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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对维也纳学派的重新理解

一、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当代遗产

维也纳学派，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虽然我们在讨论当代哲学的早期历史时还要不断提到维也纳学派，但今天的哲学家越来越少地会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历史地说，这完全要“归功于”蒯因（W。V。O。Quine）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那篇颠覆性文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彻底结束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当代分析哲学的持久地位。从时代上看，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哲学变化之间的密切因果联系，也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当代哲学家心目中成为明日黄花。正所谓“成也科学，败也科学”。

然而，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麦克·比尼（Miey，中文名“毕明安”）主编的《分析哲学史牛津手册》却又唤起了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重新关注。托马斯·于贝尔（ThomasUebel）在手册中对维也纳学派的讨论让我们重新看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意义，此外还有多篇文章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维也纳学派在逻辑哲学上的价值。当然，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早在十年前再版的斯塔德勒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研究》就以翔实的资料全面回顾和总结了维也纳学派的历史。这本最初以德文出版于1997年的著作，不仅在纯粹哲学的学术圈内得到了好评，而且引起了普通公众的极大兴趣，因为作者提倡从时代的文化背景中考察维也纳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强调把这个学派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当然会得到更多一般读者的理解。作者对维也纳学派历史的重新构造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变化的描述，的确给我们重新理解维也纳学派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但是在我看来，维也纳学派哲学的价值并非如此。经历了历史主义的洗礼和蒯因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之后，我们不再喋喋不休地重复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无论是被看作这个学派哲学核心内容的意义证实原则还是统一科学的主张，都已经遭到后来哲学和科学发展的“证伪”。而这个学派之所以在今天还值得我们重新关注，或许应当出于这样一些理由。

首先，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成为今日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因而，重新关注维也纳学派，也就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温故知新，这会带来我们对整个现代哲学的重新评价。根据通行的理解，实证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哲学应当关注实证地给予的东西，避免任何在所予经验之外的沉思冥想。这被看作一种科学的哲学，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照这种理解，一切不能经过实证的形而上学当然就会被排除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根据。然而，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实证主义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它不是去预先假设人类是如何得到知识的，也不提供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历史学的基础，而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套规则或评价标准。它告诉我们关于世界陈述中的哪些内容是属于知识的范围，并为我们提供可以用来区分能够与不能合理地提出问题的准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关涉我们如何使用“知识”“科学”“认识”“信息”等术语。同样，实证主义的原则也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争论中哪些属于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哪些又属于不可能得到解决或不值得考虑的问题。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正是这种规范态度的表现，是对这个实证主义原则的运用。

其次，维也纳学派在逻辑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早已成为当代逻辑学的重要内容，而他们对逻辑性质的理解更是造就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学已经变成了可以应用于社会发展的一门专门的技术，复杂的逻辑演算已经被简单的电脑操作所取代。然而，现代科学追求的严格性、精确性和分析性等科学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正如图灵理论对当代计算机科学虽然不再有直接的作用，但其理论观念却始终是这门科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动力。更重要的是，维也纳学派对语言和逻辑性质的独特理解，把整个现代哲学都变成了不断追问意义和思想构成方式的伟大事业。无论哲学家们从什么意义或角度上理解语言和意义问题，他们似乎都离不开维也纳学派最初提出的思想原则，这就是把语言和逻辑看作理解思想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思想的可表达性和哲学的公共性正是维也纳学派最终确立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哲学的发展的重要理念。

最后，维也纳学派并非古调不弹，学派的主要成员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费格尔、魏斯曼、塔尔斯基（A。Tarski）等人的思想在当代哲学发展中一直受到关注，所以，“回到维也纳学派”的口号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哲学、心灵哲学、知识论等已经成为专门的哲学研究领域，维也纳学派成员在这些领域中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得到高度关注和反复研究的对象。或许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当代遗产正体现在，我们在当今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中会不断看到维也纳学派成员思想的踪迹。

二、卡尔纳普与蒯因：两个哲学家的友谊

卡尔纳普和蒯因是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学界广泛讨论。这不仅因为他们围绕分析与综合区分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更因为他们的个人交往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最为典型的两个事例是1932—1935年他们的大量通信和1940—1941年他们在哈佛大学面对面的讨论。如今，这两个事件的历史资料都已经公布于众了：前者是199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爱的卡尔纳普，亲爱的范：蒯因与卡尔纳普的通信及相关著作》，后者是2013年美国敞庭轩（OpenCourtPublishingpany）出版的《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在哈佛：关于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对话》。

论年龄，卡尔纳普比蒯因大17岁，算是长辈了；论资历，当蒯因还在苦读自己的博士学位时，卡尔纳普已经是享誉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了。蒯因在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卡尔纳普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这是我头一次与老一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更不用说与一个伟大人物持续地进行学术交流的经验。这是我头一次在学术上被一位在世的老师而不是被一本无生命的书所激发这样一种的确非常重要的经验。”①当代美籍华裔哲学家、逻辑学家王浩在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写道：“他（指蒯因）的脱颖而出，实际上乃是寄生于卡氏工作的产物。在骨子里，这实际上是个大大的学术泡沫。”②我不是很能理解这里的“学术泡沫”的含义，但从王浩的评价中似乎可以读出，蒯因的工作不过是卡尔纳普思想的结果。

