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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恶理论的大纲（第1页）

（四）恶理论的大纲

1。背叛

我在第四章已经开始解释背叛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一旦一个人类动物不再能够设法将下述两类利益，即鼓励人类动物成为主体的无偏涉的利益，与纯粹和单纯的利益以其自身统一可行的假定联合起来，那么就无法清楚地确定前者是否胜过后者。

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可被称为危机的时刻。真理—过程“就其自身来说”是未受危机影响的，它由一个事件启动，原则上延伸到无限。能够进入危机的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某人”，他们进入由这一过程所诱发的主体构成之中。每个人都很熟悉这样的危急时刻：情人面对的危机、研究人员受到的打击、战斗性的懈怠、艺术家的贫乏。或者某人在试图明白—道数学证明中的持续性失败，或者一首诗难以简约的晦涩，其美丽却能被微弱地觉知到等。

我已经解释了这样的经验来自何处：是在利益要求的压力之下——或相反，是由于在主体的持续忠诚的内部新的要求——我所习惯于维持的幻像作为自我形象的破灭，在我的日常利益与无偏涉利益之间、在人类动物与主体之间、在必死的和不朽之间的混淆。而在这一点上，我遭遇到的是在这一真理伦理所提议的“继续前进”，与我所是的仅仅必死的“坚持存在”的逻辑之间进行单纯的选择。

忠诚的危机总是随着一个形象的破灭之后，将一致性的格言（因此是将伦理学的格言）“继续前进”置于考验之中，即使是当你已经失去了线索，当你在过程中不再感到“被抓住”，当事件本身已经变得模糊，当其名字已经失落，或当它似乎命名了错误的（如果不是幻像）的东西，还是要继续前进。

因为，幻像的众所周知的存在对于将危机结晶化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意见告诉我（因此我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在意见之外），我的忠诚很可能是施加给我自己的恐怖，因此，我所坚持的忠诚看起来非常像——简直太像——这个或那个被证明了的恶。这总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一恶（作为幻像）的形式特征正是真理的那些特征。

这样，我就暴露在背叛真理的**之中。背叛不仅仅是放弃，不幸的是，一个人不会简单地放弃真理。否定我自己之内的不朽完全不同于放弃，不同于妥协：我必须总是说服我自己，使自己相信，这里所讨论的不朽从未存在过，因而我的感觉会聚在对这一点的意见上的，而全部意见的目的，正在于通过为利益提供服务而否定这一点。因为如果我承认不朽的存在，它就会命令我继续前进；它具有真理所诱导的永恒力量。结果，我必须背叛正在成为主体的我自己，我必须成为那个真理的敌人，那个真理的主体正是我构成（或许是由他人陪同的）的“某个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前的革命一定要宣称它们曾经在错误和疯狂中失落，为什么旧情人不再理解他为何爱上了那个女人，为什么一个倦怠的科学家开始产生错误的理解，并且通过官僚常规使其自己的科学发展遭受挫折。由于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内在固有的断裂，你只能通过断开与你被抓住的断裂之间的联系，才能“离开”它（也就是说，根据拉康强有力的术语，这就叫作回归“物品的服务”）。而与断裂的这一断开有其连续的动力。处境的连续性和意见的连续性：所有以前在“政治”或“爱”的名义下出现的东西，最多只是一个幻想，而最糟糕的则是一个幻象。

因此，正是真理伦理的失败，在危机难以决定的关键点上，使自己表现为背叛。

这是一种没有回归的恶；背叛在幻象之后，真理使之可能产生的恶的第二个名字。

2。不可命名的

我说过，真理转换了信息交流的规范并改变了意见的范围——这就是它的“回归”效果。这倒不是说，这些意见变成了“真”（或假），而是它们没有真理的能力——真理在其永恒的多重存在上，仍然对意见没有影响。但它们成了其他。这意味着以前显而易见的判断不再成立，他者成了必要的，交流的手段改变了，如此等等。

我将这一对意见的改组称为真理的力量。

现在，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是：在追求其忠诚历程的处境中，真理的力量有潜力成为一切吗？

真理的全部力量之假设所暗含的是什么东西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本体论公理：一（客观的）处境，尤其是一（主观）真理“运行”期间的处境，永远是多重的、由无限要素（这些要素自身也是多重的）所构成的。那么，意见的一般形式又是什么？一种意见乃是运用于这一或那一客观处境中的要素的判断——“今天有暴风雨”；“我告诉你：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腐败的”等。为了能够“讨论”处境的诸要素——就是所有属于这一处境中的要素——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命名它们。“命名”仅仅意味着人类动物正适合于就这些要素进行沟通，将其存在社会化，并且根据其利益来管理它们。

让我们将“处境的语言”称之为命名构成处境的要素的实际可能性，因而也是交流关于它们的意见的实际可能性。

每一真理都这样涉及处境的要素，因为真理的过程都不过是从事件的视角对这些要素进行考察。在此意义上，真理—过程确定了这些要素，进入一真理的主体构成的某个人，将必定通过使用处境的语言——作为“某个人”，就像其他每一个人那样用这些语言——为确认这些要素做贡献。从这一立场上看，真理—过程穿过处境的语言，正如它穿过每一种要素的知识。

但是，根据真理而对一个要素进行的考察，同根据意见而进行的实用性评估完全不同。它不是将这一要素包容进人类动物的利益中的问题——人类动物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存在分歧的，因为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它只是按照固有的、事件之后的断裂而展开的对这一要素的评估。这一评估自身是客观的，它寻求赋予该要素以一种永恒性，以便同成为不朽的“某些个人”保持一致，这些个人参与了真理的主题，而该主题提供了评估的实际基础。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性的结论：真理最终改变了处境中的诸要素的名字。这意味着，它自身对要素的命名是实际命名之外的某种东西，在其出发点上（事件、忠诚）及在其终点上（一个永恒的真理）都是如此，即使是在真理—过程穿过处境语言的情形中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除了使意见的交流得以可能的客观处境的语言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使命名真理得以可能的主体—语言（主体处境的语言）。

事实上，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要点。科学的数学化语言绝对不是意见的语言，包括关于科学的意见语言。宣布爱的语言可能事实上是非常陈腐的（例如，“我爱你”），但它在处境中的力量却是完全不同于对同样这些词语的一般使用。诗人的语言不同于记者的语言，而政治语言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对意见的听众来说，它听起来像是难懂的行话。

重要的是，指向意见的真理的力量在与主体语言的接触中，迫使实际的命名（对客观处境的语言）屈服并改变形象。正是这一点且唯有这一点，才在真理的影响之下改变已确立的交流规范。