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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第2页）

当然，在与一些朋友的讨论和交谈中，维特根斯坦逐渐意识到自己前期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并开始试图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厘清他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答应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等人共同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①根据麦吉尼斯的描述，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交流开始于1927年，但从1927年到1928年的交流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除了与拉姆塞有关的数学基础问题之外。直到1929年年底，维特根斯坦才开始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相对稳定的交流和讨论，双方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大约持续到1931年年底。随后的几年中，维特根斯坦始终保持着与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关系，但没有进行固定的学术讨论，石里克1936年被杀和魏斯曼1938年移居英格兰，使得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完全中断。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细讨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共同讨论的内容细节。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维特根斯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前期思想，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的思想。

根据魏斯曼的纪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由维特根斯坦本人独白式的解释，另一种则是他对石里克、魏斯曼等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从篇幅上看，前一种形式的内容占绝大部分，而与他对话者似乎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两人。从卡尔纳普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虽然维特根斯坦在1927年开始与小组成员接触，但到1929年年初，他就基本上结束了与除石里克和魏斯曼之外的其他小组成员之间的联系；而且，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是不甚愉快的，所以是他主动结束了与他们的联系。对此，卡尔纳普等人还深感遗憾。如今没有任何历史纪录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要结束这种联系，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端倪。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尽管我们和维特根斯坦在态度和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我深知，维特根斯坦始终能够感觉到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与我不同的是，他一直为这种分歧所困扰。”①艾耶尔则认为：“断绝关系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卡尔纳普有剽窃之嫌。他总是害怕别人剽窃或歪曲他的思想，这种畏惧几乎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①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确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对他人的态度总是过于敏感，总是怀疑别人剽窃了他的思想。正是这种怀疑导致了他与卡尔纳普的断交，也导致了他与魏斯曼的最后分手。②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能够进行持续近五年时间（1927—1932）的讨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石里克的个人魅力使维特根斯坦感到有了可以对话的对象，他认为“石里克是一个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对话者，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③而“石里克本人无论是在哲学观点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乃至卡尔纳普抱怨说：“在以后的那几年中，我觉得，石里克在我们小组的讨论中有时似乎抛弃了他通常所保持的那种冷静和批评的态度。他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观点和立场时不能通过合理的论证来为这些思想辩护。”④其二，魏斯曼从他们讨论一开始就表明要对《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做出解释性的说明，并且在1929年预告出版《逻辑、语言和哲学》，作为即将出版的“科学的世界概念丛书”的第一卷。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魏斯曼的这个做法，允许他记录整理他们之间的讨论内容，甚至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手稿。而且，当维特根斯坦得知魏斯曼将于1930年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时，他非常高兴。事实上，他非常希望魏斯曼能够在各种会议场合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些情况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从内心渴望自己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知，但又始终担心自己的思想遭到他人的歪曲或误解。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他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疑心重重，谨小慎微。

尽管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谈话的纪录不能完全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思想的真实表达，但纪录的内容至少可以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流的最初目的是向他们讲解《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思想，由此解决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我们从魏斯曼的记录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维特根斯坦对他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如说是批判。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早期思想中没有的，而正是这些东西引出了他的后期思想。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批评，在魏斯曼的记录中随处可见。例如，关于对象的存在和基本命题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完全以逻辑构造说明它们的方式，认为“对对象的整体理解就是最紧密地与命题的主谓形式相联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基本命题的逻辑建构与命题的逻辑建构没有丝毫相似之处”。①关于日常语言，他不再坚持必须使用逻辑的语言才能表达清晰的思想，而是认为“我们无须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或者去构造一种符号系统，会话用语就是语言，前提是我们使它摆脱不清晰状态”。②关于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所没有的东西，更是构成了魏斯曼记录中的核心部分。应当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讨论并不是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前期思想，而是向他们阐发自己最新的思想发展。“从小组成员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记录，或许还有魏斯曼为了解释《逻辑哲学论》而于1930—1931年提供给小组成员以供讨论的那些论题中我们至少能看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变化的某些个别的特征。”①哈勒甚至假定，源于维也纳小组的某些问题同样刺激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新思想。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本人就曾指出，他这时的想法“离《逻辑哲学论》的立场已经很远了，‘我今天已不赞同该书里的许许多多表述’”②。由此，麦吉尼斯推断说，维特根斯坦这个时候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后来以更为准确的形式出现在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哲学评论》之中。所以，麦吉尼斯提醒说：“要把这些记录视作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的表达，必须非常谨慎。”③

