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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黑格尔的价值形式理论

在定位黑格尔对经济关系的理解时，略述关于该主题的三种广义方法是有帮助的。首先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其假定是，科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产生于资源相对于需要的稀缺性之上的必要规则。所有经济范畴都对应到诸如劳动、土地、机器、生产力、肥力、时空区位等自然范畴上。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这些人似乎认为租金是随着作物一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其次是根据主观选择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现象的尝试。关于这一点，重要的事情是，假定的前提是独白式主体（monologicalsubject），也就是说，无论它是否涉及效用最大化、偏好安排、成本一收益分析或其他什么内容，它都假定了将其存在诸条件包括其他行为者的存在视作既定的和外在于它的一个自我（theagencyofaself）。最后是把经济学作为恰当的社会科学。它试图辨识客观规律，然而那些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内在于经济新陈代谢组织的特定社会诸形式的必然性。它也是历史性的，因为它试图理解这些社会形式的起源、发展和衰退。

应当指出，第三种方法融合了前两种观点中的真理性因素。

卡尔·马克思是对经济活动持这种理解的最杰出代表。早在1847年，他就写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①同时，他承认资产阶级诸关系的悖谬，即经济学家们的理性经济人（arationaleit）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形式才将个人与他人分开。但他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并不是所有经济的原初前提而是历史的结果。“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②

马克思的前辈黑格尔也坚定地将经济活动定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他的著作与当今大量经济思想中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对立的。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趋势忽视了马克思的黑格尔传统（Hegeliaage），并将他的著作同化到与之不相容的方法论范式中。这一点的主要实例是埃尔斯特（J。Elster）的著作。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论评论，让我们思考他的著作《理解马克思》（AnIntroduarx，1986）中的一个段落。在他关于方法论的章节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矛盾，在该章中他声称自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dividualism）表明，社会科学的所有解释最终都应该归结为关于个人的事实，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只是它们的表现。因此，亚当·斯密根据个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自然倾向”③来解释商品一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正如史蒂文·卢克斯（S。Lukes）在其著名论文中所表明的，这种方法没有成功的可靠前景，但它却持续发挥其魅力。①埃尔斯特重复了霍布斯（Hobbes）将还原主义策略（reduiststrategy）假定为自然科学进而是科学本身的一般形式的错误。无论某些自然科学的情况如何，显然，社会科学不能排除诸如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生产诸关系等解释性概念。埃尔斯特同样也不能!为了平抑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矛盾，他无意中承认“个人之间的诸关系必须置于社会解释的基础上”②。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他自己是彻底混乱的。

让我们进一步阐述这个矛盾。这个观点的诸特点很明显可对应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描述的“抽象知性”（abstraderstand-

ing）的诸特点。在“本质论”部分，黑格尔将这种思维下所使用的解释性术语描述为其内在统一没有被外在地实现的诸对相关范畴，相反，它们的联系只是被非反思地假定了。基于这种方法，研究对象——在我们的例子中即是社会，将被视为包含两个方面——在我们的例子中即是诸个人和他们的诸关系。但是，无论哪一方面被作为本质的，另一方面都将被作为非本质的予以抛弃，无法包含在解释中。黑格尔继续说，那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本质与非本质之间的恰当区别同时确证了它们的统一——这是由于每一个都只有通过其对立面的中介才被确认，而其对立面也因此被确证。但如果思想家不能把握整体的真实中介，那么他们就只能以矛盾的方式对待对象的两个方面。然而，这据称是自我持存的区别却必须在整体中才能联系起来。黑格尔指出，抽象的“知性只是用一个又字，将两方面相互并列地或先后相续地联合起来，而不能把这些思想结合起来，把它们统一成为概念”①。这对埃尔斯特的矛盾是极为适用的：我们基本上只处理“个人”，但是他们的“关系”也被承认为对社会解释来说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黑格尔认为在有限的意义上有价值的结论可通过这种方法得出。只要在相关关系出于某些目的被当作纯粹外在关系的地方，就会是如此。但事实上，如果说当个人出现并以社会的方式行动时，社会总体（家庭、生产、象征秩序等）的本质建构了个人，而与此同时社会诸关系无非是他们的关系并能根据可确定的可能性而改变的话，那么，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则需要更复杂的逻辑。这不是建立适合大量已形成的个人的社会诸关系的问题（霍布斯），也不是将个人嵌入先验社会结构（阿尔都塞）或“话语”（后结构主义）中的问题，而是将自我发展看作社会中介过程的问题。

