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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育哲学的重建与发展（第2页）

专题研究式的教育哲学出现了刘楚明的《教育辩证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金生铉的《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五）恢复重建时期教育哲学发展的特点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恢复重建时期的教育哲学起点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确立了教育哲学在大学教育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且其地位逐步提高，从最初的选修课发展到专业主干课，从大学教育系的课程扩展为教师教育的课程；第二，成立了全国教育哲学学术团队，打造一支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队伍不断壮大；第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多种取向的教育哲学并存的局面不再存在，也纠正了“**”时期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批判，“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服务；第四，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成就，有助于建设本土的教育哲学，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是少有的；第五，教育哲学的重建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化倾向，“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比1949年前的要强，有作者的独到见解，那种大量参考和直接引用国外教育哲学著作的做法很少了”②;第六，这一阶段教育哲学以概论式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分支领域和专题研究的著作开始出现，教育哲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专业化水平较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团队，大多留学海外，精通哲学，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但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使教育哲学在恢复重建时，只能临时从教育学其他学科“转嫁”学者，其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都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第二，对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不够，翻译著作较少。1979—2019年翻译的著作只有罗伯特·梅逊的《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麦克莱伦的《教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杰·阿·阿基比鲁的《教育哲学导论》（春秋出版社，1989）。这些著作也不是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时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没有保持与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同步。

二、21世纪教育哲学的发展期（2000—2019年）

就学科发展而言，进入21世纪，教育哲学迎来了百年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学科中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担当着提升教师理论素养的重任。它不仅是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而且在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被列为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模块，成为培养教师正确的教育观念，提升教师理论思维的重要课程。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三代教育哲学学者①的努力，教育哲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很多高校教育学原理专业设置教育哲学研究方向，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教育哲学理论学术团体，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参会人数达到二三百人，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参加。21世纪以来，国际交流加大，中国教育哲学一方面及时翻译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国际教育哲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一批留学海外的博士回国后进入教育哲学领域，一些海外教育哲学学者开始受聘于国内高校，教育哲学的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实现了中西方教育哲学的同步交流、对话、合作、发展。

就研究而言，教育哲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它超越了单一学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分支性领域的研究和问题性研究快速发展。2000—2019年，出版教育哲学方面的著作近百本，数量是前一个20年的3倍；发表论文1200多篇，数量是前一个20年的5倍多。可以说，21世纪之后，中国教育哲学真正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一）概论式教育哲学研究稳中提升

1979—1999年，教育哲学研究出版33本著作，其中26本是概论式的。2000—2019年，出版概论式的教育哲学著作33本，比前一个阶段多7本，这说明教育哲学概论研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更主要的是，这一阶段教育哲学概论的质量有明显提高。一是研究主题多样化；二是主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教育实践；三是吸收和融合了西方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四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很有深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提供思想资源。

在概论式的教育哲学著作中，有的著作与教育原理基本没有区别；有的著作以哲学为名，阐述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看法。这些著作都名不副实，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哲学研究。在上述概论性的教育哲学著作中，石中英的《教育哲学》和《教育哲学》编写组的《教育哲学》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

石中英的《教育哲学》是在其《教育哲学导论》基础上增加“公正与教育”一章而成的。全书除导言外，共有八章，分别是什么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简史，人生与教育，知识与课程，理性与教学，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公正与教育。这本教材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哲学的性质认识都不同于以往。它强**育哲学对教育实践的关注，以哲学的方法研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反思教师的教育生活，为教育实践提供服务，具有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和价值性。该书选择了哲学中与教育最密切的一些范畴如“人生”“知识”“理性”"自由""民主""公正"，阐述它们与教育的关系。作者对每个哲学范畴的阐述都紧密联系其与人生的关系，使教育哲学真正成为成“人”、育“人”的哲学，凸显了教育哲学的特殊性，避免了以一般哲学代替教育哲学的现象。

《教育哲学》编写组的《教育哲学》，在指导思想上更加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该书除绪论外，分为十章，分别是教育哲学的历史发展、教育的本质、人性论与教育、认识论与教育、价值论与教育、伦理学与教育、美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文化哲学与教育、教师哲学与教师发展。每章都先论述哲学范畴的一般原理，然后谈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最终对教育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本书层层递进，保证了读者在对哲学问题了解的基础上，对教育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在论述每一个哲学范畴时，作者呈现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思想做出科学评价。

中国教育哲学本土化建设，离不开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滋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学者开启了对中国教育哲学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是张瑞璠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教育哲学史》。这套《中国教育哲学史》全面论述了自春秋时期儒家的教育哲学思想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作者运用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中国教育哲学史上两个高峰和一次转折，展示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画卷。第一个高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

家学派，第二个高峰是宋明时期的理学，一个转折是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折。教育史学者对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常常是以史带论，精于史，而疏于论。于述胜、于建福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一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该书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通过揭示范畴与概念（或命题）、概念（或命题）与教育思想的逻辑联系，来把握传统教育哲学的精神，初步建构起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范畴和概念体系。①