当然，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蒯因并不仅仅是卡尔纳普的彻底追随者，更是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的批判者。王浩认为，蒯因最为著名的工作都是由否定性的论题和建议所构成的，即使在他以积极肯定的方式发展其思想的时候，强烈的批判色彩也迫使他陷入了否定性的论题，如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本体论的相对性以及不可详查性的论题等。“他确然以明晰之方式揭示了卡氏著述中的潜在张力。对才智一般的哲学家来说，这种揭示对于帮助其揭露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空头许诺的盲信，也确有助益。”①“而在另一方面，通过揭露卡氏研究规划的表象，蒯因的著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剂热情冷却剂，或是造就了一个真空。它们并没造成任何正面的影响，其性质可比拟于很多人在支持卡式的原初研究计划时所的确持有的那股热情（尽管这些热情并未被证明为是正当的）。”②这些话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蒯因完全是卡尔纳普哲学的破坏者和掘墓人。

然而，仔细阅读卡尔纳普与蒯因的通信以及他们各自的学术自传，我们会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蒯因非常重视卡尔纳普的工作，反复强调他的思想直接受到卡尔纳普的启发。这里的重视并非一般性的了解，而是对卡尔纳普工作性质的全面深入的理解。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卡尔纳普几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介绍给了蒯因，同样，蒯因也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卡尔纳普的工作，并对他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趣的是，蒯因甚至在哈佛大学做过三次关于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内容完全是肯定性的，并且被作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卡尔纳普也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称号。可见，蒯因对卡尔纳普的工作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其次，无论是在通信中还是在各自的学术自传中，我们都会看到，卡尔纳普与蒯因之间讨论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充分体现了两位密友的真情实感。即使是在哲学问题或逻辑问题上的讨论，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是诚挚的，富有建设性的。例如，在1934年圣诞节前后的通信中，蒯因对卡尔纳普的新著手稿《语言的逻辑句法》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并对该书的英文译者提出了建议人选。卡尔纳普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蒯因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他修订自己的最后文本将会极有帮助。蒯因还把自己即将出版的《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手稿送给了卡尔纳普，卡尔纳普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表示该书良好的结构、新颖的记法以及清晰的阐释都深得他的赞同。这些表明他们当时完全从事着相同的工作。①当然，当时从事相同工作的不止他们两人，还有罗素、塔尔斯基、古德曼等人。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卡尔纳普与蒯因之间围绕分析性问题的争论，不仅是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表现他们两人之间密切关系的一段公案。1940年秋至1941年春，罗素在哈佛大学做詹姆斯讲座，卡尔纳普正好从芝加哥大学到哈佛做访问教授，塔尔斯基也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短暂停留在哈佛。1940年冬天起，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就定期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主要围绕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唯名论以及科学统一问题展开。根据蒯因回忆，为了给讨论提供一个框架，卡尔纳普建议读他的《语义学导论》的书稿，但在读该书第一页时，塔尔斯基和蒯因就在分析性问题上与卡尔纳普展开了争论。这个争论前后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但直到蒯因用于表达自己在这场争论中主要观点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正式发表，这场争论才真正公之于众。《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在哈佛：关于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对话》一书详细记载了卡尔纳普当时留下的近80页的笔记，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那段让人牵挂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蒯因对卡尔纳普的观点以及整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基础的颠覆是如何产生的，更可以理解蒯因与卡尔纳普之间的学术友谊是如何得到展现的。

三、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石里克

提起石里克，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联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欧洲大陆哲学界产生过轰动效应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确，石里克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被看作是精神领袖和思想灵魂。然而，我认为，石里克本人的治学历程和思想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他的身上我们更能看到一个理论科学家如何站在哲学的高度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和一切现有的知识。

想要知晓石里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他在维也纳小组的主要朋友卡尔纳普这样评价他：“在小组的讨论中这种志趣相投的气氛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应当归功于石里克的那种自始至终的善良、宽容和谦逊的品格。他对明确性的个人爱好和在物理学方面的素养使得他极富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①同样是维也纳小组成员的魏斯曼则认为：“按照其整个的内在资质，石里克是一个具有很浓的诗意倾向和形而上学倾向的人。”②由此可见，石里克在性格禀赋上是一个谦逊和蔼的学者，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者。然而问题是，如此谦逊而又气盛的学者如何最后走向了一条科学—哲学的道路?对此，当代奥地利哲学家哈勒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这样写道：“石里克是学物理出身的。他进入哲学生涯的方式是很令人感到意外的。至今，人们也不太清楚他是如何从物理学转到哲学上来的。”③

的确，石里克像普通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对容易使人产生亢奋的事情都很感兴趣，理想、青春、幸福、爱情、人生等问题都会成为年轻的石里克热衷讨论的话题，并且自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了解和掌握。他在24岁出版的《生活智慧》就属于这类的作品。该书的副标题是“幸福论尝试”，书中提出了一种伊壁鸠鲁式的美德理论，对**做了有趣的探索。更为有趣的是，到了他40多岁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讨论过人生意义的问题，出版了《伦理学问题》，一般人在不惑之年很难还保持这种年轻人的心态，而在维也纳学派成员中他也属于罕见的关心道德问题的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讨论人生观和道德问题的方式与普通人有所不同。在《生活智慧》中，他不是一般性地讨论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人类行动的理由提出了科学的假设。在《伦理学原理》中，他提出了以追求纯粹游戏为目的的幸福理论，这种理论的根据则是人类外在的经验行为。总体看来，石里克讨论道德问题的方式是经验论的，更是科学的。这当然要归因于他的物理学出身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