以上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维特根斯坦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中并不是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早期思想，而是在从事新的哲学思考，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看作他思想转变时期的重要著作，而从来没有把它归入《逻辑哲学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石里克、魏斯曼以及费格尔、卡尔纳普等人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向他们传达的新思想。从他们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如对逻辑和逻辑命题的解释（逻辑陈述的本质仅仅在于其形式和结构）、关于经验命题的观点（被我们描述为实在的一切都可以是其他的样子）、关于哲学的本性和任务的看法（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本质在于对语言的批判）。①显然，这些观念都是《逻辑哲学论》中早已阐述过的，而不是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讨论时阐述的新观念。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一下魏斯曼留下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逻辑哲学论》，很多内容后来出现在了他的《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中，例如，对空转的轮子的论述、对疼痛感觉的分析、对颜色的分析、游戏与规则的概念、对语句的理解等。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从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流中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四、维也纳学派的宣言

在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历史中，1929年发表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被看作维也纳小组倡导的哲学正式成为一种哲学流派的重要标志。由于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维也纳学派究竟如何看待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们的哲学中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宣言产生的过程。如今已经有很多资料表明，这个宣言的产生与1928年成立的“马赫学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哈勒的记载，在纽拉特以及奥地利的无神论者联合会成员的倡议下，1928年维也纳成立了一个旨在传播精确科学知识的学会，这就是“恩斯特·马赫普通自然科学教育学会”（后简称为“马赫学会”），石里克当选学会主席，哈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当选学会理事。马赫学会和柏林经验哲学学会共同承担编辑《认识》杂志，该学会的目标是“将科学的活动当作是其努力的中心，它力图将不同学科的代表联合起来，以便克服暂时还存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当然首先也是为了达到统一的启蒙目的。”①由此可见，马赫学会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则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相去甚远。这个学会成立不久，石里克接到了来自波恩大学的教授聘书。为了挽留石里克，马赫学会的理事会在1929年4月2日专门向石里克和所有理事成员传阅了一封带有私人色彩的信件，强烈表示对他离开维也纳所带来损失的担心。石里克最终还是留在了维也纳，由此，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主要是纽拉特）就产生了为石里克撰写一个感激性文献的想法。这就是这个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

据称，该宣言最初是由纽拉特起草，后由卡尔纳普修订，费格尔也参与了修订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从发表的这个宣言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纽拉特思想的明显特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做法颇有微词。①他在1929年7月写给魏斯曼的信中，“告诫维也纳学派的人们，不要借这个机会而糟蹋自己的名声，……不要‘通过大话而使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变得滑稽可笑’”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维也纳学派正是由于这个宣言才真正为外部世界所知道，也才有了自己的所谓“名声”;因而，这里显然并不存在“糟蹋自己的名声”的问题。而且，我们从宣言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所谓的“大话”，相反，它所谈论的问题都非常具体，从中得到的结论性断言也都有理有据。更进一步地说，维特根斯坦在说这些话之前并没有读到该宣言，他不过是通过魏斯曼的转达才知道存在这样一个宣言而已；而且，该宣言是在他写信给魏斯曼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公开的，所以，他对该宣言的详细内容其实并不知晓。所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宣言的态度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只能说明他对维也纳学派把石里克作为精神领袖的做法感到不满。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宣言的内容，看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首先，宣言强调了科学的世界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其中提到的主要思想来源不是维特根斯坦而是马赫，除此之外，更多地提到的是奥地利思想和科学传统影响下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最后列举的代表科学史和哲学史主要倾向的名单中，他只是被看作“逻辑斯蒂及其对现实的应用”中的最后代表。其次，在谈到以石里克为首的学派时，宣言强调了学派的反形而上学主张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而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地方仅仅是在反形而上学的结果上，即引用了《逻辑哲学论》中最后一句话的一部分“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维特根斯坦的原话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一是可说的东西是可以用逻辑的语言说清楚的，其二是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而在他看来，第二部分的思想比第一部分更为重要，宣言恰好抹去了第二部分的内容，这就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原话变成了一个反形而上学的口号，这显然与他的原意是不符的。第二，维也纳学派始终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反形而上学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并把这看作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他们的哲学观念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①所以，宣言在这里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原话以说明他们的反形而上学态度，这恰好是与他们的看法相违背的。