（二）分支领域教育哲学蓬勃发展

与上一个阶段相比，21世纪之后，我国教育哲学分支领域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从出版著作数量看，共有32本，占这个时期教育哲学著作的三分之一。分支领域教育哲学的研究有多种

情况。第一是分学科的教育哲学，即教育哲学与学科教学的交叉，如语文教育哲学、数学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哲学、科学教育哲学等。

第二是分领域的教育哲学，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交叉，如课程与教学哲学、德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教育研究哲学、学习哲学、教育管理哲学等。第三是分学段的教育哲学，即各个学段的教育哲学，如儿童教育哲学、小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特殊教育哲学等。第四是分专题的教育哲学，即教育哲学某个新的发展领域，如教育解释学、教育现象学、教育认识论等。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虽然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多数还在建设初期，也在发展之中。新的学科领域，诸如课堂哲学、教育评价哲学、班级教育哲学、中学教育哲学、职业教育哲学、家庭教育哲学、校外教育哲学等，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相对而言，在分支领域中，高等教育哲学在国外比较成熟，经典著作有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只有张楚廷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但围绕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三）问题式教育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概论式和分支式教育哲学都把教育哲学作为学科，学科是学者的专利，教育哲学要走向大众指导教育实践，就需要从学科体系建构转换为问题研究和思想建构。因此，“教育哲学应当从‘象牙之塔’里走出来，面向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①。

与上一阶段相比，21世纪教育哲学的问题式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教育哲学的问题意识显著增强，更加聚焦于教育哲学中的问题，诸如教育中的人、公正、自由、权利、权力、价值、公共性、教育改革、多元文化等，甚至研究主题渗入更微观的学业负担、教师发展等问题中，问题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个时期出版的陆有铨、石中英主编的《京师教育哲学论丛》、戚万学主编的《教育哲学研究丛书》、王坤庆主编的《教育哲学研究丛书》、金生铉主编的《当代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都是以问题研究为主的哲学著作。总体来看，这个时期，问题性研究著作的数量非常多（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式著作，与概论式和分支式著作持平。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运用哲学原理分析教育问题的更多。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教育哲学的问题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研究的问题还略显宏大，诸如自由、民主、公正、现代性等，研究还漂浮在“空中”，“落地”不够；另一方面，研究主题的选择与时代的结合不紧密，反映出的中国教育实践不够。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应该引领时代的发展。但就上述著作的情况看，它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的素质教育、主体教育，以及21世纪的生命（化）教育、儿童本位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新时代的立德树人、美好教育生活建构等教育改革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哲学研究滞后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其原因在于教育哲学对实践关注不够，学者对教育实践了解不多，感受不够。

（四）引进西方教育哲学的质量提高，但对西方现代教育哲学的研究不够

2000—2019年，我们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近百种，但翻译的著作不足20种，总体上数量不多。但与前一个阶段相比，译著的质量明显提高。这表现在，一是翻译了西方教育哲学的经典教材和权威著作，如诺丁斯的《教育哲学》，奥康纳的《教育哲学导论》，T。胡森、T。波斯尔斯韦特、D。C。菲利普斯的《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哲学》，奥兹门等的《教育的哲学基础》，Randall主编的《教育哲学指南》。诺丁斯、奥康纳都是教育哲学名家。奥兹门的《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一本在美国使用时间最长、再版次数最多的教育哲学教材之一。作者从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思想形成背景出发，介绍了历史上主要的哲学观点，如理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改造主义、行为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及其发展脉络，进而论述了各学说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课程、教师角色等方面的具体主张。Randall主编的《教育哲学指南》，是由西方53位教育哲学家编著的综合且权威的教育哲学指南，该书分为四部分45章，即历史的及当代的教育哲学思潮，教学和学习，学校教育的政治和伦理，高等教育。二是开始关注分支领域和问题研究的教育哲学，如柯尔伯格的经典之作《道德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沃尔夫冈·布列钦卡的《教育知识的哲学》，加雷斯·B。马修斯的《童年哲学》，埃德蒙·伯克·费德曼的《艺术教育哲学》等。

系统研究。彭正梅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这本著作属于以论带史，并非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系统介绍。西方教育哲学的研究不及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

总之，21世纪以来，教育哲学研究突破了概论式的教材编写，开始向分支领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扩展。就领域而言，教育哲学内出现了课程哲学、教学哲学、德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等，教育哲学的分支学科更加丰富。就问题研究而言，既有教育哲学元问题的反思，也有教育哲学的一般问题探究，更多的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随着有些问题的专题性研究的深入与系统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教育人学、教育价值论、教育认识论、过程教育哲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问题哲学尤其是教育实践问题研究成为教育哲学研究主要领域，得到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