它从最古老的经文、法律、语文学等记录并保存流传下来的符号或文字文本拓展到了物质性的文本。特殊的科学研究对象涉及无文字文本，特别是某些学科中存在着使用物质性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当面对自然领域时，科学家们所需要寻求理解的自然世界也是一种文本。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下视觉主义的他显、成像技术展示的结果与转译等所造就的正是一种视觉诠释学文本。这种诠释学是对知觉的解释，它所关注的文本与传统诠释学文字文本不一样，是非言述或文字形式的。例如上世纪末兴起的观念摄影中的错觉摄影，就是为寻求视觉语言的可能性而采用格式塔、错觉心理学等原理进行的创作。唐·伊德（DonIdhe）在论述沉默的研究对象时采用了物质性的诠释学这一说法，这种物质化的文本状态通过分析可以转化为人类的科学实践。除此之外，科学诠释学还应注意到行为作为文本的特殊性。利科对文本的阐释延伸到了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与文学文本一样，表现出某种意义以及具有某种指谓。行为本身作为文本指谓的对象“与文本一样表现出某种意义以及具有某种指谓，它也拥有内在结构以及某种可能的世界，即人类存在的某种潜在方式，这种潜在方式能通过解释过程得以阐明”①。也就是说，行为与文本一样是具有意义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构造的。

科学文本作为整体的概念具有其客观性与历史性，它们体现在文本结构上的统一与客观存在上。文本的历史性特征也表明了文本在漫长的历史繁衍中由于受到文化、政治、科技、经济及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特别是文化结构的改变，对诠释学系统文本认识上的变化也会对诠释学文本的理解形成推进或后撤。

（四）科学诠释学的理论特征

1。意义的追求

科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一切围绕大自然这本“自然之书”进行解读。而长期以来，随着近代科学对自然界的非意义化，大自然不再被视为神旨意的表达与显露，而是作为无意义的实在领域区别于有意义的文化与精神现象领域。①

诠释学最初的任务是对意义的追求，抛弃了对意义的追求就相当于放弃了研究对象。近代物理学的成功在于对意义的忽视，在实证主义者眼中意义由于超出了纯粹客观事实的范畴而逃离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普遍诠释学的发展，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诠释学方法论才重新拓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劳斯鲜明地指出，物理学常把教科书当作简单的物理对象而不是饱含意义的文本；人类活动被描述成为动作而非根据情境而做出的有意义的反应；生命只是一种生理过程而非生活历程。外界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以及证实原则本身的不可靠性的批判，使得后期逻辑经验主义者开始将研究重心倾向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即从语言的分析着手，开始讨论意义问题。

从科学诠释学角度分析，自然本身作为科学家的观察对象总是充斥着意义，这当中不仅包括科学家对自然的描述，而且自然本身也富有意义。②当自然科学的数据与事实作为对大自然的人为干预的结果的时候，它们便饱含了意义。③科学事实通常都是历史条件下的人类语言与文化所决定的，它蕴含的意义是体现在语言中的社会实体，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公众社会经验来尽可能地了解意义的各个方面。

充满着意义的自然对理解诠释学与自然科学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它能更好地从诠释学维度来研究自然。这需要人们对意义的结构做出细致思量，探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领会到富含意义的自然并非独立个体的产物，而是社会条件下众多个体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方式而形成的互存关系。①在对待意义的问题上，科学诠释学分为两种观点，我们姑且把其称之为科学诠释学强观点与弱观点。强观点认为世界的主题就是意义的关联，世界上的任何探求都是为了寻找意义。就连自然科学描述因果关系也是为了寻找意义的连结，旨在研究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无用武之地，因为它们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关意义连结的信息，而这些意义的连结对构成世界又是如此的重要。②这种观点拥护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本体论的观点，即把确定意义的理解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心理活动。科学诠释学弱观点则从方法论基础上强调理解是为了确定意义的活动，但是即使科学诠释学弱观点也认为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及自然科学方法很难把握社会科学的要旨。

2。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统一

理解与解释一直作为对立的方法论基础横亘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这种严格的区分从狄尔泰的支持者那里就得到坚决的拥护。为了抵制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侵袭，狄尔泰的拥护者们曾一度坚决捍卫其“自然需要说明，精神需要理解”的警句。海德格尔则将科学研究与科学活动当作人类在世的方式，这种本体论的分析就不会将理解与说明分离开来；伽达默尔认为近代科学所承担的工作，对事物的分析和重建与世界构架的发展脉络相比，只是一种特殊展开的领域，这种展开的领域又受制于整个世界构架机制，所以科学不可否认地包含着理解的过程。贝蒂对诠释中主体、客体原则的阐述，解释被刻画为面向理解的过程；而按照威廉·冯·洪堡的观点，解释是为了解决理解问题的过程；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诠释学恢复了作为方法论的基础，重新探讨了理解与解释（说明）之间的互补关系，为消解理解与解释（说明）之间的对立起了极大的作用。后经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家们不懈的努力“一个以理解与解释为中心，以解释学现象学为哲学背景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正在形成”①。

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意识到将理解与解释割裂开来的谬误，转而采用辩证的方式来对待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既然解释的任务旨在让某物得到理解，对有意义的行为的把握也需要理解，为了把握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统一，可以将理解通过语言的中介而实现。正因为科学面对的是广泛的领域，所以人类可以通过语言或类似语言的中介来表达对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