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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与现实意义（第2页）

再次，心灵哲学研究是目前分析哲学领域中最为热烈的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介绍关于“无心人”的讨论。在心灵哲学中，“无心人”（Zombie）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与人在物理和功能的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却没有意识的生物体。“无心人”的可能性通常被看作是对物理主义的挑战：在直觉上，“无心人”是可能的，而且许多人将这种可能性看作是形而上学可能性。但是，如果“无心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么物理主义就是错的。霍桑（J。P。Hawthorne）和布兰顿-米切尔（D。Braddon-Mitchell）曾经对这一反物理主义的论证做出回应。①他们提出，物理主义者可以通过采取一种关于现象概念的特定看法而将无心人直觉容纳进来。这种特定看法是，表达现象性质的现象概念有一种条件结构：如果世界中包含非物理状态，我们的现象概念就指称这些非物理状态；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状态（如果世界完全是物理的），那么，现象概念就指称物理状态。阿尔特（T。Alter）则表明，霍桑和布兰顿-米切尔的策略是失败的，他们的主要论证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条件分析与“无心人”直觉不相容：那种直觉的可能性本身就提示着他们两个人的分析是错误的。②霍威尔（R。Howell）对杰克逊（F。Ja）的知识论证（K）做了新的解读。杰克逊为副现象主义（epiphenomenalism）所做的知识论证表明，就关于颜色的视觉经验而言，物理信息是不完全的，感受质等心理现象不是大脑中发生的物理过程或物理现象。尽管关于知识论证人们曾经做出各种不同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当一个人得到一种经验时，他一定有某种认知上的收获。霍威尔提出，杰克逊的知识论证不应当被看作是反物理主义的论证，而应当被看作是关于客观理论之不完全性的论证。他指出，知识论证实际上表明的是客观理论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完全的理解。在这种解读之下，客观的二元论和客观的物理主义都为知识论证所拒斥了。霍威尔认为，应当探讨一种“主观物理主义”的观点。①

最后，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复兴。他们开始重新评价上个世纪初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态度，试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位置。这部分的工作主要围绕对具体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如欧文（G。E。L。Owen）对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研究，科廷汉姆（J。）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皮平（R。B。Pippin）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研究等。②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英美哲学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重视。哲学家们也开始注重把现代哲学的发展放到形而上学讨论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胡塞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讨论，试图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诠释当代哲学的发展，由此说明当代哲学与整个哲学传统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英美哲学家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方式。同时，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整理和专题研究，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重新诠释，如存在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因果问题、时空问题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等，还有一些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阐发，如可能世界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比如英瓦根（P。V。Inwagen）和齐默尔曼（D。W。Zimmerman）主编的《形而上学：大问题》，塞德尔（T。Sider）、霍桑和齐默尔曼等人编的《当代形而上学争端》等著作。①

当然，进入21世纪后，西方哲学家们在分析哲学内讨论了大量问题，以上领域中的问题仅仅是他们所讨论问题的一小部分。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

3。寻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共识

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趋向之一就是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发展中所面临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促进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愿意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发表了著作和文章，认真地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胡塞尔、福柯（M。Foucault）和哈贝马斯（J。Habermas）。同样，在法国和德国也有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问题很感兴趣，创立了新的分析哲学期刊和学会。近20年来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不满足于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欧洲大陆哲学的内容，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达米特、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克里奇利、英国里丁大学的格伦丁宁（S。Glendinning）。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寻求沟通这两个传统之间的途径，如达米特就主张回到二者分裂之前来寻求它们融合和互动的可能性和方式。也有一些英国哲学家开始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福柯、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而且一些学者不愿称自己的研究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他们不愿再使用这样的标签，而宁愿称自己只是在做哲学研究，而不是欧洲大陆的或分析的，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当然，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他们认为二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互动，已经无法或很难将某种研究只归类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如牛津的马尔霍尔（S。Mulhall）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被称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同样，克里奇利也在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分析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思想，如福柯、列维纳斯等。在美国，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罗蒂的哲学中。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阐发他的“后哲学文化”的观点。虽然罗蒂的观点在美国学院派哲学主流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美国的一般学术界和思想界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对罗蒂思想的批评和讨论，引发了英美哲学家对哲学的性质和作用的重新思考。还有一些美国哲学家对欧洲大陆哲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出版了一些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譬如斯泰坦（H。Staten）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惠勒（S。C。Wheeler）的《分析哲学的解构》等。由于罗蒂等人的工作，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当代英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哲学视角，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一种哲学话语的霸权，就是说，对一切问题的讨论都可以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中，譬如有哲学家把蒯因之后的分析哲学就称作“后分析哲学”[威斯特等人编辑的《后分析哲学》（1989）一书]，把以欧洲大陆哲学的视野解释的科学哲学称作“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如巴比奇等人编辑的《欧洲大陆和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哲学》（1995）]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确立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他在195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所罗门（R。C。Solo-