在论述“科学的世界概念”时，宣言强调了逻辑分析方法在区分现代经验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以及拒斥形而上学中的关键作用，但它仅仅把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的工作看作是对形而上学迷雾的逻辑澄清，而不是拒斥形而上学工作的全部。事实上，在维也纳学派看来，他们的科学的世界概念应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即强调“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其二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应用为标志的”，其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②。显然，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都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旨趣大相径庭：《逻辑哲学论》从来没有强调过来自经验的知识，相反，强调的是先天的逻辑对知识的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而是把逻辑分析看作哲学的本质。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宣言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或者说，宣言的作者们并没有强烈的意识要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作为宣言的灵魂。

最后，有趣的是，在讨论“问题的领域”时，宣言甚至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作为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主导思想，而仅在论“算术基础”时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认为他关于化解逻辑学研究中三种主要倾向（逻辑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之间对立的想法，对解决这个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因为他与罗素共同提出了维也纳学派也赞同的观点，即数学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此外，宣言中论述的其他领域的基础问题，都是维特根斯坦很少涉及或完全没有考虑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出于纽拉特的个人兴趣，而并非完全为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所认可。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在宣言的最后部分“回顾与展望”中，阐明的这种新的科学世界概念的本质，恰好是来自《逻辑哲学论》，而作者们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例如，宣言中的“它并不提出特殊的‘哲学命题’，而仅仅澄清命题”，来自《逻辑哲学论》（TLP，4。112）中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同样，“作为并列于或超越于各门经验科学的一种基础科学或普遍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部分地来自《逻辑哲学论》（TLP，4。111）中的“‘哲学’一词所指的东西，应该位于各门自然科学之上或者之下，而不是同它们并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但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在维也纳学派那里仍然是有保留的，或者说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巨大和深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毕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而《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则是一种以逻辑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

五、影响及后果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也纳学派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影响”（卡尔纳普语）。应当说，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卡尔纳普在其自传中强调指出：“如果断言整个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那是不正确的。”①哈勒也指出：“认为维也纳小组的思想完全是由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决定的，这种意见并不正确。”②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维也纳学派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影响”呢?这主要是由于艾耶尔等人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艾耶尔于1936年发表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被看作是首次向英语世界介绍维也纳学派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他反复引用《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观点，并把维特根斯坦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同路人。在他于1956年编辑的《哲学中的革命》中，艾耶尔更是把《逻辑哲学论》称作维也纳学派的典范。虽然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提醒人们注意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与维特根斯坦思想之间的区别，但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点推崇，更多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是在他们阅读《逻辑哲学论》之后形成的。艾耶尔就曾这样写道：“不管维特根斯坦多么不欢迎把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联系起来，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发展，《逻辑哲学论》是负有某种历史责任的。”①这样，《逻辑哲学论》就与维也纳学派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然而，这种想象中的密切联系带来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首先，它严重地贬低了《逻辑哲学论》的哲学重要性，削弱了该书的形而上学意义。由于出自不同的哲学理念，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更多地是从逻辑和数学的角度出发，把它看作提供一种有效的反形而上学的工具；同时，他们还对该书中表达的形而上学采取或者回避不谈或者直接反对的态度。由于《逻辑哲学论》一书最初正是通过维也纳学派的大力宣传而在西方哲学界广泛流传，因此他们对该书的解读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质，也就更多地误导了人们对该书的理解。其次，维也纳学派的真实思想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扭曲。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赫的经验主义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逻辑哲学论》为他们提供的主要是反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工具以及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哲学论》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形成中并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然而，根据我们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就歪曲了维也纳学派思想形成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误导了我们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真实理解。

最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由于艾耶尔等人把维也纳学派思想与《逻辑哲学论》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人们对《逻辑哲学论》的负面评价也就转嫁到了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真正理解之上；同时，随着分析哲学内部的发展，维也纳学派的观点逐渐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逻辑实用主义所取代，而《逻辑哲学论》的真正价值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甚至出现了以《哲学研究》的思想去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所谓“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所有这些都表明，任何试图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与《逻辑哲学论》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做法，对其中任何一方都只能带来损害，因为他们在哲学旨趣上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受到的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在某种程度上，《逻辑哲学论》中的（至少）某些观点被维也纳学派“合理地应用于”解释他们自己的哲学主张，但同时，他们却抛弃了其中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最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哲学本身也由于其与《逻辑哲学论》的紧密关系而遭到了误解和责难，这些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记录。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了一种重新评价维也纳学派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倾向。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发表92年之际，还原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真实历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和《逻辑哲学论》的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