然而，要是社会诸关系的主导结构事实上应该如此被建构以实现——用黑格尔术语来说——仅仅作为“本质结构”的“理念”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这恰恰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情形。我们将会看到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领域展现了相关但尚未统一起来的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种分裂。接下来，意识形态家们在这个基础上为社会理论概括出方法论原则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他们表达了市民社会关于“人”的意识形态，即被当作在与其他这样的人们的关系中作为参照点的、进行独白式精打细算的既定个人（哈贝马斯指出所谓“策略行为”仍然是独白式的②）。于是社会结构变得不可见了，所有注意力都被引向个人，个人选择被认作活跃性因素并享有优先解释权。

黑格尔观点与当下相关的另一个实例是他对数学化（mathemati-sation）的判定。他警告我们不要被数学方法所左右。他说，不加批判地夸大量化方法的有效范围并“认为只有那些可以容许数学计算其对象的科学才是严密的科学的看法”①是真正危险的。当然，在现代经济学中，使所有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的大量方程式只能起到抹平结构等级和混淆相关关系之确定形式的作用。这种规定性之首要性存在于哪里的问题已然消失，正如由于这种规定性的存在，关系形式也消失了一样。

本章的目的在于弄清黑格尔关于经济问题都说些什么。（《资本论》中的引文表明马克思注意到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关段落。）

黑格尔的耶拿体系

黑格尔熟悉政治经济学，并且他在其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法哲学原理》中也承认政治经济学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早在那之前（也早于他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在19世纪最初几年的耶拿时期未刊印手稿②中就有所提及了。这些都表明他对经济学的思考被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WealthofNations）所主导。他频繁地引用其中扣针工厂的例子。①

耶拿断片的重要性超出其作为黑格尔后期体系的早期征兆的意义或作为斯密影响青年黑格尔的证据的意义。它们作为其理解社会总体辩证法的努力，具有独立的地位。当卢卡奇和哈贝马斯（J。Habermas）阐述耶拿时期体系化成果与成熟体系之间在质上的不同时，他们是正确的。②这个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相比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社会结构诸规定性的辩证发展上更具批判性，也更接近唯物主义。特别是“需要和劳动的体系”被赋予基础性的建构地位，而这是《法哲学原理》所缺乏的。基于此，首先探讨黑格尔耶拿时期接受经济学的尝试是有启发性的。③

黑格尔哲学与精神（spirit，Geist）的发展有关“精神”是黑格尔为克服主观与客观二元性的意识形式所提供的标识（label），并且黑格尔相信精神要实现于世界、社会生活和具体化于其中的社会意识的确定形式中。他的目的是证明社会生活可被经验为整体（whole），并且在经过人们所从事的各种角色和活动后也不会分裂，因为总体（totality）被建构为差异中的统一。这种意识建立在某些关键中介基础上。

在黑格尔建构哲学体系的初次努力中，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activity）。根据卢卡奇，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挖掘出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劳动概念的可能性”①。我们也将看到，黑格尔与斯密一样，没有以体系性的方式区分劳动分工的两种不同含义。马克思批判斯密，并清楚地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与由贸易所中介的制造业之间的社会分工。②但是，黑格尔在他的讨论中却混淆了两者。

黑格尔指出劳动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体现了对目的一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领会。它的辩证法往往要发展至更普遍的形式。例如，工具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多次使用的，并且不止被一个工人使用而是可被任何人使用。劳动本身也趋向于自我表现的形式，而非机械性的辛苦工作（toil）。它成为一种有待学习和传播的技术，新工艺被发明，自然获得理解并被征服。③

主客体辩证法在这里采取如下形式：客体，最初作为原材料，吸纳生产者的活动并以新的形式出现；主体，作为活跃原则，发现他的活动被纳入到客体中却在它作为反思意识的普遍力量这个提升的意义上从上述过程中产生。这种辩证法不可能在人们仅仅使用自然天赋本身的情况下进行。④卢卡奇总结道：“只有在人类将劳动置于欲望与欲望满足的关系中时，并且只有他突破自然人的本能直接性时，他才成为真正的人。”⑤