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含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美籍哲学家莫汉蒂（J。N。Mohanty），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对阐明现象学哲学起源的贡献》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他们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填补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从事此类研究的哲学家有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W。Stegmuller）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志趣相投；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入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则将其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从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的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诠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诠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诠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诠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诠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并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家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诠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诠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诠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不仅在诠释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欧洲大陆成立“诠释学和科学国际学会”（TheIioyforHermeidSce），该学会最初只是由一些专门研究诠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联合组成的学术团体，但很快吸引众多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参加。该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诠释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目的是用诠释学的方法处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讨论无疑推进了分析哲学家与诠释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

三、分析哲学运动的现实意义

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完整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对分析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才能真正看清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和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哲学本身也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回溯，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逻辑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深厚的思想脉络，而分析哲学运动的性质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考察才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

从哲学性质上看，分析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近代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对语言和意义的考察正是对思想本身的逻辑研究；对真理和理解的解释直接反映了近代哲学追问思想客观性的要求；对科学性质的说明则在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近代哲学家们对思想逻辑的本质诉求。可以说，当代分析哲学的兴起恰好是哲学家们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思辨的反叛，也是对从笛卡儿到休谟的西方近代哲学推崇理性、追寻自然的传统的回归。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具有天然的思想联系。通过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自身的独特性质。

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已经渗入当代哲学研究的众多方面，经历了“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性精神始终贯穿于分析哲学方法，因而与当代科学最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运动必然把科学与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推进了当代哲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在当代哲学中，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领域或是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清晰性的要求始终被放到思想讨论的首位。对哲学家们来说，只有建立在意义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哲学的讨论才会是富有成效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分析哲学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在英美哲学中才具有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而是被看作一切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这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包含的对思想清晰性的追求始终是胡塞尔哲学讨论的基础，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分析方法的运用并非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达上，而是反映在他们阐述自己思想的逻辑之中。

其次，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重新确定了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从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影响重新认识哲学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从科学的角度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他们自觉意识到科学研究方法对哲学改造具有关键性作用，由此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科学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不仅来自其自身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本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身心问题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认知、语言、心灵、智能、信息等早已成为当代哲学和科学共同讨论的领域。

四、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分析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双向重叠”关系：一方面，哲学学科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历史正是分析哲学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当代中国哲学见证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程；另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从其肇始就被引入中国哲学界，甚至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同分析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而早期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则基本上是以分析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由此构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更是明确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也是用概念分析的方式解释了中国哲学概念的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是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特别是没有逻辑分析的方法，就不会有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分析哲学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逻辑起点。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较量和对话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没有完全形成正比关系，但中国哲学却始终从西方哲学那里得到重要的思想资源，并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批判而逐渐发展壮大。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I。M。A。F。X。te）和密尔（J。S。Mill）开始，到第二代实证主义者马赫，再到第三代实证主义者维也纳学派，中国哲学界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耳熟能详，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思想和对待这些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哲学发展基本上是在汲取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要思想，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卡尔·波普尔，从早期科学哲学到库恩（T。S。Kuhn）、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从日常语言学派到蒯因、普特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反复出现，有的哲学家思想甚至一时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和概念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再次，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文化和哲学愈加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西方哲学家们更多地通过对话和交流同中国哲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纷纷与中国哲学家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合作，如在中国和英美等国联合举行国际会议，共同出版双语学术文集，共同主办“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共同进行项目合作研究等。这些都将直接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以世界各国哲学的互动为前提，特别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反映必须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所理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家们要以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思想表达方式客观呈现自己的思想。把内在的思想转化为客观的呈现，这就需要中国哲学界更多地运用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的思想资料，并以客观的方式与西方哲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

综上所述，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向作用更加证明了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分析哲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析哲学运动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