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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曲折探索（第1页）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取消了教育哲学，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代替教育哲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教育学中的“教育哲学思想”。因此，我们这里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考察。对待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方面积极引进和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则批判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破一立，两个方面几乎同时进行。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教育学的中国化形态，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方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思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①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新民主主义教育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教育学，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学。这个时期出版的著作，如朱智贤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文光书店，1949）、胡守菜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商务印书馆，1950）、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被用作教育系课程计划中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教材或参考书。以胡守菜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为例，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理论依据、马列主义的教育本质、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社会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哲学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生物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方法论。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了《教育学参考资料》，临时作为《教育概论》的教材或参考书。内容分为三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论学习问题。这三部分的内容都是较早解放地区的教育文件和经验，包括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论述以及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构想等。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教育界开始了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全面“移植”和对旧教育的全面批判。

二、移植苏联教育理论：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民主主义教育只是提出“借助于”苏联的教育经验，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发展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思想，这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教育学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就政治原因而言，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苏为师”的“一边倒”方针。就教育学自身而言，新民主主义时期编写的教育学材料，缺乏系统性，基本反映的是最早的解放区的政策和经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新事物，而苏联有成熟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1952年11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学习苏联“做得不够彻底，也不够系统”。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鉴。”因为“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我们的教育要为工农服务……这正和苏联相同，更是只有学习苏联经验，才能较快较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①

因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学的第一个**就是学习苏联。据统计，1949—1966年，共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1957年为52本，1953年一年就翻译出版20本，而1960—1966年无一本译著出版。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统计，1950—1957年，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②在编译和出版的教育学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1950—1951年，凯洛夫《教育学》（上、下册）在我国翻译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人民教育》还大量刊发了该书部分章节的译文和学习体会，凯洛夫《教育学》的观点被全盘接受。1951—1953年形成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大多数师范学校将其作为教育学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城市中小学教师几乎人手一册。③一时间，凯洛夫《教育学》几乎代表了苏联教育学，等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典范。凯洛夫《教育学》，“全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称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④。

凯洛夫的《教育学》是供苏联高等师范学院开设教育学课程使用的教科书。全书分为三编，共21章，⑤分别为：

第一编：教育学总论，有教育学的对象与方法、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第二编：教学理论（教学论），有教学过程、教养和教学的内容、上课是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学法、学生知识的检查方法和评定方法。

第三编：教育理论，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形成、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与苏维埃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劳动教育、自觉纪律的教育、意志与性格的教育、美育、体育、学生集体的组织与教育、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苏维埃学校的教师、学校与家庭、国民教育制度。

仅从凯洛夫《教育学》的章节便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学著作。作者把教育学看作科学，因为它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凭借着科学认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教育学才初次获得了正确反映教育现象规律的可能性，才能做出教育经验的客观分析，并能建立获得辩证的概括结论，作为行动的正确指针。”①

凯洛夫的《教育学》把教育看作上层建筑，认为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②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强**育的阶级性和教育学的“党性”。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党的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③

此外，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是供苏联师范专科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该书在体系上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区别不大。全书分为四部分：教育学的一般原理、教学理论、教育理论和学校行政。总论中设专门一节阐述“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该书作者把哲学分为唯心论和唯物论两个部分。资产阶级教育学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该书作者批判唯心主义无视社会制度的现实，把社会、人和道德都看作抽象的、外在于社会的存在，从而掩盖了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是从普遍精神和绝对理念出发，而是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出发。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教育学才能成为揭示人的发展、教育、教养规律的真正科学。①

学习苏联教育学是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我们不仅翻译了大量苏联教育学教材，而且邀请苏联专家直接到中国参与教育学师资培养，如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起先后邀请了波波夫、普希金、崔可夫、马弩依连卡等，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了杰普莉茨卡娅。凯洛夫本人也于1956年12月30日至1957年1月23日在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开展一系列讲演和座谈。据报道，与之会面或前来听报告的有1。5万余人。②苏联专家的教育学讲义也被印刷或出版。

在学习苏联教育学基础上，我国也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大纲和教材。1952年，教育部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基本模仿自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著的《教育学》。后来根据大纲，教育部组织张凌光、丁浩川等专家编写了供中等师范学校参考用的《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在序言中，作者指出，该书参考苏联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编写。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又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这些都是参照苏联各级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的实际而制定的。①后续根据这些大纲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基本是参照苏联教育学教材体系编写的。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讲义是“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

三、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批判

杜威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旧教育进行改造，自然就要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55年第5号《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主要是批判实用主义以及杜威的教育哲学。《哲学研究》《人民教育》《新建设》以及《厦门大学学报《华南师院学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等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有苏联学者冈察洛夫的《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判》②（1950）、梅里维里的《实用主义》（1951）、李达的《实用主义》（1955）、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上篇）》

（1950）、《杜威批判引论（下篇）》（1950）、《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谬论》（1955），以及张腾霄、杜佐周、曾作忠、戴本博、王天一、毛礼锐、刘桂灼等的著作，还有严永晃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知识论》（1956）、黄凤漳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1958）、邓峻璧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学过程的理论》（1958）等。这一时期出版了曹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新知识出版社，1956）、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傅统先的论文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1、2集，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杜威受到批判后，他在中国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思想也遭到批判。

批判者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社会哲学和教育方法论。社会哲学中诸如生长论、进步论、无目的论、智慧论，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教育方法论以其知识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对批判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具有“外部**性”，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时期的批判，如同刘佛年回忆时所说，大约从1952年起，“我们全面学习当时苏联的教育学。它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的社会本质，但对资本主义教育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①，

四、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1956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就国际而言，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就国内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但1958年教育学建设上有两个重要事情：一是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二是提出教育学中国化，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