在此，黑格尔引入了他所钟情的主题：理性的狡计（gofreason）。生产者足够精明，以致他知道如何利用自然力，使其为己所用“并只付出较少努力而控制整个过程”①。黑格尔认为“但他违反自然所从事的这种狡计，并非未遭到报复”。因为“他征服自然越多，他使自身下降得越低”。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劳动可以得到节省，但对个人而言劳动却增加了，他评论道“既然它变得越来越机械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少，而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劳动则会越来越多”②。

黑格尔如何精准地解释这一点呢?分析起点是，存在无限多的需要（need）和欲望（want），用来满足它们的事物不得不被加工成适当的形式。因而，劳动被导向大量的活动，并且它本身也变成普遍性的了，然而那是抽象普遍的劳动，因为劳动及其产品并没有与劳动者的需要具体地统一起来，而是由劳动分工按照需求（demand）的一般模式分配的。它是为了一般的“需要”（“need”ingeneral），而不是为了“他的需要”（hisneed）。黑格尔在这里谈论的是制造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劳动是抽象的，因为尽管它被作为独立事情（enterprise），但它却拥有仅仅作为普遍社会规定之特殊部分的意义。于是黑格尔的讨论就顺理成章地走向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

因为他的劳动在这方面是抽象的，因而他就作为抽象的我而行动——根据物的模式，而不是作为包罗万象、具有丰富内容、范围广泛并掌控该范围的精神而行动；相反，由于不具有具体劳动，他的力量只是在于将这个具体世界分析、抽象并剖析至它的许多抽象方面。

人类劳动本身变成完全机械性的了，从属于许多方面的确定性。但是，[他的劳动]越是变得抽象，他自己也就越是成为纯粹抽象活动。结果是，他从劳动中退出，并以外部自然的活动取代他自身的活动。他需要的只是纯粹运动，而他在外部自然中发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纯粹运动正是空间和时间的抽象诸形式的关系——抽象的外部活动，机器。①

在这里，劳动在它不具有特殊的质这个意义上是抽象的，因为它只是纯粹机械运动。这种劳动分工也许能增加财富，但由于人类以“这种形式的和错误的方式”使自然屈从于自身，那么“个体只能增加他对它的依赖……个体劳动者的技能极其有限，他的意识也是毫无创造性的”②。

因此劳动的意义经历了一次翻转（reversal）。作为自己工艺的主人并精于使用其工具的手工艺者为人类从自然、文化形式和自我意识发展中的出现充当了典范。但当黑格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现代劳动过程的现实时，他看到劳动者倒退到自然和需要的奴役之中。社会生活从自然中突现并没有使人们免于对外部条件的依赖，因为尽管原始需要和本能由得到教化的需要和反思性的知性活动取代，但社会生活的既存结构仍然在外部环境限制个人的意义上形成了“第二自然”（seature），真正的自我规定性并没有实现。这一点对工人的影响见如下说明：

他保持其存在的可能性……屈从于陷入整体之中的机会之网。因此，大批的人注定要在工作间、工厂、矿山里从事十分残忍、不健康和不可靠的劳动，这种劳动窄化和减少了他们的技能。因为时尚的变化或由其他国家中出现的发明而导致的价格下跌，原本能满足大量群众需要的工业部门纷纷倒闭。整体民众被抛入贫困之中，无法自拔。①

黑格尔表明，这些抽象劳动要想成为对社会而言的普遍劳动就需要价值形式（formofvalue）。作为对所有需要而言的这种普遍劳动的实例，每一种劳动都被社会地规定为价值的存在。这是它在其中得以被承认的形式。黑格尔强调，通过个人需要和劳动而建立的这种普遍性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劳动者孤立状态的扬弃是在一种“形式上的普遍抽象简单性”中实现的，而后者是由于物质生产的具体秩序仅仅作为无数彼此分离（Auseinanderlegen）的单一性（singulari-ty）而存在。②

从概念上说，它们作为抽象的相似种类的劳动联系起来，即用于物品生产中。但这种概念联系是如何实现的呢?他们是如何真正地联系起来的呢?黑格尔的观点是，货币实现了一点。用他的话来说即是：“它们的普遍概念必须变成像它们一样的东西，但那却是作为一种普遍性代表其他所有东西的东西。货币就是这种物质性的既存概念、统一形式或所有被需要东西的可能性。”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